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信息技术垄断和“社会信用体系”
2019年1月24日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去年我还一度认为中国应该更深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自那之后习近平的行为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现在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向全世界发动贸易战，而应该针对中国。美国不应当轻易放过中兴通讯和华为，而是要对它们进行严厉打击。如果让这些公司主导5G市场，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
——乔治·索罗斯
正文部分
晚上好，谢谢大家的光临。
我想利用今晚的时间来警告全世界，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正威胁着开放社会 (open societies) 的存续。
去年也是在这里，我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分析信息技术垄断 (IT monopolies) 的邪恶角色。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威权国家和大数据丰富的IT垄断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联盟，它将新兴的企业监控系统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资监控体系结合在一起。这很可能导致一张极权控制网络的形成，甚至超出乔治·奥威尔的想象。“
今晚，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开放社会面临的致命危险，即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威权主义政权提供的控制手段。我将把重点放在中国，在那里习近平希望一党专政能够统治一切。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期间我了解了关于极权控制将在中国采取的诸多形式。
关于每一个人的所有高速扩展的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以创建一套“社会信用体系” ("social credit system")。根据这些数据，人们将被算法进行评估，这些算法将决定他们是否对一党专政构成威胁，并根据这一判断享受不同的待遇。
社会信用体系尚未投入全面运作，但它的发展方向非常明显。它将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令个人的命运成为一党专政利益的附庸。
在我看来，社会信用体系令人恐惧与憎恶。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觉得它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可以提供目前无法获得的信息和服务，也可以保护守法公民免受国家公敌的侵害。
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的威权主义政权，但它无疑是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发达的威权主义政权。这使习近平成为那些开放社会理念的信仰者的最危险对手。但习近平并非孤例，威权主义政权正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一旦让其得逞，它们将进一步转化为极权主义政权。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OSF) 的创始人，我毕生致力于抗击极权与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宣扬虚假的主张，声称目的的正当性总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我相信，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不可能永远受到压迫。但我也认识到，眼下开放社会正遭受严重的威胁。
于我而言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开发的控制手段，为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开放社会难以匹敌的固有优势。对他们来说，这些控制手段成了有用的工具；对开放社会来说，它们则构成致命的威胁。
我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一个依赖法治而非人治、国家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的社会的代名词。在我个人看来，一个开放社会应该对那些遭受歧视或社会排挤的人，以及那些无力自卫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相比之下，威权主义政权会动用他们掌握的任何控制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牺牲那些在他们剥削和压迫下的人民。
如果这些新技术为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固有优势，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保护开放社会？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它也值得所有希望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认真思考。
开放社会需要监管与限制那些生产控制手段的企业，而从事同类业务的企业却被威权主义政权标榜为“国家模范”，予以大力支持。这使得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跨国企业巨头。
当然，这并非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例如，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同样在威胁我们文明的存续。但是，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在我看来是更为紧迫的问题，我想与你们分享解决该问题的潜在办法。
我对这一议题的深切关注，源于我的个人经历。1930年我在匈牙利出生，我是犹太人。当纳粹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时，我才13岁。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的父亲看穿了纳粹政权的本质，并为自己的所有家庭成员安排了假身份证件和藏身之处，还帮助了其他几位犹太人。我们中的大多数幸免于难。
1944年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经历。我自幼就明白，哪一种政治制度最终胜出，对于人民的福祉是多么重要。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军取代时，我以最快速度离开了匈牙利，来到英格兰避难。
在伦敦经济学院，我在我的导师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 影响下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理念框架。在我涉足金融市场后，该框架被证明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该框架与金融无关，而是基于批判性思维。这让我能够分析影响机构投资者行为的流行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我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我为身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市场评论家而感到自豪。
经营一家对冲基金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当我赚的钱超出了自己或家人所需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中年危机。我为什么要为了赚更多钱忙得死去活来？对于什么才是我真正关心的事物，我做了长时间的努力反思，并于1979年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我将其目标定义为帮助封闭社会走向开放，弥补开放社会的不足，并推广批判性思维。
