文化｜字幕组消失的背后：谁的版权与信息自由

文｜星际大盗史派克

人人字幕组被“依法”处理了。在这以前，是近十年来一众知名BT中文资源网（如BitTorrent中文网）及字幕共享平台（如射手网）被关停。2019年胖鸟关站时，也曾引起网络上短暂的哀鸿遍野。作为中文世界最具规模的字幕组，人人消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也就不难理解。

曾几何时，由于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度，观众每年只能在院线观看到二三十部由文化部门认可引进的国外作品。盗版CD“猖獗”的年代，人们在地下市场和街边小巷交换第六代导演作品的拷贝。其中不乏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作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与国内观众公开见面。

互联网的接入使得网络逐渐成为影视作品传播的主要途径。为了跨越语言文化的藩篱，字幕组随着影视资源论坛的建立逐渐兴盛起来。这意味着只要成为网民，中国观众就能轻易地欣赏到前所未有的海量文艺作品。这是互联网将世界拉平、打破垄断特权的一个的例子。

然而，一句紧随而来的名言是，“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由于翻译权同属于文化工业产品版权的一部分，这些字幕组不免受到时断时续的打压。从这个意义讲，将字幕组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暗示了一种宿命式的悲剧色彩。

但是，字幕组被放逐的原因，可能远非侵犯影视作品翻译权这么简单。版权保护虽已成为国际贸易通行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它的合法性是天然正确的，不能被拷问。我们所见证的，也许是维护私有产权和特权的旧秩序与新生事物之间所开展的残酷斗争。

魔鬼杀死天使：资本主义法权vs互联网数字公地

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非营利志愿者翻译组织，字幕组其实并不是本土独有的事物。实际上，字幕组志愿性的无偿劳动、兴趣导向的分工模式以及无视版权保护不限量分发拷贝的特点，都可以从日益被遮蔽的互联网传统精神中找到根源。

随着知识内容可以借助计算机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进行点对点传输，人们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设想，可以利用这些新兴技术来帮助我们抹平人类社会现存的地域、阶级、国际分工等差距，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文明模式。除去影视内容，诸如文字、图片、音频、程序（包括软件）等形式的艺术和知识都可能借此得到更加平等和自由的传播，从而填补发展的鸿沟。这些设想激起了一部分技术工作者的热情。

1970年代逐渐成形的自由软件运动，旨在确保用户在使用、学习、共享和修改软件方面享有自由——为了做到这些承诺，被开发出来的自由软件不受所谓版权的制约和保护，通常是免费的。运动中的知名人物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在1985年3月发表的《GNU宣言》中这样写道：“知识产权并非天生的权利……所有知识产权都只是社会发放的许可证……就任何具体情况来说，我们都要问：发放该许可证真的让我们受益了吗？”在斯托曼的号召下，程序员志愿者集体开发出来一种旨在取代开始收费的UNIX的操作系统——GNU/Linux。如今这一系统的源代码已超过2330万行，并一度成为软件资本帝国的噩梦。

为了对抗以微软为代表的资本财团——正是这些公司力图推动软件商业化、借助版权法圈地并努力实现垄断——斯托曼还发明了copyleft（相对于copyright，一种保护软件维持“自由”状态的许可证），在GNU通用公共许可证中予以实现。Copyleft许可允许作者向用户授予无偿使用作品以及获得、研究和修改程序的完整源代码的权利，但要求派生作品保持在同一许可下（即便未采用此许可也不能添加任何其它限制），从而有效阻止下游作者将最初的劳动成果变成专有软件（即被资本公司的版权法专门保护从而限制了使用、分发的软件）。

在原初意义上，由于继承了互联网打造免费数字公地的精神，字幕组天然地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之外。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在其1998年的文章《高科技礼物经济》中称赞自由软件运动那样——它代表了礼物经济的回归，基于人们的业余爱好以及互联网对经济稀缺性的消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称赞字幕组的工作，这里体现了人类互惠共享而不求私利的精神。

最早的自由软件运动者可能也没有想到，当初他们撰写以用于软件分发的理论准则，实际上也适用于一切互联网上具有无限可复制性的内容。一些新左派作家例如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指出，点对点共享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稀缺性。没有稀缺性，价格就会降为零，市场就会停止运转。因此，当人们开始免费复制和共享时，他们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付费一次就占有一次。“资本主义最终将无法面对21世纪技术变革的爆炸式增长，而这正将我们推向一个后匮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市场不再有效。资本主义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利用法律威胁和专利来人为地恢复稀缺性”（《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

