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6：台灣問題的啟蒙

2021 年 10 月 25 日

對我來說，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

有讀友說，一直都不太明白，經歷過大飢荒、逃港潮、文革、六七暴動，為什麼七十年代仍然有不少人支持統一？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1866-1952）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除了說歷史到了當代人手上，就會由當代人去詮釋，是否歷史真貌已無從計較之外，還因為人的思想精神都是當代的，因此我們思考過去的歷史時，也很難把自己的思想精神納入歷史的時空中。

七十年代的香港，儘管目睹了過去30年中國大陸搞階級鬥爭的災難，但主導的社會政治意識，仍然是「我是中國人」、追求「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觀念。親台的學者、報人，傾向「反攻大陸」，實現「中華民國統一」；親中共的左派當時就在文革告終的情況下，呼籲國共談判實現統一。那時候，排除統一的獨立自主意識，幾乎是不存在的。《七十年代》基於統一是熱門話題，當時就廣邀左右派學者和意見領袖一起討論。因為我們本身有左派標籤，所以實際上是邀請非左派人士。也許不少人認為舉辦這座談會是中共的「統戰」，但回想當年，在舉辦座談會前不久，我曾經被左派領導人叫停，但由於一切都準備好，而且要參加的人也確定了，因此無法取消，而《大公報》的羅孚最後也決定參加，以平衡非左派佔主導的形勢。

被委託主持者是中文大學副校長鄭德坤，他開宗明義提出，在香港的中立人士，在統一運動中有什麼是可以貢獻的。參加座談會的右派政論家徐東濱說，被邀的許多人沒有出席，顯見左右派坐在一起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還不是時候，但他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認為中國應該統一的，他提出了要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作為統一的前提。另一位提供書面意見的右派政論家繆雨，就認為國家必須統一，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制度不同不能作為反對統一的理由；自由人權民主雖眾心嚮往，但不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

在主持人和左右派一面倒支持統一的情況下，出席座談會的台灣本省人的意見就顯得很突出了。出席的台灣人除了中大政治行政系的翁松燃之外，還有廖光生，和以「來賓」名義出席的李弘祺。

首先，他們作為台灣人，家庭聯繫和社會聯繫都在台灣，他們在香港參加一個左派雜誌主導的關於中國統一的座談會，對他們來說有一定的政治風險。也因此，其中一人要匿名參加。

其次，台灣當時仍然處於戒嚴狀態，在蔣政權的威權統治之下，政治意識是中華民國乃一個中國的正統，中國必須統一在中華民國之下，是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意識。台灣人在座談會提出「統一是否一定好，不統一是否一定不好」的意見，確實是一個既不可以在大陸也不可以在台灣提出的意見。

其三，翁松燃在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統一是不是國共兩黨的問題？即使台灣人都支持統一，但是否由國共兩黨和談就解決，而不需要問過台灣人。幾位台灣學者從台灣歷史來論述，說台灣一直任人擺佈，清廷敗於日本，拿台灣作犧牲品；國民黨在內戰中打敗，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實行戒嚴；現在中共說要統一了，好像也不需要問台灣人有什麼想法。作為台灣人，他們想起來心情都不愉快。

其四，翁教授發言以香港的地位作為切入點，提到談統一或任何有關海峽兩岸的政治問題，當時無論在大陸或在台灣，都有種種政治忌諱，不能暢所欲言，而只有在香港，才能提出他們心中的真正想法。因此，香港的存在是否有它的意義？如果不存在了，統一了，是否就不能暢所欲言了呢？

對我來說，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它打敗了我思想中的「統一是天經地義」的未經思考的先驗意識，使我認識到任何政治歸屬的改變，若沒有當地人參與，僅由掌權者通過談判或戰爭去決定，都缺乏合法性，也都是人民不能夠接受的。都極可能帶來災難。

更重要的意義，是使我更認識到殖民地香港的存在對兩岸的重要性。許多大陸或台灣發生的事情和政治意見，當時在兩岸都看不到，只有在香港可以傳播；兩岸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也只有在香港才可以充分討論。而如果我們相信「只有批評才會有進步」的話，那麼我作為一份雜誌的主筆政者的想法就是，要充分利用香港這個言論自由的條件，去促進兩岸的進步。

座談會後，我寫了一份意見書給潘公，表示在兩岸關係中，不應只向國民黨招手，更要聽取台灣人特別是反對派的意見。我不知道這意見書有沒有轉到北京高層。但從其後中共的表現來看，這些意見應該是聽不進去的。

（原文發佈於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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