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要抓起沙

很多时候，我发现很难厘清眼前的纷杂。

01

关于李文亮医生的调查出了结果。而他的亡故实情，其余人的训诫，整体系统的追责与反思，是否止步于此，我已如忽地失焦般，不知该有何寄望。

其实在中国监委调查组的报告中写明了一些经过——2月6日19时20分，已进行插管，持续胸外按压；而21时30分，仍在进行心肺复苏按压；直到22时40分许，才使用上借来的ECMO。

2015年欧洲复苏委员会（ERC）指南认为虽然正在进行高级生命支持，如果缺乏可逆性病因以及心脏停搏已经超过20分钟者应该停止心肺复苏了。而校友线的消息，则是李医生6号的下午就已情况极危，晚上8点半已出现心脏停跳，抢救到9点半宣告死亡。

心肺复苏的持续按压，超过数十分钟以上，是极易对人身造成肋骨骨折等严重损伤的。有关当局将李医生的所谓抢救一直拖至凌晨2点58分，只是秘不发丧的肮脏操纵。

何况，李医生是一介普通人身份，却极难得的具有高尚的精神，勇敢说出“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而整个政府体系灭绝人性的行径，不仅生前要训他的人，治他的话，死后还要辱他尸，扰他的魂，最后还妄想掩盖这一切，这足称天理当诛，人神共愤之罪行。

李医生个人，好似得到了平反与抚恤，这像是顺应民意的举动。然而撤回1个人的训诫，处理基层的警员，丝毫不见真正的反思，对于所有明眼人，无需多言。

中共体系似乎一直都是如此的，无论怎样的倾轧和斗争，怎样的伤天害理，就如六四一样，他们绝不会认错，不论整个体系内如何的血债累累，他们也能自欺欺人般的定性一番。

让我由衷不解的是，这种绝不轻易言错的姿态，本质上更多的，是真正的强硬，还是内里极为心虚的软弱？这甚至不是简单的色厉内荏，而是一种表面的和缓、顺应，但实际上又铁幕般坚硬，殊难改变——至于内里是真的强有力的自信，还是充满着胆怯，时刻忧惧着丧失正确，真是无法可知。

这类并不鲜见的操作，似在透露着执政者的混乱、拙劣甚至愚蠢。可同时，又像包藏有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企图——他们或许自认找到了和缓、铁幕、自信、忧惧，甚至低劣和宏远全部，都同汇于一炉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操纵和蔑视一切人性，眼见皆刍狗，不仅仅是对百姓，对自己竟也同是如此的。

而驱动他们如此行事的源头，除了对权势不可救药的耽溺，我找不到其它可能。

何伟（Peter Hessler）在纽约客的文章《和平队与中国断联》（The Peace Corps breaks ties with China）中写道，在1998年，他作为志愿者在中国授课的最后一年，中国推出了两项在日后看来影响深远的举措，一是开始建立互联网的墙，后被英语世界所知为Great Firewall；另一是宣布要打造一批国际一流大学，后在国内被称为985高校。

【注：和平队类似孔子学院，不同的是，以将年轻志愿者送到偏远落后地区高校任教的形式展开。在中国以“美中友好志愿者”之名展开活动，已有27年，共计前往四川、重庆、甘肃、贵州的93所高校。】

他说，这两项同时开始的举措，折射出一种美国社会难以理解的策略——教育开化和严控管制齐头并进，同步推行。（They reflected a strategy that was hard for Americans to grasp: the idea that education and restriction could proceed in tandem.）

他形容这种并行，像是一条高速公路的正反向车道。而生长于中国的我深知，类似的融汇，远不仅于此。这些复杂和“多元”看似总在预示着有很多值得向往的可能性，但往往在现实中，尽是挣扎与撕裂，在张牙舞爪的等待着个体。

