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学在俄国

维克托利亚•扎鲁托夫斯卡娅 / 著

王立秋 译

译案：本文原载《Banipal》文学杂志2017年夏季刊，总第五十九期。原文为阿拉伯语。杂志刊载的是本杰明•科贝（Benjamin Koebe）翻译的英文版。中译依据的是英文本。

本文原载 营地文学小组 2017-09-30，点击跳转，转录Matters存档。

维克托利亚•扎鲁托夫斯卡娅（Viktoria Zarytovskaya，1979—），教育学博士，俄国阿拉伯学家，翻译家。翻译过多部小说（包括纳吉布•马哈福兹和阿拉•阿斯万尼的作品），是多所大学使用的阿拉伯语手册的作者，此外还写作发表过三十多篇关于现代阿拉伯文学、阿拉伯语法和阿拉伯语教学的研究论文。现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助理教授。

开端

阿拉伯文学、哲学和其他知识领域作品的俄文翻译，除古兰经外，长期以来一直极为有限，大多数俄国读者也因此而无缘于这些作品。俄国译者对阿拉伯语的兴趣远不如他们对欧洲语言的兴趣；甚至都比不上他们对一些主要的亚洲语言的兴趣。但最近，阿拉伯文学开始在俄国的书籍市场和图书馆中获得立足之地——尽管只是尺寸之地——阿拉伯语-俄语翻译的一般理论也已经开始成形。

《古兰经》的第一个俄译本是在1716年，在彼得大帝的要求下完成的，译者是彼得•波斯尼科夫（Peter Postnikov），他是帕多瓦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尽管从年代来看，这个译本是最早的俄文版《古兰经》，但它是在安德烈•迪•里尔（Andre du Ryer）的法译本，而不是在阿拉伯语原文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译本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打一开头书名就弄错了，《古兰经》被译成了《突厥律法》（The Turkish Law）。而且，它也照搬了法译本的许多错误，俄译本不仅没有检查这些错误，还造成了更多的疏漏。

《古兰经》的第二个俄译本，完成于1790年，这个版本本质上是第一个版本的修订本，由俄国剧作家米哈伊尔•韦廖夫金（Mikhail Veryovkin，1732—95）根据法文本重新加工而成。众所周知，俄国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就用过这个译本，在《古兰经》的激发下，他写作了他的浪漫主义诗集，《仿古兰》（Imitating the Koran，也译作《古兰式的想象》[Koranic Inspiration]）。1792年，《古兰经》的第三个俄译本出现了，这一次依据的是乔治•赛尔（GeorgeSale）的英译本。这个译本的译者是阿列克谢•科尔马科夫（Alexey Kolmakov），他的翻译强调用词在技术和语义上忠于原文。

不过，从1864年开始，K.尼古拉耶夫（K.Nikolayev）的译本就变成最流行的版本了，尼译一共印了七次。这个译本依据的是波兰裔法国东方学家阿尔贝尔•卡其米斯基•德•比贝尔斯泰因（Albert Kazimirski de Biberstein）的法译本。

187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的迪米特里•博古斯拉夫斯基（Dmitry Boguslavsky，1826—1893）将军完成了第一部直接译自阿拉伯语的俄文《古兰经》。（有趣的是，“博古斯拉夫斯基”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他赞美上帝/真主”）。博古斯拉夫斯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在土耳其的外交工作。有文献零散地提到他从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塔吉克语翻译的多部作品，但不幸的是，这些作品没有流传下来。甚至他翻译的《古兰经》，在1995年被人们重新发现之前，也一直处于佚失状态。在那之前，人们还一直错误地认为，吉里格力•萨布卢科夫（Grigoriy Sablukov，一位来自喀山的东方学家和伊斯兰学者）1878年的译本是第一部直接译自阿拉伯语的俄文《古兰经》。长期以来，萨布卢科夫的译本一直因为其历史重要性、和用词之精妙而受到语言学家们的称赞。

