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无力的愤怒
在整理相册的时候，翻到一张SARS维基词条的截图，保存时间是1月2号。那时候，我已经跟在武大的好友聊了几回“谣传的疫情”了。从30号看到消息转发给她之后，她就十分忐忑，并且开始多方打听，但作为一个刚去武汉一年的学生，并没有打听到太多的消息。
2019年12月31号，我在发《我们会航向怎样的未来？》前的最后一刻，在文章里加上了一句：“没到23:59:59，谁都不知道这段话会不会再增加点什么。”那天，朋友们都看到了“类似SARS”的新闻，但随着消息逐渐沉寂，以及随之而来的台湾大选，这个事情并没有成为我们关注的priority。往后的日子里，香港的防护一直升级，疑似病例不断增多，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疑似病例，而大陆自抓了八位“造谣者”后依旧和平安乐。看着墙内外的差距，我和朋友们都困惑，也察觉到异常，却不知要作何准备。
18号和朋友们聚餐，疫情消息突然爆发成为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并开始集体买口罩。20日因为要收拾回家的行李忙了一天，没有太多时间看手机，瞄两眼群聊，已经感受到随着一线消息不断增多逐渐蔓延的愤怒。21号是我留在上海的最后一天，行李收拾完毕后，一边帮朋友买口罩并送过去给她，一边催着家里买，没想到爸妈不当回事。坚持不懈发消息“骚扰”了两三个小时后，妈妈终于屈服，但只买了一包十个装的医用口罩。到家后，爸爸在接我的路上批评我前几日的过度紧张，并且基于过去半年我的变化，他觉得我是看太多“负面消息”才会如此恐慌，并直言“非典都这么过来了，这次我们也不会怕。”那一刻，我感受到资讯差异带来认知不同。
22日湖北才启动二级响应。想起家旁边是景区，如果一切仍然得不到重视，那客流量给景区工作人员带来的危险无法预估，于是我到景区门口问售票员是否被允许戴口罩工作，得到的答复是“若没有明确允许，则不能戴。”。我要到了他们上级的电话并打电话过去，希望相关领导能重视，下午再去确认时，他们表示已经收到通知。和大家聊天发现，目前朋友们最大的困扰是父母不听劝，于是我又打开电脑用PS做图，想做个简洁明了方便扩散的宣传图。
午饭时，爸爸又一次批评我过度担心，浪费时间做一堆没有用的事情。尽管从去年六月起，在各种冲突中他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但他一直以来的态度是“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了，任何行动都不会改变什么，所以什么都不要做，尽快出国就好”。我多次向他解释了“不会没用”，他始终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
这一顿批评轻易地挑起了我积压多日的不忿，我反问他，“不就是你们这群大人总是觉得没用，总是什么都不做，所以才糟糕成这样的吗？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都被人骑到头上了，我凭什么不能生气？凭什么我不满意只能离开？”说完就忍不住眼泪噗噗直掉。爸爸当然无法理解这句话背后有多少含义，在他简单的逻辑里，普通人的行动根本无法改变体制，看看就好，不要“投入太多”，我在做的事根本不是“我该做的事”，要学会看清现实。我又气又恨，可这种关乎“公民责任、公民意识”的话题并不是一顿饭的时间就能解释清楚的，我放弃了对话，直言过完年就自己住，看不到管不着就不用生气了。深夜朋友们传来“小道消息”武汉即将封城，凌晨被证实。
23日自上午10时起，武汉开始封城。朋友转发了nCOV支援的志愿者招募，想着在家反正也没事，就加入了。突然想到年夜饭早就定好了要去饭店吃，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要改成在家吃，果不其然被拒绝。想了一天只好从姑姑那边寻求帮助顺带提醒她出门要戴口罩，获得支持后又游说了妈妈一番，直接忽略爸爸的反对意见，决定把饭店做好的菜肴打包回家在家吃。除夕当天我们提早到饭店取餐，餐厅里并没有别人，家人又一次说，“你看这没什么人嘛，我们就在这里吃好了。”我气得直跺脚，是饭店老板帮忙解了围。因为姑姑家里没有装电视，所以我躲过了春晚的骚扰，看朋友们疯狂吐槽以及微博上越来越多的求助帖还有护士医生们崩溃的视频，心里一片荒凉。
大年初一，景区明确指令关闭，爸爸又一次问我，“你看，你忙了那么久，人家景区现在不也关了吗？政府也不是做了点事吗？你之前做的事情有什么用？你以为做了这些事，十七年后再发生一次就会改变吗？”稍微缓和情绪的我，想到Roy在台北分享时所说的“每个具体的个体都是社会建构的一部分”，决定尝试从这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即便是普通人的行动都可能有用”，于是讲了被派出所警察约谈的事情。当父母得知是转发维尼熊图片如此荒谬的原因后开怀大笑，于是给了我机会反问爸爸，“有用”要什么程度算“有用”？“变化”需要多大程度算“变化”？你总结原因总是只有一句“一党专政”的问题，真的只有这个问题吗？一时半会爸爸回答不上，但似乎我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给他。或许在他心里，最根本的仍是对“我被约谈”的担心，从而极其抗拒我的各种“实际行动”，知道了原因后，便不再那么紧张。