在中国的和平队已被彻底叫停。它在美国受到参议员、众议员等诸多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在经济效益、政治意义、队员后续就业等社会状况、被渗透的风险等诸方面都遭到苛责。其实本质上，“这都与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有关”，在国会等各方压力下，这项支出比美国国际太平洋大比目鱼委员会还要少的项目，宣告终止。

何伟写到，“在九十年代，中国方面可以随时取消该项目，但地方大学能够以某种方式与高层的保守派沟通，认为和平队的这些老师值得他们冒险，这似乎是一个小奇迹。”

（In the nineties, we had known that the Chinese could cancel the program at any time. It had seemed a small miracle that local colleges were somehow able to communicate to high-level conservatives that Peace Corps teachers were worth the risk.）

而二十年后，“美国的大趋势变成了：人们觉得，每一次外交联系都是一种威胁，每一次的交换都是零和博弈，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不再相信他们曾经最优秀的模式，而是带着偏执和妄想，退缩到封闭世界中。”

（It seemed part of a larger American trend: every foreign contact was a threat, every exchange was zero-sum. Instead of trust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best models, people regressed to the paranoia of those with closed systems.）

这位写下中国三部曲的美国人，他来到中国重庆涪陵的时候，才27岁，如今已过去14年了。他的书写得太好了，我脑海中，好像仍能看到他在北京的街头，在长江边的小城，在大漠的长城遗迹旁晃荡。我能深深感触到，此时的他，是多么无奈和惋惜。

不仅美国官方高调的宣布和平队终止，中国的评论文章，也给出了欢庆般的口吻，观察者网引用旧时“别了，司徒雷登”的句式，致意“和平队，走好，不送”，其中特意写到“在华27年，美国外交部门本意是想‘养狼’，但最终收获的却是一窝哈士奇”，并以“和平队走了，贸易协定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结尾。

类似的嘲弄，又何止于此呢。看看国内媒体到处幸灾乐祸，取笑各地的防疫策略——凡是逐步变得有序的国家就会从视线中消失，他们总能精准聚焦到最能引起国人优越感之处，似乎越是混乱和灾祸，越是他们的盛宴。

况且，并非只有我们如此呢。表面上看，因为外交部发言人，在Twitter上无根据性的指责美国军方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彻底激化了矛盾。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到了要天天把Chinese Virus挂嘴边的地步了。而英国脱欧党的领袖Nigel Farage则是呼吁西方需要打起精神，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而若没有国内执政者在疫情扩散全球后愚蠢的宣传策略，和外交部姓赵的蠢物，这一切会否不一样，已经无从得知了。

我深知对立与割裂就隐藏在时代表面下，且已摇摇欲坠，但我不曾料到它如此轻易的，就被激化。

无数的人涌动着，欢呼着，脱钩吧，断裂吧。却不会想到，这曾是多少诚挚的人，梦想的，与力图尝试的，去弥合那么一点点的连接。

02

方方的日记，越写越勇敢。可如果不是周边的环境愈发凶险，又怎会需要这样一位老太太，必须这般勇毅呢。

她说以为只有她那一代人，曾深陷僵化麻木中，需要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为自己解毒，她没有想到，当下的一代人，竟也会有这样的日子。

何伟说在他任教时，全中国只有7%左右的高中生进入大学，而如今，这个比例高达45%，这无论怎样看来，都应该有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我们的今天却是另一种模样——举报和揭发，再加上扒出全家式的批斗，成了大仁大义的代名词；在疫情中短暂的热烈讨论后，似乎一切不同的声音，都在被追猎；只有立场和标签是重要的，一旦不同，不论是外人，还是同胞，都会被投以最大的恶意。

而在国际上，这数年间美国退出一系列联合国组织，又大举修墙，英国则是毅然脱欧，这些都是明显的分化割裂型倾向。持这样政见的首脑人物，如川普、Nigel等，他们会选择轻易的加入到激化对立中，似乎并不让人意外。