接下来的《古兰经》译本就是苏联时期的产物了，这一时期给俄国和俄国东方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家和学者伊格纳季•克拉奇科夫斯基（Ignaty Krachkovsky，1883—1951）在完成他的译本前不幸去世了。不过他的译稿，尽管未完成，却因其对阿拉伯语同义词和结构的精确的、逐字的还原而备受赞扬。通过努力建设一个新的苏联阿拉伯学学派，克拉奇科夫斯基促成了阿拉伯语-俄语翻译在质和量上的飞跃，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个学派为阿拉伯文学和文化遗产研究建立了新的方法的、和理论的传统。克拉奇科夫斯基关于其时代的阿拉伯文学和十九、二十世纪文化的著作也为苏联时期的整个阿拉伯学研究领域确立了标准。著名的俄国东方学家，克拉奇科夫斯基的学生，奥尔加•弗罗洛娃（Olga Frolova，1921—2015），在2007年的一部以克拉奇科夫斯基名字为题的著作中称赞了老师的成就。

1919年到1925年间，克拉奇科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出版社的东方部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在那里的工作和他之前或以后从事的工作都不一样。这一经验表明，自1917年，也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俄国君主制的那年以来，东方学的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克拉奇科夫斯基本人也参与到每一个与阿拉伯文学相关的计划中去，并在其中以编辑或是序言作家的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引进、介绍的重要作品包括：《智者鲁格曼约书》（The Tesaments of Luqman the Wise），乌萨玛•伊本•蒙奇德（Usama Ibn Munqidh）的《默观书》（Book of Contemplation），《哈义•本•叶格赞》（伊本•图斐利的哲学小说），《一千零一夜》，伊本•穆格法的《凯里来与迪木奈》，伊本•哈兹姆的《鸽子的颈环》，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他还翻译了尚法拉（Al-Shanfara）的颂诗，并把这些诗集编集为《沙漠之歌》（Songs of the Desert），此外他还翻译了艾敏•雷哈尼（Amin al-Rihani）的诗和塔哈•侯赛因的《日子》。要理解克拉奇科夫斯基对俄国阿拉伯学的贡献，只要引用他本人的一句话就够了：“对一门学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它的基础打好，把它的规矩和原则立好，并把它大体的轮廓勾勒好。”

转折点

可以说，1929年到1939年间，当领域内开始出现独立、自发的创新力量的时候，俄国的阿拉伯学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次复兴。米哈伊尔•萨利耶（Mikhail Salye, 1899—1961）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标志着一个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的转折点，因为之前的一本都是从法译本辗转而来的。这一时期俄国涌现了许多阿拉伯学和阿拉伯文学翻译的专家，包括以下这些著名人物：安娜•多里尼娜（Anna Dolinina），瓦列里娅•基尔彼申科（Valeria Kirpichenko），鲍里斯•奇科夫（Boris Chikov），奥尔加•乌拉索娃（Olga Vlasova），著名记者列昂尼德•梅德维季科（Leonid Medvedko），应用东方研究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米库利斯基（Dmitriy Mikulsky），和外交家弗拉基米尔•沃洛萨托夫（Vladimir Volosatov）。还有像弗拉基米尔•夏卡尔（Vladimir Shagal）、伊戈尔•埃尔马科夫（Igor Ermakov）等那样的学者和学院人士。在苏联政权的支持下（苏联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俄国的阿拉伯学获得了自己的地位。

俄国译者和阿拉伯学家着手翻译和研究的阿拉伯作品分三组。第一组属于阿拉伯诗歌与散文的黄金时代，包括穆太奈比（Al Mutanabbi，916-965）的诗（Divan），《哈利利的麦嘎玛特》（Maqamat of al-Hariri，1054—1122）和巴迪•扎曼•哈马达尼（Badi’al-Zaman al-Hamadhani，969—1007）和一部分类童话集。

