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哈斯兰格：演化的女性主义
萨利·哈斯兰格、戴维德·扎普利 / 文
王立秋 / 译
人们往往会把“女性”（female）和“女人”（woman）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女性主义哲学家们一致坚持，要在这里作一个重要的区分。一方面，是男性和女性：这些是性范畴。性是为物理的身体、为人们碰巧与生俱来的一组与生育功能密切关联的特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男人和女人是性别。在这里，问题稍微要复杂一些，因为性别可以被认为是性的社会诠释。换言之，它是一个社会范畴，而不是一个自然范畴。性别被建构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地点有很大的不同，要寻找所有案例的共同特点可能是一件特别有挑战的事情。麻省理工大学的哲学与人类和性别研究教授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一直关注这些问题。我有幸就这个主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萨利，众所周知，你认为女人受到了定义的压迫。你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写的是某个时期的工作，那时，人们非常担心我们不能想出一种自洽的方式来理解作为一个群体的女人。结果，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女性主义，因为按说，女性主义试图做的是促进女人的利益。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有同一种身体。跨性女人没有子宫，跨性男人也必然没有阴茎：如果我们想要把女人中的跨性女人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光说）身体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看我们的社会语境和我们在社会层面上的共同之处，那么我们想说，女人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和各种文化中都存在。文化的差异是巨大的；对什么是女人和适用于女人的规范的诠释也天差地别。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是要找到一种使我们能够容纳所有这些差异的关于女人的构想。第一步是说：好吧，每个社会中都有一种对生育能力的诠释。对个体来说，这种诠释未必是真的，因为个体可能被认为有她们没有的特定生殖器，不过，如果人们认为她们有特定生殖器的话，他们就会以特定方式来对待她们。但“特定方式”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问题是，我们要捕捉的“特定方式”是什么，而它，再一次地，因时、因地而异。我所识别的在不同时代和历史中女人和男人被对待的特定方式是，男人会在一些重要的维度上被赋予特权和优势，而女人得到的则是负担和劣势。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话的人并不知道“女人”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我猜，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女人受到定义的压迫。
嗯，我认为，关于许多词，我们是无知的。在我们有化学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金子是原子序数为79的金属，我们只知道它是闪亮的金属，当时我们也会把许多闪亮的金属和金子混为一谈。显然，在我们谈论金子的时候，金子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我们的概念没有精确到足以区分那个群体。我倾向于说，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是无知的；我们不知道确切来说我们的术语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下功夫来剖析它们。就种族而言，人们一直认为白人有白基因，黑人有黑基因，等等，但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不是说，这些术语就没有把人群识别出来。只是，它们识别的人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被我们发现的。对男人和女人来说也一样。我们曾经认为，女人是有特定身体、特定天赋、技能和能力或随便什么的人；但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错了。所以，我们需要以一种改良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曾经谈论的东西。我认为，我们要把作为女人的跨性女人纳入女性主义共同体；她们也是女人。如果是那样，如果这是我们试图用我们的语言来识别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女人”当作一个“性”术语来使用了。那样行不通。
那么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概念？
我肯定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假设，女性主义者假设，我们关心的群体是生来具有某种身体类型的群体。但现在我认为，我们知道，在那些有那个身体类型的人中，也有一些人过着男人的生活；而有一些有男性身体类型的人呢，也过着女人的生活。因此，你可能有男性的身体类型，却依然苦于所有的压迫和不义，以及有卵巢的人遭受的一切苦难。我关心那个吗？是的，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关心那个。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没有阴茎并不重要，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她们有没有遭到性别歧视或性歧视，无论她们的身体类型如何。所以，是有一种理解女性主义、理解我们一直关心的事情的新方式的。重要的不是人们所具有的身体类型，而是她们在被假定有特定身体类型的时候，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或者说，是她们在过女人的生活并因此而遭到虐待时，她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关心这个，我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者应该关心的事情。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女性主义关心的是所有遭遇基于性别的歧视的人？
是的。但也许，这有些奇怪，因为定义已经说了，如果你性别化了，或者这么说更好，如果你是女人，你就会被歧视。所以，我倾向于说，一个人，无论身体类型如何，只要她们被假定有女性的身体并在此基础上遭到歧视，那么，她就应该被纳入女性主义所代表的群体。不过，我也相信有这样的人，她们的性别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不明确的，或者说，也许，人们告诉她们，她们没有所谓的“正确的”身体类型。我认为这些人所遭受的待遇，也应该是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必把目光限定在我定义中的女人上。而且，其他拒绝被性别化为女人或男人，或者说没有被成功地性别化为女人或男人的人，也应该属于女性主义代表的那个群体。
你认为女性在生育中扮演的角色对女性主义来说相关吗？
我认为，怀孕和生育的女性为这个物种背负着比不怀孕的男性更重的负担。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指出了这点，我认为，社会应该补偿我们。社会应该做出特别的努力，来为我们提供保护，来为我们提供补偿，做分担那些负担的事。可是它没有；它只是假定这是我们要为别人做的事情，我认为，这属于不义。
所以你认为，在某物是自然的这个基础上说它是正义的或中立的，这样的说辞并不合法。
我认为自然大多是不义的。为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克服特定的生物学事实。对残疾来说也如此。我们必须给残疾人提供资源，因为我们有克服自然的不义的能力。我也认为我们不应该美化一些人有而一些人没有的优秀能力，因为那些能力就给那些人功劳，给他们经济报酬，等等。那是错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世界上（比如在东亚）有许多国家也存在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但那里却鲜有女性主义者。在你看来，在这些国家输出女性主义算文化压迫吗？
我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问题是：她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吗？她们可以使用的组织资源是什么？我认为，一些国家没有所谓的女性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那些地方的不满和不义说不得，不然就会引来巨大的弹压。它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因为那些国家不允许有这样的不满的人聚会，不允许她们提出政治计划。就女性主义是一场把女人和性别“古怪的”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而言，我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必然采取不同的形式，这点是没什么好怀疑的。欧美搞女性主义的方式不会在其他地方成功，也没法满足各地女人的需要。但这不是说，女性主义在其他地方就没有意义了。我认为哪里有人因为她们被想象的性而遭到压迫，哪里就有女性主义的空间，因为女性主义是一种抵抗坏、抵抗不义的方式。
身为哲学家，我们写文章，参加会议，等等。这无疑是重要的，但你是否认为我们也有更加实践的方式来改变社会？
搞一场社会运动。我认为内嵌于一场社会运动和从社会运动内部做理论、试图解决那场社会运动的问题是做哲学的最好方式，也是引发变革的最好方式。
也许，哲学家和——比如说——艺术家也有合作的空间？
是的，艺术家也很重要。但理解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活动家也很重要。我认为活动家的创造力胜过了许多哲学家，因为我们陷于可能性、抽象及类似的东西；但好的活动家则能够看到哪里有行动的空间。在这点上，艺术家经常也做得很好。而且，技术也极其重要。你可以开发压迫的技术，比如说监狱和百货店里用的监控技术就极具压迫性，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技术也可能极具解放性。避孕药的发明就极具解放性，在残疾的语境下，控制我们的身体的生物科技也一样。技术可能有变革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与搞技术开发的人、艺术家和生活直接受影响的人合作，因为他们有关于变革意味着什么的意见。他们有他们可以表达的需要，我们必须聆听他们。
Davide Andrea Zappulli, “Evolving Feminism (Interview with Sally Haslanger)”, Medium, https://medium.com/science-and-philosophy/evolving-feminism-interview-to-sally-haslanger-e412ca41465c.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作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