欧美社会，是具有鲜明的反种族歧视之基础，可当下的这一场反华势头，竟也已不乏拥趸了。当初投票支持着美国、英国走出那样分化脚步的大众，是否也会随着这些首脑一同加入到更激烈的对立中，拦在他们面前的，只剩那一根虚拟的，也并不牢固的反种族歧视的界线。

这些天我看了很多报道，很多有识者就像何伟一样，怅然于这般的发展，也很疑惑，世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因“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进入大众视野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赴德国各地学校的演讲中，会讲到人类的文明中，总会出现极端的，反文明的力量和浪潮，而这是奥斯维辛等一系列惨剧的根源。他希望人们能警醒，时刻提防着这种反文明的反扑。

这也是我认为“写诗是野蛮的”会具有的一层含义——诗歌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文明的象征，可人类文明中总是如影随形的，有着反文明的存在，那么即便是诗歌也无法脱身在外，它必然也是具有野蛮的。人类应当深刻认识与警醒的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不可逃脱的含着野蛮与反文明的因素，这是人类文明中一切野蛮的唯一来源。

在阿多诺对于学生群体，明显冗长的讲稿来说，我不太觉得当年德国的学生们，能从他的演讲中收获多少警醒。

但德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其中有一种叫“绊脚石”的艺术项目，由艺术家岗特（Gunter Demnig）发起，将正面是黄铜板的立方体石块，置入建筑物前的道路上，几与路面平行。黄铜板面上会详细记载着，一位位遭受灾祸的犹太人生平：姓名、出生年月，以及或工作或学习或生活于某区域某建筑，最后是这位犹太人的去向，他们大多是亡于各个集中营中。

迄今，这种绊脚石已在德国700余城镇铺设，仅柏林就有4700多块。它们亮着微光，存于一栋栋建筑前，走过的人，不会真的被它们绊倒，但在心里，很难忽视这其中的警醒。

而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无数的朝代更迭，或者辛亥以来100多年里，新旧左右的挣扎中，我不觉得我们留下了多少关于自身野蛮的警醒。

我们也有一些纪念方式，在警示着民族曾危亡，可那是针对外界威胁的。而从传统儒家的“三省吾身”走来，我们的社会，却一直很少关注自我应有的反思，有的只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就像告别了数千年的封建时代，这100多年后，我们自以为迈入了文明的新时代，可当下的我们却深深迷恋着宏大叙事，沉醉在那些光明和正确的讲述中，总是在回避我们必不可能缺少的黑暗与野蛮——以及因它们已重复了无数次，当下仍在继续重蹈的覆辙。

对于现在的英国，我缺乏了解，但从美国社会来说，他们也缺乏对于反文明的警醒。

虽然由于美国社会由各族裔构成，且有黑奴等历史，各移民族裔都会十分注意争取自身权益，人们会对种族歧视有匪浅的提防。但总体社会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生活里仅以美国为中心，沉湎于“God bless American”的满意自得中；而且由于宗教传统等因素，虽然整体社会中很重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但不少见的会把一些极野蛮、反文明的特质，归结于邪恶、魔鬼类的原因；还有一方面，是极度商业化发达的娱乐文化产业中，会出现把血腥暴力当作卖点的现象，对野蛮的司空见惯，看似在讲述，在提醒人们，却也容易使人麻木——这些都会实质上干扰真正的警醒。

还有一项更显见的事实，英美等国一直以来，在文化上尽量弱化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几近屠灭，在很多社会主流讨论上，比如当下瘟疫的讨论，都会经常回避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后，屠杀和瘟疫致使数以百万计印第安人的死亡。