第二组作品有关于阿拉伯区域的社会与政治斗争的散文作品构成。这些作品包括所谓的“抵抗文学”，和与苏联有意识形态联系的作家的作品。值得一提的作家有迈哈穆德•台木尔（Mahmud Taymur）、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阿卜杜•拉赫曼•沙尔卡维（Abd al-Rahman al-Sharqawi），易卜拉欣•库尼（Ibrahim al-Koni），塔哈尔•沃塔尔（Tahar Wattar）和阿里•乌克拉•伊尔桑（Ali Uqla Irsan）。

第三组作品由那些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包括那些得过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构成。这些作家包括阿尔及利亚作家拉希德•布日德拉(Rashid Boudjedra)、(Assia Djebar)、(Mohammed Dib)、(Mouloud Mammeri)和(Kateb Yacine)；埃及作家塔乌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im)、塔哈•侯赛因(Taha Hussein)、尤素福•伊德里斯(Youssef Idris)、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加玛尔•吉塔尼(Gamal al-Ghitani)、尤素福•西巴伊(Yusuf al-Sibai)、穆斯塔法•马哈茂德(Mustafa Mahmoud)和默哈穆德•马赫藏布(Mohamed Makhzangi)；伊拉克作家加伊布•图玛•法尔曼(Ghaib Tu’ma Farman)、(Dhu al-Nun Ayyub)、阿布杜•拉赫曼•马吉德•拉比伊(Abd al-Rahman Majid al-Rabi’i)和布尔汗•哈提卜(Burhan al-Khatib)；黎巴嫩作家阿敏•里哈尼(Amin al-Rihani)和米哈伊•努阿伊玛(Mikja’il Nu’ayma)；巴勒斯坦作家加桑•卡纳法尼(Ghassan Kanafani)、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穆因•布塞索(Muin Bseiso)、萨米赫•卡西姆(Samih al-Qasim)、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萨哈尔•哈里发(Sahar Khalifeh)和亚赫亚•亚赫里夫(Yahya Yakhlif)；叙利亚作家阿多尼斯，萨达拉•瓦努斯(Sa’dallah Wannous)、哈纳•米纳(Hanna Mina)、扎卡里亚•塔米尔(Zakaria Tamer)和尼扎尔•卡巴尼(Nizar Qabbani)；约旦作家伊萨-纳乌里(Isa al-Na’uri)和法赫里•加瓦尔(Fakhri Qawar)；摩洛哥作家穆哈默德•则夫扎夫(Mohammed Zefzaf)、德里斯•什赖比(Driss Chraibi)、穆巴拉克•拉比(Mubarak Rabi)、默哈穆德•贝拉达(Mohammed Berrada)、默哈穆德•舒克里(Mohamed Chukri)、伊德里斯•胡乌里(Idriss al-Khouri)、穆斯塔法•米斯纳维(Mustafa al-Misnawi)、阿布杜•卡里姆•哈拉布(Abd al-Karim Ghallab)和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利比亚作家易卜拉欣•库尼(Ibrahim al-Koni)和卡米尔•哈桑•马库尔(Kamil Hassan al-Maqhur)；苏丹小说家塔伊布•萨利赫(Tayeb Salih)和现代苏丹诗歌选；也门作家穆哈迈德•阿卜杜拉•瓦力(Muhammad ‘Abd al-Wali)、阿卜杜拉•巴尔杜尼(Abdallah al-Barduni)和阿卜杜拉•阿齐兹•马卡勒赫(Abd al-Aziz al-Maqaleh)；科威特作家莱拉•奥斯曼(Laila al-Othman)、哈马德•马兹尼(Hamad al-Mazini)和哈里发•瓦克扬(Khalifa al-Waqyan)；沙特作家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Abd al-Rahman Munif)、哈桑•阿卜杜拉•古拉希(Hassan Abdallah al-Qurashi)和阿卜杜拉-•阿齐兹•胡加(Abd al-Aziz Khuja)；和巴林作家穆哈迈德•阿卜杜•马立克(Mohammad Abd al-Malik)。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的倒台对俄国文化组织，包括那些参与文学翻译的文化组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致力于非欧洲语言作品翻译的领域尤其严重。在这个对俄国来说突如其来的转折点上，在艰难的经济环境下，阿拉伯语翻译计划没落了，而对阿拉伯文学的兴趣也跌落到自苏联时代第一次繁荣以来的最低点。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阿拉伯作家与他们的俄国读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都被切断了，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消失了。在文化上与阿拉伯世界的断裂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甚至在俄国恢复稳定后，这个恶性循环也依然存在。因为就在俄国从艰难过渡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中东的情况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新的危机已经逼近。同时，由于已经与阿拉伯东方断开了联系，俄国的街道上实际上也听不到关于那些影响它的老朋友的事件的消息了。

