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改开四十周年 | 关于基建资本主义的反思
文 | 马涵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迫在眉睫，在劳资关系飞速变化的情境下，我们认为，我们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的新时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得到新发展的高科技支持，更重要的是，它得到日益增长的民粹权力（或威权国家权力）的支持。在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国家权力都致力于建设基础设施，开辟工程项目和经济特区，以实现资本主义扩张的再生产，这也导致了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帝国之争。在南方的改革实验之城，正体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通过分析，我们提出“基建资本主义”(infrastructural capitalism)的概念，我们力求理解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它是全球资本主义深化过程的一部分）的特征。
我们提出的“基建资本主义”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形式：它本质上建立在物质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生产之上，国家主导或大力支持这些设施的生产。这一概念，既包括道路、城市、高铁、物流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它们与国内外的攫取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济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两种基础设施之间的交叉。
虽然经常有人指责基础设施滥用国家支出，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可是，它对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基建资本主义是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包括攫取资本主义(extractive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 (industrial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 (digital capitalism)。我们的基建资本主义日益呈现出国际面向。“一带一路”，这一巨大的项目，让私有和国家资本出口它们过剩的生产力，在其他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来确保资源的攫取，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这些经济体，以及劳动关系。
基建资本主义的起源
基建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南方的一个渔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人民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纪念日这样评论：“从南海之滨的小渔村，到如今高楼林立的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令世人瞩目的‘速度’﹔从‘开山第一炮’拉开改革序幕，到如今每平方公里孕育8.51家高新技术企业、吸引了约三分之二的世界500强落户，成为全世界的科技之都……。”
仿佛是一夜之间，改革后就“推翻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1970年代以来，在南方城市爆发的这场巨大的资本主义转变，是自上而下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消极革命。而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在塑造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同样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竞争阶段，21世纪初开始的垄断阶段。到了201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这40年的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国有资本和部分私有资本走向垄断。第二个趋势是战略性的基础设施被建立起来，以维持不平衡的发展，并用以解决这种不平衡发展过程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危机。我们认为，对于垄断资本主义，基础设施的发展是根本性的。
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首先推动了1980-1990年代的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当时，大型国有企业倒闭，外资或本地投资的中小企业开启了一个随意竞争的时代。利用蛇口地区，大搞基建，建立工业区，“首次打破了工资大锅饭，首次邀请外商投资建厂，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支试管”。同时，试行公司所有权的变革、合同工的使用，当然还有大量外来劳工涌入这座改革中的城市，而没有得到任何劳动保护和社会保护。
国有企业越来越少地掌控工业，而新的垄断企业尚未完全出现。总部位于深圳的富士康，这一智能手机的全球生产商，就是体现这个过程最好的例子。去管制政策（或者说，根本没有管制）使得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成为可能。在这个阶段，国家有意地帮助资本对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一直到1995年，第一部《劳动法》才制订出来。然而， 即使颁布了这部法律，可大多数公司基本上都无视了它。
1990年代末，竞争阶段走向了结束，亚洲金融危机推动国家在经济上扮演更大的干预角色。这种变化，使得我国和其他完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区别开来。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垄断趋势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的《劳动合同法》立即被颁布出来，可令人遗憾的是，它同时遭到了外国资本和私有资本的阻挠，更遭到了完全新自由主义化的劳动部门的阻挠。为了逃避《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的管制，避免因实际存在的违规用工遭到劳动者投诉和劳动监察部门的罚款，不管是何种资本性质的公司，都积极地发展劳务分包和劳务派遣。
这个“模式”的兴起，是21世纪初向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转变的标志。它基于两个互相关联的发展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公共层面有意地对战略性行业（自然资源、建筑、通信、银行业）的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和合并；第二个趋势是，对高科技、电子商务之类的领先私企进行扶持。我们的金融化过程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促进和巩固了垄断。在各个领域（包括旧有的和新兴的领域），国有公司和部分私有公司都取得了垄断地位。这些垄断的形成各自都离不开建立基础设施，或者是在金融和通信层面的监管保护，以及新兴的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优惠政策。这些公司，所谓的“龙头企业”，像华为、腾讯或阿里巴巴，如今都跻身全球最大公司的行列。在短短40年里，竞争资本主义被迫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和基建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发展型国家所支持的垄断转向，可以被视为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的一种替代和反对。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基建资本主义之下，多种形式的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共存和运作。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多种形式的资本的共存和共同发展，当中包括制造业资本、金融资本、物流资本和数字资本。所有这些形式的资本都高度依赖于基建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基建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关联。资本生产的各种形式不止是并列在一起而已。金融资本帮助工业资本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在经济大衰退海外出口市场萎缩的状况下。而工业资本则促进了物流资本的快速崛起，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和消费。
国内制成品消费的增长，依赖于一个能促进它们流通的、日益复杂和扩张的物流体系。特别是在08年经济大衰退之后，物流扩张的过程加快了。大衰退迫使中国经济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更多地专注于发展国内消费，以及扩大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这带来了中国物流基础设施的兴起。由国家推动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如公路和高铁，已经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特征。为了应对电子商务的需求，中国正在计划建立更多的高铁货运网络。这种做法确保了商业物流领域的快速扩张，从而满足电子商务公司的需求，有些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借助对电子商务至关重要的全国物流网络，电子商务进一步又促进了国内消费。
中国快速整合和集中的物流业，与集中于制造业的庞大工业资本一起，快速取得了垄断地位。通过企业并购，它可以实现高度的集中。物流部门也和制造商、电子商务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条件和制造能力、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一批能促进消费的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一个扩张和集中程度都非同寻常的物流部门。这样的发展趋势，对工人和劳工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
如今，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构成了资本主义最重大的挑战之一。这一挑战不仅是全球范围的，而且还涉及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全球霸主对中国发起了进攻。然而，美国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相互联系，也意味着我们很难将两个经济体分离开，而且潜在的冲突很可能会加剧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
因此，我们关于基建资本主义的概念描述的，不仅仅是国家在引导和资助基建项目（即对资本积累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本身方面的领导作用。我们还要进一步探问：在协调和规定经济活动、在压制社会异议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基建如何促进了国家的力量的扩张和深化？在基建资本主义的结构中，基建又如何孕育出那暗藏着破裂可能性的危机逻辑？
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化过程，也必然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首先，基础设施的发展往往开始于征地。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由征地的纠纷和伴随的腐败问题所引发的民间斗争一直是底层斗争的一个最普遍、最暴力的类型。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中，层层分包的生产体制下产生的拖欠工资和对其他劳动权益的广泛侵蚀，导致建筑工人抗议不曾间断。第三，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过程积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其中就包括高铁建设，这是对经济的一枚定时炸弹。最后，在基建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持下，电商和平台经济快速增长，这也推动了“零工经济”的迅速膨胀，带来了相关行业劳动条件的持续恶化，这必然带来劳资冲突的激烈化：近日百世、韵达等快递公司地方网点的罢工事件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继续以同样的方法和机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剧。
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视角来思考我国资本主义的形式。在根本上，我们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下劳工斗争的物质基础——21世纪初资本主义深化发展的基础本身。我们不能抽象地回答工人阶级形成和再造的问题，或是工人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置于在现阶段的基建资本主义之下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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