我的第一次努力，将矛头指向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随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促进苏维埃制度的开放。我与当时还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匈牙利科学院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 一道成立了合资企业，而科学院的代表们都在暗中支持着我的努力。该项目的最终成果远超我最疯狂的预期。我迷上了这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 ("political philanthropy")。彼时是1984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试图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复制我在匈牙利获得的成功。在苏维埃帝国中我表现得相当不错，包括在苏联国内开展的工作也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可为，组织了共产主义世界中备受钦佩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与一支渴望向匈牙利学习的新成立中国智库团队（译者注：指后遭解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之间的互访。
以最初的成功作为契机，我向该智库的领导者陈一谘提议，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陈先生得到了时任总理赵紫阳及其泛改革派政治秘书鲍彤的支持。
一家名为中国基金 (China Fund) 的合资企业于1986年10月成立。这是一家在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机构。理论上讲，它具有完全的自主权。
鲍彤是其主要推动者。但激进改革的反对者为数众多，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并要求内务安全部门开展调查。为了保护自己，赵紫阳用外部安全警察的一名高级官员取代了陈一谘。两家组织表面上是平级关系，不应干涉彼此的事务。
我批准了这一人事变动，因为我本就对陈一谘给自己研究所的成员发放过多补助金感到恼火，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幕后的政治内斗。但中国基金的申请者们很快注意到该组织已经受到政治警察的控制，并开始敬而远之。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背后的原因。
最后，一位中国的受助者来到纽约拜访了我，并冒着个人的巨大风险向我解释了原委。此后不久，赵紫阳失势，我利用这个借口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之前，但在基金会相关人员的记录上都留下了“污点”。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开脱，最终也都成功了。
回想起来，很明显我在试图建立一家运作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全然陌生的基金会时，就已经犯下了错误。在当时，补助金的发放会在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产生相互义务感，并迫使他们对彼此永远保持忠诚。
历史就讲到这里。现在让我谈谈去年发生的事件，其中有些让我颇为惊讶。
在我初次造访中国时，与很多位高权重者见过面，他们实际上对开放社会的原则非常热衷。他们在年轻时都曾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蒙受的苦难远甚于我在匈牙利的经历。但他们活了下来，在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曾是独裁政权的受害者。
他们渴望了解卡尔·波普尔对开放社会的看法。虽然他们发现这一理念非常吸引人，但他们的理解与我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中国他们熟悉的是儒家传统，而完全没有投票选举的经验；他们在思想上仍旧等级森严，对身居高位者抱有内在的尊重。相比之下，我更加推崇平等，希望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所以，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表达反对的形式。去年夏天在海滨度假胜地北戴河举行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的气焰显然有所收敛。虽然没有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会上对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和习近平围绕自己建立的人格崇拜表达了不满。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种批评只是对习近平过分行径的警告，但并未推翻取消连任超过两届限制的决定。而且，他提倡的所谓从共产主义理论中提炼出的“习近平思想”，亦被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相同的地位。因此，习近平仍然是最高领袖，并可能是终生制。当前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仍未揭晓。
一直以来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中国，但开放社会还有很多敌人，普京的俄罗斯在其中首当其冲。最危险的场景，莫过于这些敌人相互探讨与学习如何更好地压迫他们的人民。
问题不言自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们呢？
第一步是认识到其危险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今晚把这些话说出来的原因。但接下来要做的才是难点。我们这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共同努力，形成有效的联盟。我们的任务不能丢给政府去做。
历史表明，即使是希望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也会有诸多其他利益考量，而且它们会优先考虑本国公民的自由，而非作为一般原则的个人自由。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政府捍卫其人权的人们。四十年前当我们刚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有许多政府支持我们的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支持变得越来越少。美国和欧洲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现在他们自身的问题占据了全部的精力。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分清中国人民与习近平之间的区别。虽然习近平已经公开表达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仍然是我们的希望之源。
事实上，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抱希望。正如一些中国专家向我解释的那样，有这样一种儒家传统，根据该传统，当皇帝的顾问强烈反对他的一项行为或法令时，他们应当极力规劝，即便这么做会招致流放甚至被处决（译者注：这里所指的儒家传统应为“犯颜进谏”）。
对于处于绝望边缘的我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在中国，开放社会的忠诚捍卫者往往与我年龄相仿，步入退休阶段，他们的权力地位被依赖习近平提拔的年轻人所占据。但是一批愿意坚持儒家传统的新政治精英正在涌现。这意味着习近平必须继续面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反对声音。
习近平将中国视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但他不仅在国内招致批评，在国外同样不受欢迎。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运作了足够长的时间，暴露出其不足之处。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中国在当地的利益，而不是受援国的利益；其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通过中方贷款提供资金，而非捐助，外国官员经常收受贿赂作为批准贷款的条件。这些项目中有很多被证明是不经济的。