同一时间，翻译《古兰经》的努力还在积极进行，因为学者们力图做出一个更加权威的俄文译本。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个译本，二者在语义诠释上都采用了文学的或者说诗学的方法。第一个译本是瓦列里娅•波罗霍瓦（Valeria Porohova）从英译本翻译过来的，出版于1991年。第二个译本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译者是著名的阿拉伯学家和东方学家捷奥多•舒莫夫斯基（Teodor Shumovsky），这个版本出版于1995年。同年，语言学家、约旦皇家科学院成员纳鲁•乌斯马诺夫（Nury Usmanov）也出版了另一个古兰译本。

随着千年之交和俄-阿关系的恢复——尽管与过去的关系形式不同了，追求的利益也不同了——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开始复活。于是，一个翻译、出版和接受阿拉伯作家的新阶段也就开始了。处在这场阿拉伯语翻译运动前线的是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东方文学出版社和国家科学出版社。这一时期翻译的最重要的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里法阿•塔哈塔威（Rifa’a al-Tahtaw，i, 1801—1873）的著作——《伊玛目在巴黎》（Takhlis al-Ibriz fi Talkhis Pariz, An Imam in Paris），译者是阿拉伯学家瓦列里娅•基尔彼申科（Valeria Kirpichenko）。

市场的法则迫使俄国决策者改变了他们的行为。竞争原则把翻译和出版从国家及其繁琐的审查机制中解放出来，为新的私人和商业出版机构敞开了大门。如今，翻译服从市场的供求法则和其他市场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下，两家新开的出版社把翻译阿拉伯语的文学和其他作品放到了首位。其一，是人道主义合作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Cooperation），这家出版社主要翻译现代文学作品，也会出一些过去出版过的作品的新译。其二，是比布罗斯咨询出版社（Biblos Consulting），除出版诸如词典、回忆录和各种各样的非虚构作品外，也出阿拉伯文学翻译。这两个出版社出品的翻译的多样性表明一种对已经在西方赢得名利的作品的关注（译注：意思是什么都搞恰恰说明自己没有预先制定的译介计划，而是跟着西方的形势跑）。就古典作品而言，《麦嘎玛特》和一些诗选得到了再版。一些基于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作品也有了新版，比如乔治•宰丹（Jurji Zaydan）的历史小说《阿明与马蒙》（Al-Amin and al-Ma’mun）。然而，古典阿拉伯文学总体上，并没有得到它在苏联时期享受的那种级别的关注。大多数新译和新版——这里我们说的依然上上述两家出版社的情况——都是现代文学，特别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著作。人道主义合作中心出版了三部：《婚礼之歌》（Wedding Song，2008）、《伊本•法图玛游记》（The Journey of Ibn Fattuma，2009）和《我们街区的孩子们》（Children of Our Alley，2011），前两本是新译，后一本则是重新翻译的。这三部译著都是本文的作者，也就是我本人翻译的。

出版商感兴趣的其他小说，是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内外出名的那些，如尤素福•泽丹（Youssef Ziedan）的《魔》（Azazeel）。这部小说于2013年由帕维尔•古尔金（Pavel Gulkin）和穆哈迈德•纳斯尔•丁•吉巴里（Muhammad Nasr al-Din al-Jibali）译为俄语，是第一部被引进俄国的“阿拉伯布克奖”获奖作品。阿拉•阿斯万尼（Alaa al-Aswany）的两部小说也被翻译了过来——由于它们在国际上享有的声誉：《亚库班公寓》（The Yacoubian Building，2008），和《芝加哥》（Chicago，2012）。这两部小说的译者也是我。

