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之外的抗爭（1）：區議會（上）

街頭之外的抗爭

在2019年下半年持續的示威浪潮中，抗爭的種子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播種生根。當兩所大學的示威在2019年11月被嚴厲鎮壓後，街頭抗爭面對無以為繼的困境。在運動中誕生的新工會浪潮、區議會、「黃色經濟圈」則乘載運動的能量，成為示威者繼續抗爭的主要陣地。

2019年12月，內地的新冠肺炎疫情曝光，2020年1月底，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在疫情中，港府在抗疫政策上的反應遲緩，卻以「控制疫情」的名義打壓集會遊行自由、推進對公民社會的監控；而新工會、區議會、「黃色經濟圈」等網絡則成為「自救抗疫」的主體，動員公民社會在「抗疫」中「抗爭」，產生更進一步的跨網絡連結。

另一方面，在急遽緊縮的政治環境中，抗爭者要在公共空間的大規模示威表態十分困難，圍繞著區議員、新工會、黃店的網絡是持續發聲反抗政治打壓的重要力量，而這些在街頭之外的抗爭空間也是抵抗政治打壓對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侵蝕、維繫抗爭者之間的連結的重要陣地。

區議會

在過去的民主運動中，體制內的議會選舉和體制外的街頭抗爭間長期存在張力。過去幾年，隨著爭取民主無望，越來越多抗爭者認為：泛民主派政黨的議會路線不但未能推動政制上的改變、更壓制和消解體制外的「直接行動」，因此對選舉抱批判的態度。「立法會」和「區議會」是香港主要的兩個議事機關，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在2019年11月24日（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五個月）舉行，是運動爆發後的第一個議會選舉。「反修例」的抗爭者開創出「議會」不同的意義，不再在體制內和政府斡旋，而是利用議席彰顯民意、支援體制外的抗爭。

本章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在2019年以前，「區議會」所扮演的角色和現況背景；第二部分介紹「反修例」抗爭者在區選中搶佔議席的動員；第三部分則介紹區選的勝利和意義；第四部分介紹抗爭者利用區議會平台的實踐；第五部分介紹區議會的意義和限制。

1.    過去的區議會格局

香港共劃分為18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各有其所屬的區議會。區議會是諮詢機構，並沒有獨立財政權和政策制定權，主要職能是向政府提供地區工作的意見、在政府撥款後審批當區的文娛活動和公共設施相關預算；區議員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有一定的影響力[1]。在區議會選舉制度的設計上，全港18個行政區再被劃分作多個覆蓋數個街區或屋邨的狹小選區，居民每4年以簡單多數制在每區選出一名區議員。

從1990年代起，區議會選舉是各個政黨搶奪資源的陣地爭奪戰。在2003年的區選中，建制派政黨承接市民反對「國家安全立法」的示威能量而失利，而後中央政府調撥大量資源發展和鞏固親建制的地區政治動員網絡。

從此建制派政黨在政府行政資源的配合下，透過舉辦活動、提供服務、贈送「蛇齋餅糭」（蛇宴、齋宴、月餅、糭子）——四種傳統節日的主要禮品，在基層及長者居民之間獲得信任，獲取居民的認識和選票，形成「社區福利主義」。此後，區議會長期被建制派政黨所控制。在2015年的區選中，近七成當選區議員[2]和建制派有政治聯繫（299席），政府也利用建制政黨在區議會的優勢為政策做民意背書，例如：18區區議會主席發佈聯合聲明支持「一地兩檢」和「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直上立法會。另一方面，因區議會在地方工作並沒有實權，民主運動參與者一直以來並不積極參與區議會、市民投票率也並不高，多區的建制派議員因沒有競爭對手而「自動當選」，這些選區被稱作「白區」。

2.   「反修例」抗爭者搶佔區議會

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不久，抗爭者迎來區議會選舉的競選期，過去不受重視的區議會在運動中變作寸土必爭的戰線之一。在政治表態上，抗爭者透過動員市民投票給非建制候選人，彰顯社會上大多數的民意支持「反修例」，並且杯葛建制派。在實際層面，儘管區議會的實權有限，但抗爭者盼能利用議席所帶來的資源和位置促成政治表態平台、配合地區抗爭網絡扎根社區，也計劃透過搶佔區議會席次阻斷建制派從議席獲得的經濟資源、在地方工作中鞏固「樁腳[3]」的機會。

