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大帝的“丰功伟绩”之二：“绿水青山”究竟是谁的“金山银山”

骑车攀上范崎路的盘山路，路的左边出现一座石头砌的小亭子。我把车推到亭子旁边，坐下来歇口气。一路行来，不断被机车党震耳欲聋的引擎声轰炸，我的耳朵和大脑都疲惫不堪。

坐了一会儿，看到一条小路通往山谷深处，我干脆锁好车，背上包，顺着小路随意漫步。走出一段距离，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大片树林中，地表低矮的灌木杂草被清理一空，原本喜欢丛生、“兄弟姐妹”聚集一处的鹅耳枥，被人为地搞成了“独生子女”，每一丛都只留下孤零零的一棵，茕茕孑立。

顺着山坡爬上附近的石灰岩山脊，一路都是这样惨遭破坏的植被。而在几乎没有土壤的石灰岩山脊上，有人强大自然所难地种下几棵矮小的松树苗子。在这个干旱贫瘠的地方，那些松树苗就算能活一百年，估计也长不了多大。

至于那些鹅耳枥，在被强制“计生”之后，并不一定会长得更粗更壮。此前，在密云与河北交界的一处山坡上，我就见过一片几年前遭遇强制“计生”的鹅耳枥，被锯掉了“多余”树干，树桩上长着一朵朵榛蘑，那是小蜜环菌属的几种菌类在民间的俗称，书上说，这一类蘑菇“常常引起很多树木的根腐病”。根腐病会导致植物根部腐烂，最后整株植物死亡，堪称植物的“癌症”。前几年，我就曾在密云另一个地方见过一大片果园因果树罹患根腐病而彻底摧毁，无奈之下，果园的主人只好雇来挖掘机，把所有果树全部刨掉。

一想到这些鹅耳枥很可能会遭遇与那片果园相同的命运，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在范崎路和密云见过的这种给野生植物“强制计生”，并将林下植被清理一空的做法，并不是只存在于这两个地方的少数个例，而是在整个北京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从西边的门头沟到北边的延庆怀柔到东边的密云。都能看到。

而我见过的最惨烈的场面，其实是在延庆玉渡山景区内，一片禁止游人进入的保护区用铁网围了起来，林子里大片的六道木和其他灌木都被砍伐一空。被砍掉的六道木有一些已经跟小孩子的手腕那么粗，对这种灌木来说，要多少年才能长那么粗啊，就这样被野蛮地砍掉了，真令人惋惜。

而在玉渡山景区大门口，却有人在公然出售六道木手杖，10元一根，不用想都知道那些手杖来自何处。很多人都知道六道木的树枝上有6道纵槽，可以做成漂亮的手杖。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六道木开的小白花有一股宜人的清香，如果没有惨遭砍伐，初夏时节的玉渡山必定笼罩在氤氲香气中，令人陶醉。

六道木们遭遇的这种砍伐，被北京的园林绿化部门称为“间伐”。

但是我查了网上各种有关间伐的资料，没有任何一份资料说，间伐的时候要把林下植被清理一空。真正的间伐应该只针对乔木，对灌木和杂草是必须保留的。而且间伐主要针对经济林，北京山区的林地主要是生态林，根本就不需要多此一举地为了培育乔木而刻意打压灌木和杂草。

不管树木种类、不尊重树木自身生长习性，一律教条主义地砍伐“多余”植物搞什么间伐，引发根腐病还只是其潜在危害之一。彻底清除林下杂草灌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危害：导致很多喜欢在灌木杂草丛中筑巢的小型鸟类无处栖身。而这些鸟类对控制森林虫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里的树木一到夏天就必须喷洒农药杀虫，可是荒野中的天然林从不喷药也很少发生大规模的虫害，就是因为天然林有作为植物“医生”的鸟类捕捉植食性昆虫，将害虫数量控制住，维护了森林的健康，也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健康。

我知道清理林下植被的危害，是因为自己曾在老家亲眼目睹一场生态悲剧。

老家的村子附近有一座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山上生长着很多参天大树，有不少是胸径达到50-100公分、树龄上百年的古树，蔚为壮观。在我的童年时代，也就是1980年代，山上生活着大量鸟类。我家住在山脚下大约1公里的地方，都能听到无数鸟儿在树林里欢唱的歌声。上学时在课本里读到《鸟的天堂》，我立刻想起那座山上的鸟叫声。

然而，到1990年代中后期，那片森林被一个旅游开发商承包。租下森林之后，开发商立刻雇人在森林里修路，并把树下的灌木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