除上文提到的那些作家外，一些新千年的作家也被翻译了过来：也门作家宰德•穆提达马杰（Zayd Muti’Dammaj），毛里塔尼亚作家穆萨•怀尔德•伊布努（Musa Wild Ibnu），和沙特作家哈尼•纳克沙班底（Hani Nakshabandi）。奥尔加•乌拉索娃（Olga Vlasova）还翻译了一个沙特文学选集。至于《古兰经》的翻译，埃里米尔•库里耶夫（Elmir Kuliev）2002年的译本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肯定。最近的一个古兰译本是2003年出版的，阿拉伯学家贝特西•希德法尔（Betsy Shidfar）的译本。

阿拉伯语翻译在俄国的历史，首先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初创期，然后随着学院阿拉伯学的兴起及其在翻译上的努力而得以兴盛，再往后则走了危险的下坡路。这一切都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回顾。的确，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学者帕维尔•古斯特林（Pavel Gusterin）就在他最近的报告《俄国阿拉伯学应采取的紧急措施》中忠实地记述了俄国阿拉伯学的现状，并回答了我们可能因此而想到的各种问题。

今天的翻译情况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过去阿拉伯文学翻译在俄国读者那里存在感并不强，现在也依然如此。而且，比较而言，在阿拉伯书籍的翻译上，俄国远远落后于欧洲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对阿拉伯文献的翻译要远胜于我国。从熟悉自己所在领域的阿拉伯学学者的角度来看，在现代阿拉伯世界的文学生产，和俄语对阿拉伯语的翻译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除译著稀缺外，还存在对阿拉伯文学最新近的发展跟进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任何缺陷都可能损害翻译运动的活力。后者是依赖于完整而持续的观察跟进过程的（也即，需要有人来盯着）。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阿拉•阿斯万尼的小说，《亚库班公寓》。这部小说的英译在原著出版（2002）两年后就出来了，而且不久之后，其他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亚库班公寓》就被翻译成共计三十四种语言。然而，它的俄译本，直到2008年才出现，还只印了区区五千册。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一方面，分隔俄国人与阿拉伯人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管不顾。俄国阿拉伯移民的规模及其文化活动的程度当然比不上欧洲的阿拉伯社区。但俄国的书籍市场依然活跃，且俄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胃口也很好。这些因素也许是可以弥补俄国阿拉伯文化活动的匮乏，并允许翻译来填补那个缺口、在文化和商业上都取得成功的。

另一个急迫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和俄国出版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推广有关。你会发现，阿拉伯文学已沦为书籍市场对短期利润的狂热追求、和用惊人的书名来吸引读者的欲望的牺牲品，时不时地，书商会推广一些只呈现阿拉伯生活一小部分——聚焦于恐怖、杀戮和骚乱——的小说。比如说，2009年翻译的舒雅德（ouad）的小说《活活烧死》（Burned Alive）讲述的就是在梦魇般的气氛中进行的荣誉谋杀；小说《毁容》（Disfigured，2007）也类似，而且关于这部小说的作者，我们除了知道他叫哈迪（Hadi）外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姓氏）。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作品的作者不总是阿拉伯人，但它们的主题却，典型地，总是围绕着伊斯兰世界而展开的。由于实际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作品稀少、种类单一，这些小说也就起到了在俄国读者心中扭曲阿拉伯文学的形象的作用。

把所有这一切考虑在内的话，我们会发现，一般俄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认识还是相当有限的，仅限于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的经典民间故事。可以毫不夸大的说，几乎每一个俄国人家里，都有一本《一千零一夜》。那些对阿拉伯-东方（马什里克或黎凡特地区）感兴趣的读者知道的多一些，他们知道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诗歌——特别是伊姆鲁•盖斯的悬诗——和后来一些像穆太奈比和麦阿里那样的诗人。至于阿拉伯学家和那些对现代阿拉伯文学感兴趣的人，我们一般会发现他们在讨论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作为这些知识上的局限和空白的结果，在阿拉伯翻译文学的俄国读者那里，还存在着一整套东方学的刻板印象。