绝大部分土著部落已断绝传承，所以相关事实和数据很难考证，是一方面的原因；而整体英美社会在这方面，缺乏对于反文明和野蛮的反思与警醒动力，可能是更本质之因。

这般看来，全球范围内，尤其以近年来愈发明显的中美对抗为主色，这种缺乏警醒和反思的野蛮浪潮，在当下愈渐透出反文明的意味，是有其根源的。

加之网络时代里，戾气、对立和割裂的情绪更加容易释放、激化，这种大势，是否会进一步演变恶化，少有人愿意看到，可恐怕，更难有人可以预料。

03

几年前，我有感觉到，身处的时代，在一个平衡与失去平衡的微妙阶段，我试过描述它，但很难让自己满意。然而眼下的大势，就这么倏如其然的来到了。

当它到来时，我是震动的，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我惶然，我没有找到这种大势下，应如何自处的方式。

人类学家项飚在十三邀中提到“附近”的消失，他说，在他们读书时，有一种自信，可以在“附近”构造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因为那时，与周边的邻里社群，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较紧密，较长远的连接，这是构造良好关系的基础。

而随着社会演变，网络时代推进，这种“附近”被消解了，社会变得更碎片化。人际接触，不再是相对紧密长远的，而变成即刻的，就像顾客和外卖小哥那样。这样，人们逐渐失去构造爱的自信，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整体抽象社会系统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被便捷性裹挟的，在不断的方便快捷中，只有迅速的获得，才会有满足感。换言之，需要沉思，积淀的事物，变得不讨喜，人们的反思性也很容易减少。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我不会全然认同。网格化碎片化的社群空间，的确容易消解构建爱的基础，甚至加剧分化对立；可在过往历史的长久岁月中，人类就真的彼此良好相处了么？

实际上，即便是紧密的宗族和社区中，亲密的家族间，亲友间，都一直以来的，会发生恶意的释放，敌意的对立，甚至残酷的倾轧斗争，这源于人类骨子里必然带有种种欲念和缺陷，也正如前文中，阿多诺所讲反文明与野蛮的根源。

人性一直都是善恶交织的，我想在项飚和许知远读书的年代，正是人类好不容易真正得到大范围和平中的光辉岁月，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在一个积极的文明大势下，人们会更愿意展现善，是有信心构造爱的。

而随着社会的演变，人类盲目的一味促成经济、网络与全球化的推进，很多情绪与人性的碎片却在无人注意下，渐渐的积聚起来，终是形成了又一次反文明与野蛮的大潮。“附近”的消失，恐怕只是其中一方面罢了。

如此形势下，不止是我国当局，西方政治势力，以及何伟等旁观者，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角度都可以发现，人们对构建爱失去信心，转而投到了铁幕与对立中去。

信心纷纷丢失之时，我的那一份同样无处寄予，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在国内，影响力最广的言论者，早已不是“公知”们，而是胡锡进这类人。区别于疫情下暴露出的许多体制内又蠢又坏的无能之辈，这位掌控党宣重要喉舌之一，长达十数年的胡编，毫无疑问是有能力的，极精明的人。而这种精明最厉害之处，就是往往能对民众，掩盖他刀笔吏的本质。

笔下凡事可大可小，从不会缺乏倾轧与斗争之能的刀笔吏传承下来了，而如今，清议读书人却几乎不再有存在的空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带有浓烈的西方意味，这在愈显对立的浪潮下，成为被污名化的必然，甚至连写入所谓“核心价值观”的自由、民主都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人们选择性的遗忘，就在我们自身的传统中，一样有着清议读书人，对公共领域发出该有的讨论与监督。

国内媒体曾登过一篇美国学者的采访，又在不久后删去，其中戈德曼（David Paul Goldman）讲到，中国目前的执政体制，比起鲜明的意识形态，其实更偏向务实，更像古代官吏集团体制的延续。

而我们的反应是，删掉这样的报道；就像我们保留了官僚，保留了刀笔吏，却删掉清议读书人一样。也许当局以为，这样便不会像古代官吏体制了。

务实是中华民族一大优点，亦是一种难言之隐。因为务实，只要能有一段和平稳定的岁月，中华百姓总是能欣欣向荣起来，这种韧性让许多人惊奇不已。

但国内那么多读过书的人，他们对少数异见者的追猎，那种不断变得更加熟练的斗争和倾轧，这同样都是务实的选择。因为刀笔吏和官僚，正是如今读书人可以汲汲于仕途的前程指引，何不早点练起他们最擅长的技能呢。