在「反23條」和「雨傘運動」後，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也曾受社會運動的影響投入選舉，然而2019年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在2019年6月，網民整合18區區議會的「積極考慮」參選名單，並動員示威者在「白區」參選以挑戰建制派。抗爭者通過連登、電報等網絡平台連結、在各區開展地區工作、共享資源、組成選舉聯盟[4]推出共同政綱。在「反自動當選運動」等平台的協調下，共有115位沒有政治參與經驗的「素人[5]」參選，也是首次所有選區（452個）都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參選。

在競選政綱上，不同過往聚焦地區的民生事務，2019年的民主派候選人提出扣連「反修例運動」的競選論述，例如：獨立候選人提出「齊上齊落光復區會、民主民生缺一不可」、「黑白良知，寸步不讓」等選舉口號；民主黨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追究警暴、防止濫權、改革警隊」為重點政綱。部分聯合政綱和運動直接相關，例如設連儂牆、徹查「721無差別襲擊事件」等。

3.   區議會選舉的勝利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在11月24日舉行，適逢「反修例」第5 個月，街頭的衝突在持續升溫中達至頂點，示威者持續數日堵路癱瘓城市運作，兩所大學的示威則遭到強硬的鎮壓和拘捕，在市民對警暴感到憤怒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對示威影響日常生活的不滿，建制派再三提出「民意逆轉」（運動支持者大量減少，運動不再受大部分人支持）的說法。在這個背景下，區選的重要性驟升，成為建制派和民主派對決的民意「公投」：抗爭者動員市民投票給民主派的候選人以支持運動、以譴責警暴、懲罰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建制派政治人物和報紙則號召市民票投建制派候選人以「止暴制亂」、「向暴亂說不」。

在各陣營的高度動員下，當日的投票人潮洶湧，在票站排隊等候投票的時間長達數個小時，投票人數（294萬）和投票率（71.2%）（圖1）都創下歷史紀錄。民主派獲得167萬票，建制派則獲得120萬票，得票率分別是57%和41％（圖2）。在簡單多數制下，非建制派在全港452個議席中取得389席，在17個區議會取得大多數，建制派僅有59席（圖3）。區選的結果顯示建制派所聲稱支持運動的「沉默的大多數」並不存在，「民意逆轉」也沒有發生，大量市民向政府和建制派投下「不信任票」，對抗爭陣營是很大的鼓舞。另一方面，區選作為運動期間的首次選舉，被國際社會視作重要的民意指標，民主派大勝的結果帶來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的施壓。

2019年民主陣營在區選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反修例」的大政治氣候和示威者半年來在街頭的捨身抗爭的結果。在民主派的當選區議員中，有五分之一是因「反修例運動」而投身選舉的素人。根據學者蔡子強的統計，在115 位參選的素人中，有81位勝出區選，當中有不少年輕的參選人毫無政治資本，卻擊敗扎根地區多年的建制候選人[6] 。而這些沒有地區工作履歷的素人候選人的平均得票率（55%）和在地區長時間深耕細作的泛民主派政黨（57%）的平均得票率相若，反映出在2019年影響選民投票的關鍵因素是民主運動的政治立場而非從政履歷和地區工作的成績。

註：

[1]在選舉行政長官的1200名選舉委員會成員中，有117人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佔整體約十分之一，人數亦是選舉委員會各組成界別中最多。由於這些委員是互選產生，換言之只要某政治陣營能夠連結全港半數的區議員，就可以一次過在選舉委員會拿走117票。

[2] 2015年區議會合共有458名民選議員，有431席是由民選產生，另外27席是當然議員，由每區的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

[3] 指選舉中在基層為候選人拉票的工作人員

[4] 包括：屯門十兄弟、灣仔起步、離島連線、動元十八、西貢鄉民、天水連線等

[5] 根據蔡子強「區選數據庫」的定義，素人指的是並非代表泛民政黨及在 6 月 9 日反修例運動前已成立的地區組織；6 月 9 日以後才在地區開展工作（以 Facebook 專頁開設時間作準）；候選人名字在選前各泛民協調參選名單中有出現過（如反自動當選運動）。

[6] 例如：27歲的陳梓維在缺乏政治包裝和人脈資源的情況下，擊敗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冬，成為首個在佐敦南奪得議席的民主派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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