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我回到老家，发现小时候熟悉的鸟叫声消失了。

接着，山上的大树不断死去。大概是2003年的春节，我在镇上亲戚所住的楼房外看到一截粗壮的木材，直径足有1米。亲戚说，那是从山上运下来的一截死树。

又过了十来年，2013年的夏天，我带着刚买不久的单反相机，特意到山上转了一圈。

眼前的景象让我心痛不已：从开发商租下林子清理灌木杂草，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然而山上的林下植被仍然没有恢复。在我小时候，那些大树下面和周围长满了各种繁茂的杂草灌木和藤蔓，离开林间小路，人几乎无法穿过它们构成的屏障，闯入森林深处。而现在，林下只有少量低矮的草本植物，灌木几乎完全消失，藤本植物也所剩无几。林子里静悄悄的，几乎听不到鸟叫。

同样触目惊心的是随处可见的鳞翅目昆虫。我在山上拍到大量肥大的蛾类幼虫及其茧壳，把它们的照片发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昆虫网站上，只有少数几只被人鉴定了出来。清理林下植被导致鸟类消失，鸟类消失导致鳞翅目害虫大爆发，进而导致大量古树死去。因果链就是这么清楚。

可是，当我同父亲讨论山上的古树为何大量死去，他却只是简单地归结为：老了自然就死了呗。

人们忙碌着自己的生活，山上的树林里一片死寂，再没有热热闹闹的鸟叫声了，也浑然不觉，又有多少人在乎那些死掉的大树、有多少人会想到它们是因为没有鸟类捕捉害虫才死去的。

第二年，父亲告诉我说，我家房前的银杏树上长了很多黑色的虫子。我回家一看，那不就是银杏大蚕蛾的幼虫嘛。在我从山上拍到的大量蛾类中，这是少数几个被鉴定出来的物种之一。山上的害虫终于蔓延到山下来了。

然而除了我，没有几个人关心山上的森林里为什么死了那么多的大树。大家都忙着赚钱呢，死树也是可以卖钱的。

发生在北京山区树林里的事情，同样与钱有很大的关系。习瘟猪上台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在所谓的“荒山”大搞植树造林。这场持续十来年的运动，给园林绿化林业部门及相关人员带来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打着植树造林旗号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同时大发横财。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北京的植树造林运动存在诸多问题，上文提到的清理林下灌木杂草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只是问题之一。

除此之外，北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造林运动还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是造林前大肆清理原生植被，不仅破坏生物多样性，而且容易导致水土流失。

在北京山区，很多被选来造林的所谓的“荒山”并不是完全没有植被的光山，而是已经生长着大量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野山。这些山有的因为过于干旱，不适合乔木生长，植被以低矮的荆条为主：有的是因为历史上遭遇过砍伐，乔木所剩无几，但除了荆条和杂草，仍生长着少量山桃山杏等乔木。其实，不管山桃山杏还是荆条，以及混生于其中的很多野花，都是非常重要的蜜源植物，对于养蜂业和水土保持，都具有相当的生态价值。华北地区养蜂业的主要流蜜期，就是荆条开花的季节。

但在园林绿化部门眼中，这些原生植被都是造林的障碍。为了种植那些原本为城市园林选育但未必适合山区干旱气候的破树苗子，他们发动农民上山将荆条砍掉。有些地方甚至把挖掘机开到山坡上，将野生植被连同下面的部分土壤整个清除，人为制造出寸草不生的“荒山”。有些地方山坡太陡，挖掘机开不上去，那些耐旱又耐寒的原生植被往往扎根很深，要“斩草除根”非常难，而北京当地的农民因为福利比较好，不愿去干这么辛苦的活儿，造林承包商只好专门到河北去找一些愿意干苦活儿的农民，不辞辛劳地将那些已经适应了干旱气候的野生植物连根挖除。

在门头沟的一个村子，我跟当地的村民聊起村外一片人工造林的山坡。那片山坡多石少土，又很陡峭，面积大概有十来亩。有村民告诉我说，园林绿化部门雇人在那片山坡种树，年年种年年死，每年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重复栽种树苗子并给树苗浇水。要是种上十年，“那十亩山坡，就被他们种成了一百亩了”（10亩×10年=100亩）。幸好，在瘟疫爆发后，园林绿化部门也懒得来继续折腾那片山坡了。

为了验证村民说的话，我特意爬到山坡上去看了看。在造林地块之外，山坡低处有农民种植的果树；山腰和多石的山脊上生长着荆条、山杏、大叶梣、小叶梣、大果榆等本地树木，有些山杏和大叶梣已经有两三米高，长势还算可以。而人工种植的松树和槭树（即民间说的“枫树”）大部分都已经枯死，剩下的寥寥数棵也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不远处还扔着干枯的树苗，树苗根部的黑色塑料育苗盆都没有去掉。这些松树和槭树种在已经清理掉植被的条沟带上，没有草本植物的覆盖，光秃秃的黄土在阳光下暴晒着，到了夏天的暴雨天气，这些土壤很容易被水冲走。如果没有遭到破坏，山坡上原本覆盖着一层耐旱的卷柏保护表层土壤。