随着疫情不断升级，村里也决定封路，春节没有来访的客人，我每天除了练琴、遛狗就是帮信息组收集和整理信息。爸爸再次关心我的志愿工作时，问句变成了，“你们每天做的事情真的能帮到湖北那些人吗？”
新闻呈现出的湖北依旧是混乱无序的状态，每天面对不断出现的求助信息和各种荒唐又粗暴的决策，无力感和怒气交织出现再渐渐平复。情绪的不断消耗使我开始有意识地屏蔽掉一部分信息，不再细看那些走投无路的求助，机械地把信息复制黏贴整理好后就关掉页面，后来工作内容改变，我就更加远离它们，但微博一打开，首页仍旧充满求助人的绝望和转发者的愤怒。
有天早上，突然想给爸爸听听《自信勇敢咱的名》和《岛屿天光》，靠歌词悄悄洗脑一下。唱到“为了清白和尊严，为了一家人，简单过生活”时，我正好要去洗碗，突然想起，前一晚有一朋友看到一线记者们请求支援防护服和口罩的消息后，说了句“求求这些记者了，回去吧，不值得。”接着另一位平时常假装不正经的朋友说“这是记者的天职，要不是太失望了，我也会想上前线的。”一边洗碗，一边眼泪不停地掉下来。
在家呆了好多天，爸妈决定下山去村里走走，听说草莓园还开着，没了游客肯定损失惨重。路上经过另一个果园，看到农民站在园子的入口处看着他的果树，我都能从那个背影里感受到无奈和痛心。这场灾难的附加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显现。妈妈又开始安排隔日要找时间下山去买鸭子，因为农户告诉她山路封了饲料进不来，鸭子要饿死了，不如趁早贱卖。坐在电视机前的爸爸也说了句，“客户这两天一直打电话过来，我却出不去。工厂开不了工，我亏损也很严重啊！”
去摘草莓，去买鸭子，对以此为生的农民来说，这点帮扶都是杯水车薪。爸爸工厂运营的成本仍旧在消耗，已经有企业支撑不住倒闭。小小的病毒戳破了十几年繁华的幻象，整个国家漏洞百出，结构的每一环都摇摇欲坠。普通人活在幻象里，却也要承担幻象破灭后最大的痛苦。
这篇文章开始于2月6日晚，我打完两段话点开手机看到群里的新信息是张微博截图，上面的内容是“李文亮医生抢救无效，已离世”，把图转发给朋友以后，一瞬间失去了所有感觉和情绪，呆呆地坐在电脑前，胸口一阵窒息。我非常希望是假消息，但另一个群里出现了不同信源发的相同的消息，我只能相信。想连着当时的训诫书一起发朋友圈，切换账号检查发现，无情的算法屏蔽了这条消息。
朋友们集体陷入了悲痛中，我积累了十多天的情绪又一次爆发，坐在电脑前泪如雨下。擦干眼泪后继续看大家的消息，不知道能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接着见证了一次“反转”，知道了什么叫“阎王要你三更死，政府留你到五更”。我抄了博主@今日例外 的微博在朋友圈——“希望我死的时候，没有愧对过今晚的悲愤，做好人，和这狗比的世界以刚克刚。”大家一起失眠，说不出什么安慰彼此的话语，只能默默地彼此支撑。
第二天爸妈自然也要议论一下这件事，爸爸好友正好是传染科医生，过年期间一直在医院加班。想着友人在医院应该很忙碌，于是爸爸问了下好友太太一家人情况如何，随口聊了两句，没想到好友的太太一开始不信李医生去世，仅仅因为自己丈夫说，重症死亡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我听完这个转述突然一阵恶心和愤怒。
2月9号，是延迟上班后的最后一天假期。天气晴朗，爸爸突然想带狗狗进村玩玩。走在河边为了方便游客散步而铺设的塑胶走道上，看着一边河水流淌，一边油菜花在阳光微风中轻轻摇动，远处田里有焚烧杂草徐徐冒出的白烟，依旧有农民在劳作。来散步的不止有我们，还有生活在村里的大人带小孩来玩耍，往年这里游人如织我们都避之不及，今年难得能享受宁静安逸的农村图景，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散步回家后看着朋友圈和微博跳出来的新消息，好像连转发的动力都没有了。反正都是同温层，也不缺我一个人刷屏。
时至今日，我已经回家三周了。这三周一直呆在山里，日常生活的空隙大部分被疫情信息填满，无力感蔓延太久后，逐渐疲惫。在这场灾难中，我每日生活正常，有家人的照顾甚至比自己一个人生活时还健康。周边尚且安全，没有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惧，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从屏幕的另一端传递过来。我连志愿工作都不敢投入太多，现在连求助信息都要屏蔽掉。在人人互助，人人自救的时候，最多只能贡献一份愤怒，它甚至微不足道，也没什么用。然后借“活下来记住这里的事，活着就有希望”这句台词安慰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
李医生离世当晚，我问朋友，“都已经这么糟糕了，还能更糟糕吗？”感谢他冷静地跟我说“可能还是会吧。”我还能做什么呢？就是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