一个标志性案例是斯里兰卡。中国建设了一座服务于其战略利益的港口，但斯里兰卡未能通过该港吸引足够的商业吞吐量来偿还债务，让中国能够顺理成章地获得港口的控制权（译者注：此处指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无力偿还修建债务后，中国的招商局集团以10亿美元租借99年，2017年12月正式接管该港）。在其他地方也有几个类似的案例，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马来西亚正在引领对“一带一路”的反弹。由纳吉布·拉扎克 (Najib Razak) 领导的前任政府拱手请中国入马，但2018年5月，拉扎克在大选中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ed) 领导的联盟击败。马哈蒂尔立即叫停了几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正在与中国谈判马来西亚需要支付的赔偿金额。
作为中国投资最大受援国的巴基斯坦，情况则不那么明朗。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完全被中国收入囊中，但去年8月当选总理的伊姆兰·汗 (Imran Khan) 立场更加矛盾。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军事合作的宏伟计划；而到当年年底，巴基斯坦就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起码有一点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打算将“一带一路”倡议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这些挫折，迫使习近平改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2018年9月，他宣布将避免“虚荣项目”，转而采取规划更为周全的举措。10月，人民日报警告称，“一带一路”项目应当符合受援国的利益。
得到警示的客户们，比如塞拉利昂和厄瓜多尔等国，现在正在质询或重新谈判当地项目的内容条款。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在已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众所周知，特朗普总统的行为难以预料，但这一决定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计划结果。自那时起，特朗普一时兴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联邦政府机构制定的中国政策所取代，并置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 等人的监督之下。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迈克·彭斯 (Mike Pence) 在开创性讲话中概述了这一政策。
即便如此，只是宣布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还是太过简单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中国的有效政策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加成熟、细致和实用；它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回应。波廷格的计划并没能回答这个问题：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还是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
习近平充分了解美国新政策对其领导地位的威胁。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会议上，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个人会谈。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爆发的风险升级，股市在12月出现严重抛售。这给特朗普造成了麻烦，因为他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2018年中期选举上。当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这也就难怪他们达成了九十天休战的共识，虽然最终谈判结果仍高度不确定。
与此同时，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步入广泛的经济衰退，而这又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全球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未言明的社会契约，建立在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基础上。如果中国经济衰退和股市下跌足够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可能会受到破坏，甚至连商界都可能会反对习近平。这种低迷也可能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丧钟，因为习近平若要继续为这么多亏损项目提供融资，可能会耗尽国内的资源。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之间正进行着不公正的斗争。中国希望通过其新的平台和技术主导发展中市场，制订与管理数字经济的规范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并间接威胁开放社会本身。
去年我还一度认为中国应该更深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自那之后习近平的行为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现在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向全世界发动贸易战，而应该针对中国。美国不应当轻易放过中兴通讯和华为，而是要对它们进行严厉打击。如果让这些公司主导5G市场，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正在采取不同的做法：向中国做出让步，宣布自己取得胜利，并再次攻击美国的盟友。这可能会破坏美国遏制中国不当和过分做法的政策目标。
最后，允许我总结一下今晚想要传达的信息。我的关键点是，威权主义政权与信息技术垄断相结合，赋予了这些政权超出开放社会的固有优势。信息技术的控制手段是威权主义政权手中的有用工具，但它们会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
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的威权主义政权，但它是最富有、最强大、技术上最发达的威权主义政权。这使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分清习近平政策与中国人民愿望的区别至关重要。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开始运作，它将让习实现对人民的完全控制。鉴于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商界和愿意坚持儒家传统的政治精英。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信仰开放社会的人应该保持被动。国际现实是我们正处于一场冷战之中，且存在冷战变热的威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不再掌权，那么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将有机会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出现与二战战后《联合国条约》类似的理想场景，并非完全不可能。这会是本轮中美冲突的恰当结局。它将重新启动国际合作，并使开放社会蓬勃发展。这就是我想说的。
来源：Soros, George,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Personal Blog of George Soros, Jan. 24th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