但这个人工造林的山坡还不是被破坏得最严重的，在密云的一片坡地上，我见过更可怕的案例。

那片坡地位于雾灵山北麓，与河北省兴隆县接壤。山坡的西侧属于河北省，上面种植着核桃、栗子之类的坚果；山坡的东侧属于北京，大概在2018年前后，造林的人开着挖掘机来到这里，将山坡上的植被彻底铲除，然后在上面种了一些刺槐和榆叶梅。

第一年种下树苗后，因为山坡上的大部分土壤被挖掘机铲掉，只剩下难以保持水分的砂子，很多树苗都死掉了。

第二年，造林承包商雇人补种了树苗，又运来一台柴油抽水机，买了很多白色水管，从1-2里远的山脚下把河水抽上来浇水，那些树苗才活了过来。可是树下的植被一直没有恢复，树苗也长得不好。暴露的黄色山坡，在上面绿油油的雾灵山衬托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有一次来到那个地方，刚好有农民在给树苗浇水，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得知这些“荒山”原本都是耕地，因为最近一二十年气候越来越干旱，已经不适合种植庄稼，就被政府收去种树了。他对政府搞的这种植树造林运动非常不解，“还不如像河北那样种栗子呢，至少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他指着山坡另一侧河北境内那些粗壮的栗子树说。

从这片栽着刺槐却依然裸露的山坡继续往前走，我的眼前出现一大片人工种植的松树。它暴露了北京植树造林运动的另一个弊端：

大量种植易燃的松柏类树种，存在山火隐患。

有一年，我来到位于密云县东部的雾灵山林场，却被一个林业检查站拦住去路。后来跟周边的村民聊天，我才了解到，若干年前，相邻的河北农民到京冀交界处的森林挖草药，因为点篝火烤馒头后没有将火彻底熄灭，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山火。据当地一些村民回忆，那场山火烧了几天几夜，把山上种的松树林几乎烧光之后，火才被扑灭了。

其实，因为在松树林里用火不慎引发山火的事故，在近几年也时有发生。

在北京市与河北承德市交界处的雾灵山周边，最近几年光是我知道的三次山火中，就有两次跟松树林有关。

其中一次的起火位置位于河北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交界处，是我到“四县交界”的密云花园村黑谷关长城游览时看到的。后来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据她回忆，那场山火是有人在清明节后上坟燃烧香烛纸钱引起的，把兴隆县这边山坡上的松树林给烧了，山脊上一棵被当地村民尊为“树神”的老松树也给烧死了，大火差点就蔓延到山脊另一侧的承德县境内。

“那棵老松树可有些年头了，在我才刚嫁到这边的时候，松树就已经有这么壮的。”

老太太望着远处山脊上那棵只剩下乌黑残枝的古松，怅然若失。

“前些年村里小媳妇在那片松树林里捡蘑菇，卖了好几百块钱呢。”她叹了口气，“往后那里可没得蘑菇捡啰。”

后来我专门再次爬到那片松树林对面的山脊上，拍到了林子顶端那棵被烧死的古松。

在回程途中，我在密云县曹家路村对面的山坡上，看到了另一处被山火摧毁的松树林。但当地村民对起火原因讳莫如深。

我相信，自己看到和听说的这几起与松树林有关的山火在华北乃至全国都并非个an，多年前，在从四川坐车前往云南的途中，我就看到过公路边有松树林被山火烧掉。

这段时间干旱的西南地区山火频发，那些着火的山林就是以松树为主要树种。

松树有油脂，太容易着火了。住在北京周边的村子里，我曾经尝试着用人家砍掉不久、松针依然翠绿的松树枝烧炕，一点就着，比一些已经干枯的灌木还好烧。

然而北京的植树造林部门并没有从这些一再发生的山火中吸取丝毫教训，在北京山区——包括雾灵山、百花山、灵山、松山等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自然保护区周边——松树、落叶松和同样易燃的柏树，一直都是最常见的造林树种。

更有甚者，有些种树人还将剩下的树苗扔在山沟里，这些树苗干枯后一旦被火种点燃，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成片种植单一树种，还会造成“绿色沙漠”。

早在20年前的2002年，中科院动物所的解焱博士就曾在《恢复中国的天然植被》一书中，批评了成片种植物种单一的人工林会导致“绿色沙漠”的做法。这种“绿色沙漠”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因为物种单一，“生物多样性水平极低”；由于林下缺乏地表植被，水土保持能力也很差；没有地表植被的遮盖，会导致一些可帮助分解落叶的昆虫和微生物难以生存，使得林中“营养循环过程被阻断，土壤营养日益匮乏”，又会导致小型鸟类无处筑巢，使得林中没有这些天敌控制虫害。