人道主义合作中心主任，莫纳•哈利勒（Mona Khalil）还讨论过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另一个问题。在俄国杂志《东方》（Vostok，2015年3月22日）对他做的一次访谈中，哈利勒解释说：

“在出版领域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障碍，是找译者，在一个阿拉伯文学的俄语翻译快死绝了的时代，译者很难找。当然，许多俄国的阿拉伯学家也做翻译，但他们不做文学翻译。没人翻译阿拉伯文学，这种情况有三四十年了。因为没有需求，专家也就越来越少。我们知道，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的专家，如今相当罕见。另一个问题跟老译者有关，他们是苏联时代的先生，但他们的语言风格已经过时了，他们的译文也就很难为今天的读者所欣赏。”

看起来，这点是明确的了：阿拉伯语翻译在俄国遭受的忽视，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当我们谈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假设它有一个社会-文化本质，它的活力依赖于它与当代生活的关联——这点也就容易理解了：俄-阿联系之弱，导致了俄国对阿拉伯文学文本的片面吸收。文学创新涉及特别的语义和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表达，在阿拉伯世界，和在俄国是截然不同的，若没有真正的翻译和两种文化之间公开的知识交流的话，这些差异是不可调和的。比如说，俄语的风格不允许在相连的两个句子中重复同一个词，也不喜欢使用一长串的同义词和形容词，而这些特征，在阿拉伯语中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俄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还存在一个明显的，地理的区分，而它们各自的文化和语言传统，则使二者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再一次地，我要说的是，更多的开放才会带来更多的和谐。

除纯粹语言学的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对文本的选择。被选出来翻译的书，要么俄国读者不感兴趣，要么被加上了不恰当的语言和风格的负担。也就是说，译者把读者直接扔进语言的困境和复杂性之中，而不给他们提供一个流畅、自然的文本。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老派的俄国阿拉伯学，阿拉伯学家们所用的翻译方法，旨在保留阿拉伯语文本的所有语言和表达上的特点。他们对文本进行的主要是情感和美学上的欣赏，这是以他们长期以来对阿拉伯语言文化的熟稔为基础的。结果，他们所做的翻译，表达的是他们对阿拉伯文化的强烈感情，和阿拉伯语言的魔力。然而，在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些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翻译充满了只有对阿拉伯语的语言专家来说才有意义的（语言）结构和套路。因此，普通读者基本上是读不懂文本的内容及其更广泛的美学品质的。在翻译中保留阿拉伯语的特点，作为语言实验，是有趣的，也会吸引到那些猎奇的、喜欢东方异域风情的人，但这算不上是严肃的、有策略的翻译。

尽管阿俄翻译有科学的方法可循，俄国大学也开设了研究阿拉伯语的课程，但是，理想情况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因此，我们至少面临以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这种翻译赤字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都浪费了吗？第二，这种情况将对翻译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无意义，当代阿拉伯世界文学创作的多样性，给俄语翻译提供了巨大的潜力。阿拉伯叙事依凭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经历的多种发展，及其与全球文学运动的关系，和它所应对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一切，都应该得到俄国读者的注意。对当前处在全球化时代的这一代人来说尤其如此。此外，过去二十年俄国人文学科的研究，也逐渐在全球层面上，与阿拉伯世界的相应研究变得越来越相关，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使二者关联起来。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迅速而大量涌现到俄国消费者面前的那些数量庞大的信息，需要有稳健的批判意识来应对。只有通过翻译阿拉伯的书，特别是阿拉伯文学作品才能发展出那样的意识。最后，新近的事件表明，俄国希望在中东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推测，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会给阿拉伯语言和文学的翻译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