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期的阴谋论

阴谋论的爆发

二零二零年三月，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面对未知的病毒，人们感到无助，他们希望为这个神秘而可怕的病毒找到一种解释：病毒的来源是什么？谁又应该对此负责？官方模棱两可的解释以及科学家尚未得出明确结论的报告加重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情不自禁地设想：“突如其来的可怕疫情会是一场阴谋的开始吗？是谁在策划这场阴谋，他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些疑问令人不安，人们迫切地渴望一种解释。当一个坚定、难以证伪的解释出现时，人们变蜂拥而至，拥抱这个解释带来的安全感，与此同时放弃了思考的自由。不幸的是，这种勿容置疑的观点，常常是阴谋论。

阴谋论通常由这样一套叙事结构组成：“某人／某团体秘密策划了某个阴谋，他们的目的是损害对立方的利益，得到己方的利益。” 在欧美流传的“新冠病毒是中国／美国的生物武器”，在中国流传的“新冠病毒是美国的生物武器”等谣言都属于这套叙事结构。这种解释的特点是，它们将一件复杂的、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事情简化为某人或某个组织不可告人的恶意动机。它们中的某些谣言非常可笑，比如“中国通过5G传播病毒”，攻破这些谣言只需要澄清简单的科学知识，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些谣言随时都会发展出它们的变种或升级版，只要事实还没有被令人（主观的）信服地澄清，阴谋论就拥有它络绎不绝的支持者。作为心理学研究者，我们感兴趣的是，是什么使得人们相信阴谋论，它背后的认知机制又是什么。

我们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某人相信阴谋论，等同于某人将阴谋论视为自己的一种信念。阴谋论的形成与信念的形成共享了一套认知过程。这套认知过程可以是纯粹理性的演绎推理：依循已证明为真的前提与可靠的逻辑推理形式得到必然为真的结论。然而现实世界不并不是仅由纯粹的数学和哲学公理组成，它还容纳着无尽的偶然性。即使我们希望仅凭理性与知识得到确切的信念，归纳推理的局限与我们有限的知识储备也为我们所能形成的信念划定了界限。归纳推理是从特殊现象得出普遍结论，它可能会无限接近真理然而却永不承诺真理。而我们进行推理的基础则是“已知的信息”，这些已经储存在我们记忆中的知识像一张大网，它们像是一个个纽结，通过不同程度强弱的纽带连接在一起。根据柯林斯和罗塔斯提出的语义知识模型（Model of semantic memory, Collins and Loftus, 1975），当一个纽结被激活时，与它相连的纽结也被一个个激活。激活的速度由纽带的强弱决定，命题之间的关联性越强，纽带越粗，它所连接的命题就越可能被快速联想起来，比如因果关系就是一种十分强韧的联结。而谣言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它借助及其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连接了不同事件，从而顽固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并被反复唤起。当我们谈论新冠病毒时，诸如病毒产生的原因、病毒传播途径、病毒性传染病等等命题纽结会被激活。如果我们之前听说过“新冠是比尔盖茨的阴谋“这则谣言，那么无论其正确与否，这个观点都会作为“新冠病毒的可能成因”，通过因果性的纽带和新冠病毒这个概念相连。

除此之外，信息出现的时间和频率也影响了它是否会更容易被我们想起。这便是著名的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和频率效应（frequency effect）。维耶尔和斯鲁尔（Wyer and Srull, 1980, 1981）将这种效应比做纸筐里的文件，最近出现的文件出现在纸筐的最上面，它很容易就被最先发现，而频繁出现在纸筐里的相同文件也有更大几率被找到。不幸的是，谣言传播的重灾区—社交媒体，通过算法让用户“只看自己喜欢看的内容”，从而加重了频率效应。

人：非理性的动物

人们的非理性暴露在他进行决策的第一步。理想状况下，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人们应该搜索相关领域尽可能多的信息，寻找支持它和反对它的全部论据，再权衡这些信息的可靠性，通过条件推理得出结论。然而社会心理学的一项研究（Wyer，2008）表明，人们在感到自己可以下结论时，就会停止继续在记忆中搜寻信息，并直接做出选择。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阻碍了人们对每件事进行认真思考，但这种欠然实际也是适应社会生活的权宜之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需要对无数事件快速思考并做出迅速判断。为了更高效地完成这一挑战，我们倾向于采用“启发法”（heuristics）代替逻辑思考，“启发法” 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捷径，它通过减轻决策的认知负担，加快了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们倾向于认为，越容易想起来的事情，就越可能是真的。可惜生活在一个信息繁杂又良莠不齐的世界，频繁出现的信息不一定是事实，更可能是算法布下的谎言。听到第一条谣言时我们可能觉得它只是个玩笑，但当越来越多的人，甚至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认同这则谣言时，我们就倾向于相信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只相信自己所认同的

然而，仅仅是频繁地浏览谣言不足以使得某些人成为谣言的坚定拥护者。在德国，坚信新冠防疫措施只是政客阴谋的人不会遵循一点五米的安全距离，他们不戴口罩参与游行，举着“反对比尔盖茨阴谋”、“反对5G网络”的标语抗拒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教授的一切科学解释和政府防疫措施。是什么使得这些人如此极端地坚信关于新冠病毒的阴谋论？

当一种信念与某人自己的世界观相符，甚至这个信念强化了他的自我价值时，他就会被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推动，不断寻找支持这个信念的证据并反驳与之相悖的论据—这就是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前面我们提到，简单有力的阴谋论提供了“替罪羊”，使人们无须面对未知与无意义，无须面对使人精疲力竭的思索。“中国人／比尔盖茨应该为疫情负责，不是我们”，这一观点为很多人卸下了肩头的责任，这样一来，他们便蒙上了自己的双眼，不再去了解与之对立的观点，将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其他人”，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人结为社群，只与他们交流，使得自己的观点越来越极端（group polarization），这一效应也称为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娱乐至死

算法和网络社群使得回声室效应越演越烈，本应是交流平台的社交媒体变成了憎恶与谩骂的平台-- 这可能是当代最值得关注的“娱乐至死”。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在重复中变得扭曲，这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为了不摧毁自己建立在这些扭曲叙事上的自我价值，人们不仅不再听取其他意见，还可能产生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视持异见者为异端。在这场新冠疫情中，恶意的蔓延并不比病毒传播的速度慢，而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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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yer Jr, R. S., & Hartwick, J. (1980).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Conditional Inference Processes in Belief Formation and Change.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pp. 241-284). Academic Press.

5. Wyer, R. S., & Hartwick, J. (1984). The recall and use of belief statements as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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