然而学者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北京这些年的植树造林运动中，这儿一片全种松树、那儿一片全种柏树、又一片全种杨树的做法比比皆是。

最离谱的一次，有个植树造林承包商居然在密云新城子镇辖区内的几块坡地上，用挖掘机铲除所有野生植被后，种了一大片原产于南方各省的杜仲。杜仲在冬季气温不是太低的北京市市区公园（如陶然亭公园就有一片）尚可生存，但是这一片杜仲已经不是小树苗，有的已经长到三四米高，有手腕那么粗了，估计是苗圃里育种多年却没能卖掉的老苗子，被造林承包商弄来充数的。这样大的植株本身就很难存活，被移栽到海拔比较高、冬季寒冷的地区，存活率就更低了。那一片杜仲绿色沙漠里的树，有相当多都没能熬过第一个冬季。纳税人的血汗钱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在解焱博士那本书中，她还对植被恢复实践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而实用的建议，例如要避免使用外来物种，在种植过程中尽量采集本地物种的种子，“最好采用播种的方法”，而且要“种植尽可能多的物种”。

其实北京山区拥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本土植物，在近几年出版的系列科普图书《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中，正文部分多达550多页的北京卷是最厚的，记录了本地区常见植物共“127科565属1221种”，绝大多数都是本土原生植物，其中不乏既有重要生态价值又具有观赏价值的树种。

例如北京的两种本土椴树，蒙椴和辽椴，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在北京山区闻到椴树花的甜香、然后看到那一树繁花的欣喜。

又如前文中提到在延庆玉渡山景区惨遭砍伐的六道木，是忍冬科的香花植物。我也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在怀柔山区闻到一股奇香后到处寻找香气的来源、过了好几分钟才发现它来自旁边一棵六道木的小白花时的惊喜。

遗憾的是，这些美丽的乔木和灌木都入不了造林运动实施者的法眼，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北京见过一处种植椴树的人工造林项目。而六道木呢，则跟同样也是重要蜜源植物的荆条一起，成了造林运动和间伐运动的受害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一边大肆破坏本土蜜源植物，一边又年复一年地在乡村地区推广养蜂业作为扶贫项目。难怪这些项目有很多都以失败告终，蜜源植物越来越少，你让蜜蜂到哪儿去采蜜呢！

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植树造林运动中存在的，相关主管部门并非没有察觉。在解焱博士的那本书于2002年出版之际，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的杨朝飞，就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反思了中国以往的生态建设“忽视了‘天然植被’的巨大生态服务功能”等问题，肯定了解焱博士所作的研究。

几年之后，中科院植物所的蒋高明研究员在考察和研究过内蒙一些地区的生态恢复实践后，也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论述“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的重要性。

可是，随着习瘟猪上台后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很多地方动不动就投入上亿元的资金，大搞造林运动。这样急功近利的运动式造林必然会吸引一些唯利是图的承包商与供应商。这些人与园林系统内部的官员勾结起来，只顾捞钱，完全不考虑种树的方法是否科学，结果便是花费了大量资金，生态环境不仅没有得到提升或保护，反而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一些曾经到中国做过考察或研究的外国专家也注意到这种运动式造林的弊端，例如英国生物学家兼科普作家科林·塔奇就在《树的秘密生活》中委婉批评了中国的做法，认为“大力度大规模的土地治理和植树造林，还不如放任式管理更为有效”。

可惜，专业人士的声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捞钱热潮中显得那么渺小。习瘟猪不懂装懂用政治指挥科学的颟顸做法，无论对抗疫还是植树造林，都是灾难。

而且，在“不许妄议中央”的一言堂保护伞下，运动式植树造林也跟运动式核酸检测一样，成了孵化繁殖贪腐分子的温床。

在笔者为撰写本文而在北京山区做调查的过程中，我从一位村民口中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某些大型苗圃与有关部门勾结，通过获取所谓的“国家认证资质”，垄断当地苗木市场，一些造林承包商因此拒绝购买农民种植的树苗。那些农民没有办法，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将树苗卖给那种获得“国家认证”的苗圃，然后苗圃再抬高价格，将同一批树苗转手卖给造林承包商。

在这样腾挪倒卖的过程中，苗圃和造林承包商都通过年年种树年年死的造林运动大发横财，农民辛辛苦苦育苗种树却挣不了几个血汗钱。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原本拥有丰富本土植物的野山，被人为搞成生物多样性惨遭破坏、满目疮痍的真正荒山。

习瘟猪原本希望通过“绿水青山”给自己打造政绩，结果却变成了贪官污吏和奸商的“金山银山”。这样荒诞的事情，出现在一个样样都是政治挂帅的时代，并不意外。

随着习瘟猪永不退休的皇帝美梦即将变成现实，北京山区这些年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下经历的生态噩梦也将继续下去，并像病毒一般向其他省份蔓延。

国在山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