这也是字幕组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不非法的主要原因之一：版权和专利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保有稀缺性、圈禁劳动成果的工具。而在一个急切地需要获得国际贸易秩序接纳并建立起相应市场法则的地区，字幕组只是存在非法程度的差异而已，因而被打击的力度和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尤其是考虑到影视文化工业在国际之间存在不同等级的生产秩序，当长期扶持下日益成长的民族产业被视为已经能够与外来资本进行抗衡的时候，字幕组就更加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除非这些草根组织愿意被收编，成为文化入关的宏大叙事的一个部分。而这与它们过去所从事的工作方向可能是相反的。

字幕组能够避免变质吗？

对被取缔的字幕组的一种指责声音是，它通过出售免费资源来牟利，并且剥削了那些进行无偿劳动的基层志愿者，因而违背了自己为平民服务的初心。

奇怪的是，尽管法律消灭字幕组与人们指责字幕组变质完全是出于两种不同的考虑，但一些免费资源的享用者似乎误以为法律在代表他们惩罚字幕组的堕落，仿佛在任何情况下，版权保护都不可能成为打击异见的工具。

实际上，法律并不在意盗火者的道德水准是否退化成了二道贩子。根本上来说，字幕组的初心就是不被允许的。为了迅捷甚至同步地实现内容分享、传播，它们必须打破资本市场的版权保护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审查。这些阻碍是字幕组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但这也为字幕组的转变埋下了隐患。

2008年，由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发布的《互联网试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指出：“未按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广电总局随后在2009年针对300多家资源网站的集中整治中说道：“近年来一些网站公开、大量地侵权盗版传播影视剧等节目……国际国内要求政府依法采取措施对这些网站予以查处的呼声非常强烈……（这些网站）没有广电总局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不具备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资质。”

在随后的若干年里，优酷、土豆、乐视、B站、爱奇艺等也大量使用过盗版资源的视听平台开始购买版权，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但是，这并没有宣告曾经主要依靠BT分发资源的字幕组死亡。国内正规平台由于审查的原因，与国外资源发布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也时常出现大量删减和画面打码，因而根本无法做到保持同步和原版，且字幕水平与专业字幕组也存在差距，这些原因都导致盗版资源和野生字幕组仍然有生存空间。只是字幕组志愿工作者所面临的风险确实更大了。许多字幕组选择解散。

一些想要存活下去的字幕组则开始与取得资质的视听资本平台合作，谋求自身的正规化。以人人影视为例，在2014年遭到美国电影协会警告而关站后，字幕组运营者也一度谋求平台的合法化，并接受第三方投资转型做美剧社区，与投资方团队共同参与“人人美剧”项目的运营。2015年至今，人人美剧（后更名为“人人视频”）获得多次融资，创新工场、百度视频、小米集团等资本纷纷入场，并开始将主要方向转向国外短视频的翻译制作和内容付费上。

2017年，“由于和投资方在理念和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分歧且矛盾不断”，人人影视宣布与已经更名为人人视频的人人美剧作切割，继续“为爱发电”。这意味着人人影视放弃了谋求正规化。与商业化的人人视频不同，人人影视APP中始终没有出现直接对用户收费的项目，所有可见的收费来自于片头广告和弹窗页点击——这些收费扣除服务器租用和日常网站维护费用，可能所剩无几。实际上，正是为了解决独立运营后的资金问题，人人影视先后出现了下载资源附带游戏链接、向会员征求捐款、高价售卖资源硬盘等如今被诟病的行为。

当最终获得正规化的人人视频得以与重庆广电这样的官方媒体开展合作时，值得拷问的是，字幕组曾经的理想主义是否还能得以留存？在与大资本竞争的过程中，转型的字幕组要么接受对方的整合，成为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要么走向内部的自我剥削，受到用户乃至其它字幕组的谴责。假若这些组织内部出现了以免费劳动为名的剥削，是否应该由民众拿起自己的武器，进行谴责、监督和抵制，而不是寻求来自法的裁决。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本不建基于法的权力，而恰恰来源于与其保持距离。

或者，静静地等待死亡，是所剩不多的本土字幕组的出路？

必须夺回未来：重新想象互联网乌托邦

让我们再分享三个相似的案例。

海盗湾由瑞典反版权组织海盗局（Piratbyrån）于2003年9月建立。网站访问者通过搜索、下载和贡献磁链接和种子文件，促成全球用户之间的点对点传输，内容包括音频、视频和文本等等。尽管被迫多次更改域名，海盗湾仍然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BT网站，并在多次争议和诉讼中成为反版权运动的急先锋。2009年4月，该网站的三位创始人Peter Sunde、Fredrik Neij和Gottfrid Svartholm在瑞典的审判中被判协助版权侵权有罪，判处一年徒刑并罚款。起诉他们的主要是国际唱片业协会以及诸多好莱坞影视资本巨头。