对于这种官僚与刀笔吏大行其道，而整体社会仍在大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也走上同样道路的环境，我没有办法感到妥协或亲近。这意味着，我们将与反思和警醒越行越远。

其实不少时候，我非常厌恶国内宣传中的愚蠢和荒唐，就如近年来一种常见的宣称——中国历来是友好的，从未有过扩张心态。

而事实上，不仅如前文中一再提及，中国历史上从未少过斗争倾轧，战乱屠戮之事，鲁迅先生所说满纸都是吃人绝非虚言；

而且，这种官方的愚蠢矫饰，正是一再暴露——国内体制的宣传，完全放弃了一切反思和警醒的可能，深陷可笑的自欺欺人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中，一直是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类的追求。平天下，就是在讲中国人中的入世者，历来会秉持着一种想要塑造整个世界的期望。而这种入世者又是以政治人士，尤其上层为最的，为了千秋伟业的梦，有一些人，甚至能够不顾逆时代潮流，反人类文明等一切代价。

也许正因为此，我特别羡慕身处港台与海外的评议者们，他们对这一切包藏极其险恶祸心的虚假与丑恶，都可以直言不讳，去正面粉碎、戳破这些卑劣谎言。而在国内重重封禁下的我们，无法做到，更多的只能带着镣铐舞蹈。而很多时候所谓尽可能的表达，只是一种无法直面核心，无法尽述的自我安慰罢了。

甚至有时我会想，这种压抑，这种被迫而不得不的深藏，它能让我的所思所言更凝实么，能成为一种沉淀么——感觉像是自己，在尝试着为这份惊人的压抑找一点意义，真是卑微的可以了。

我非常感谢这类评议者们，他们有的如柏杨，是极强力的，也有如陶杰先生般是颇富才学的，还有很多具深厚媒体经验的如明镜的何频先生等等。他们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好像可以短暂的解除我精神上的枷锁，那种痛快言说的嬉笑怒骂，有时带给我很大的慰藉。

但我仍无法全然认同，他们对于我们自身民族的批判。

他们的批判态度是坚决的，让人叹为观止。在批判的内容上，有很多部分确实是言之有物的，能引发许多深思。但无论是酱缸说，还是劣根性，或对政体的批判，都具有将一切现实的问题，全归结于一项过于单薄的根源之倾向。而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过于简单和轻易的宣泄。

就像近期陶杰与何频先生经常谈到的，似乎我们国家的斗争倾轧，反人性和文明等特质，都应与中共的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可我不仅在久远历史中看到大量的相同景象，更在眼前的世界里，看到仿佛穿越而来的官僚与刀笔吏，看到欧美社会中，也在涌动着反文明的暗潮。这些让我疑惑于他们笃定的言论。

对于一个生在内地，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也在其中生活的人来说，我能明显感到中共体制内那种极纷杂的共融。它于表面上，呈现出一种类似拿来主义的态度，什么好用，便取用什么，所以像戈德曼会讲，这显出一种务实之感——市场经济，推行教育，注重实体经济全产业链，注重科技，追求人性的美好，一定程度的自由，鼓励创新等等，都会被拿来利用，拿来塑造社会。

但所有的这些，绝不会彻底放开严格的管控。这种自始至终紧绷着的管控，是直指操纵与统治的——这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实际中，马克思们也只是被拿来利用、宣传一番的工具罢了——它整体更像是一个对权欲极其迷恋的古代官僚集团的延续。

我能察觉到这种所谓“务实”中的重大隐患，其实欧美社会中，一样存在极多复杂的元素，可中国的问题，是各类执行与宣传都偏向于极致——这是官僚集团体系过于庞大，而行政素质参差不齐，很多地方行政能力都十分低劣，所导致的。若不强力到极致，就无法真的实施。这导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平衡程度掌控，极为困难。

我们总是看到，许多互相矛盾，会引起人性挣扎撕裂的宣传实施，同在上演，还都要全面彻底的推行，演到偏执的地步，这不仅仅是针对百姓，其实对于中共官员层面是更甚的。

他们一面宣扬着要服务人民，构建美好，强调信仰忠诚，天天进行所谓的学习，自我革新；另一面又是严格管控，人命和人性只是稳定操纵下的棋子，不值一提，一切政治指标都是奔着经济和稳定而去的，沉浸在利欲熏心中的，大有人在，可不论他们内心如何张狂，浸没在钱权欲里，他们偏偏又必须表现得精神廉洁，才有望长久的稳定，太多的个体，都成为言行极度扭曲的人。

这种挣扎，比比皆是——而这些挣扎，与古代中国中，儒家的各角度学说，仁道和王权，立心与利欲，再加以其他各类纷杂学说的纠缠，是很像的；不同的是，当下的这些撕裂乱象中，加入了来自全球的思潮，以及网络时代的一切。

所以中国的状况注定是极复杂的。而一种简单的批判，难以引起足够深远的反思与警醒。这大约是我在一系列强力的批判者中，难找到足够认同感的原因。

我甚至没有办法像何伟那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和现实差异是横亘于前的，我无力轻易的跨越。

我会发现，还是许知远、梁文道这类的读书人，或像许倬云、陈嘉映一类的学者更让我心生亲近。他们会有一类共同点，对于外物的接收和评价，似乎会显得迟缓，他们不太轻易的去下断语，而总是愿意关注与思索着事物的复杂性。

他们心念间有着执着，也能看到广阔的高速流转的外界。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似是慢吞吞，钝钝的方式，却始终在回应着自我与时代的一切。

由内而外，这些都透出着一种执着与平和的相衡，让我极为向往。

但同时，他们的犹疑，始终保持开放的不定态度，也会一直提醒着我，或许我和他们可以算作同道者，但每个人需要面对的犹疑和不定，天性和现实都是不一样的，终是很难成为同路人的。

我必须意识到，自身的面前，是一条孤寂的路。

就在这几日，我偶然间看到韦政通先生及其思想和文字。网络上登载有限，我没能全面的了解，但我触动于这样一段往事——金岳霖之徒殷海光，于韦先生是亦师亦友的。殷先生曾对他说：“你啊，就好像一块孤炭，你一个人可以发光的”，这后来成了韦先生长久的鼓舞。

韦先生去世于2018年，编辑和好友们为他的遗世之作取名《异端的勇气》。他写过“我爱异端”等一系列文章，来讲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他相信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社会见解，学术思想与人生选择，若要选择忠于自己的判断，自然很容易被当作异端。而韦先生用他91岁的一生，堪称离经叛道的人生旅途，证明了他对成为异端，是全然不惧的。

他写到：“人生要有意义，就是要走自己的路”，“活在当下，可能是生命学问中唯一绝对的真理”。

我没能看到全本，如今之势，这样的繁体书，不知何时才能买到了。可即便只言片语，已蕴藏着极大的力量与慰藉。

我大约是没有孤炭的天赋的，或许也没有异端的勇气，但我渴求意义和自由，我决不愿活得扭曲的。即便在这倾世之势，仍想汲汲于一种平衡，异常艰难，我也需要走下去。

想到另一位执着的读书人唐诺，讲到他最触动的一幕，是博尔赫斯在晚年时候来到撒哈拉沙漠，他抓起一把沙，对旁人说，看，我在改变撒哈拉。

也许，我也处在，隐藏着难以想象的狂暴，不可捉摸，更无从相抗的撒哈拉中，可我仍要抓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