2011年1月6日，致力于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互联网黑客活动家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由于他的英雄主义行为而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警署逮捕：借助学院给予的研究员访客账户，亚伦把电脑接入麻省理工学院校园网络，对JSTOR上的学术期刊进行大规模系统性下载，然后共享给其他网友。亚伦·斯沃茨被联邦检察院当作打击盗版案例的典型，面临合计最高35年的刑期以及100万美元罚金、没收财产、归还失窃物品和监视居住的处罚。2013年1月，他被发现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公寓内自缢而死，成为第一个为自由信息运动殉道的人。而在2015年，垄断学术信息版权的资本巨头爱思唯尔在美国纽约地方法院向一个于2011年成立的Sci-Hub非营利免费学术论文下载网站提起侵权诉讼并胜诉。网站创建者哈萨克斯坦研究生亚历山德拉·埃尔巴金（Alexandra Elbakyan）面临巨大威胁，Sci-Hub不得不多次更改域名。2021年1月，Twitter以Sci-Hub存在盗版论文为由屏蔽其账户，且宣布不可申诉。

2006年，澳大利亚黑客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参与创办维基解密。自成立以来，维基解密所发布的机密文件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他新闻媒体加起来的总和。由于屡屡公开美国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对外行动中的丑闻，阿桑奇不得不多次逃亡。2019年5月1日，阿桑奇在英国伦敦被以违反保释条例为由判入狱50周。美国政府试图引渡阿桑奇并在国内法院进行审判。目前伦敦地方法院暂时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请求，但阿桑奇仍被关押在监狱。

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的草根对抗精英统治的民主化战争当中，它致力于反垄断、消灭特权和去中心化。在盗火者的一边，互联网作为一种知识与文化共享的数字乌托邦理想，永远不会消逝。通过免费传输，资本和官僚机构所努力保卫和圈禁的各类机密必须被公之于众，假借各类人民“授权”而聚敛的利益需要遭到打击，并被还给原来的主人。然而，触犯“天规”的反叛者们也面临严重的惩罚，甚至遭到扼杀。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终止的预兆，但可能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

今天，我们谈论让一个字幕组不变质，除了要求志愿翻译人员保持道德感（如果只是白拿，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呢），根本上难道不应当要求消灭两个主要的传播阻碍吗？我们谈论字幕组，也不仅是在谈论996之外是否能够畅通无阻地观看几部外国影视剧，甚至不仅是在谈论互联网精神中所包含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我们在谈论未来，我们原本可以把握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得以重新想象许多种未来中的一种：人们不受老板的控制、不为报酬而劳动，兴趣和志向成为工作的主要动力；民主控制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产品无限拷贝、分发和修改，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者；发达的社区/家庭工厂和本地生产，重新建构的生产秩序；用于缩短工时和增加闲暇的技术；形同虚设的国界。实际上，物质生产也受到非物质生产的启示，最新的技术可以迅捷地实现全球同步，机器图纸采用通用公共许可证。不需要惊讶，这是我们从字幕组的工作中预见的潜力。

回到当下的字幕组和影视文化工业。今天的现实是，文化工业发达的地区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文化正向输入，这极大塑造了字幕组的工作。无论字幕组拥有什么样的基因，它们无法改变这种文化垄断的生产格局。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文化工业是否发达与文化是否值得被欣赏和引介，并不是一致的。字幕组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也无法摆脱文化市场的引导，这可能是一个很少被注意的事实。尽管字幕组已经做了巨大贡献，但一些小语种地区的、没有进入主流市场视野（无论是电影节还是院线）的、没有走常规制作渠道的作品，更难被关注到。换句话说，信息的传播环节无法摆脱生产秩序的影响，或者也可能成为其中的一环。字幕组原本致力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因而具有进步性质，但反而可能发现无法干预产品的同质化过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重新想象未来的原因：必须重构生产秩序。

至于在当下的阶段，我们可以如何加入到促进信息自由的解放力量当中去？一是点对点定期捐赠，比如维基百科（wiki）一直有这个请求。既然付费暂时无法避免，必须防止我们的资助被传统的版权垄断公司和新兴互联网平台劫走。二是对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人给予支持，尽量去声援知识共享的运动，而不是接受他们被污名化。三是借助互联网搭建起知识公地的平台，提供更多实验性的模型和案例。例如已有一些艺术家创作者创建的在线合作社。或者，也可以从建立和加入一个字幕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