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识分子之我见
在我对《现在，到了对一些批评者的标准进行检验的时候》一文的评论里，好几个人一直拿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四个字来嘲讽，却不真的问我一下，我所使用的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和语境。
@yfz和@郝佳林 最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做了回复，把回复的文字贴在这里，与大家讨论。
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或者共同体，而是一种属性。有些人也许认为是一个实体的群体，所以那几个人才会那么激动地反讽，也许他们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共同体感或者神圣感，然后认为我之于这个共同体不够格。
我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基础是葛兰西对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二分，我也许受这个框架的影响比较大，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文化和文人传统对我没什么影响。下面谈的是我对葛兰西的理解，不保证准确。葛兰西认为，现代语境下，所有的社会生产都需要知识驱动，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实践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专精，而20世纪有机知识分子兴起，他们有领域知识背景，但对公共问题有更多关注。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一部分工人，他们不仅具备工业生产的技术知识，也因为从事工厂劳动而对工人阶级的诉求、劳资关系的结构有社会学色彩的知识，所以他们会参与到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甚至革命实践中，并由于具备更多的知识，而争取革命活动的领导权。他们把自身介入到社会组织中，
比如厨师，就算厨师也具有知识分子属性，他懂烹饪和营养的专业知识，你是不懂的，你在家做菜所依靠的只是你所习得的地方性的常人知识。于是，一个只想着烹饪和营养这些知识体系本身的厨师，其实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而一个思考更多食品安全、餐饮行业生产结构和劳资关系的厨师，则是一名有机知识分子，继续深入下去，对食品安全和餐饮行业生产结构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在一个社会局部的缩影，所以餐饮行业工会显然会成为政府的批评者乃至推动变革的团体，在这样的批评中，他们既伸张本群体的狭义利益，又免不了伸张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者的结构性利益。
我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是狭义的知识分子概念，专指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属性在他的专业领域内才有意义，但在公共领域内，这个知识分子属性是默不作声的。进入到公共舆论空间，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我的预设是，当我们置身于公共舆论语境下时，只有有机知识分子才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只可能指涉有机知识分子。我不喜欢拽词，所以一般的公共言说里，我要求自己限制非常人语言的使用，除非有人要我作具体解释，我愿意回答他，但没人要我解释。
这里的知识分子并不指设多少个具体的知识分子个体和他们「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这里使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念类型」概念。理念类型不是群体。说「铜」的时候，人们不会犯错，不会去想你说的铜指的是哪一个具体的铜原子，或者哪一片「铜群体」，因为现代社会里自然科学成功地对人们祛魅了，不会把铜人格化；但说知识分子，许多人就会以人格化的原始思维地去套自己和身边的个体人（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都是人，所以很容易把知识分子理念人格化为知识分子个体组成的群体），这在观念上其实是社会话语里的实体隐喻和万物有灵论，即一定要把一个抽象理念理解为一个有形实体，才能理解，然后因为理解为的这个有形实体是指涉对象是人类的群体，所以认为理念是群体，这其实是错误的逻辑。理念是理念，群体是群体，个体是个体，某个个体属于某个群体，但群体和个体与理念没有属于不属于的关系。从逻辑上不能说，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就不这样，你说知识分子如何如何代表了我很丢人之类的，根本没有这样的逻辑。如果一定要说，也许某一个个体可以「分有」42%的有机知识分子理念，最多可以这样去设想。如果反讽我的人有能力这样去思考，他们也不会反讽，因为他们身上也许确实有 42% 的有机知识分子理念，另外 58% 不是，他要是能理解这点，也就没法讽刺我代表他了。
古希腊的阿尔基罗库斯提出过一个「刺猬与狐狸」的比喻，以赛亚·伯林使用这个比喻来反思苏联革命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用在这里也许并不完全合适，但可以帮助思考。刺猬类似传统知识分子，而狐狸类似有机知识分子。狐狸出于对公共性的关照，对政府提出批评，并要求变革甚至革命。在伯林那里，苏联式政治体制是刺猬的胜利，是对狐狸抑制的结果。这个图景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舆论里经常被讲述为「专家治国」的故事。刺猬模式要求专业人士仅在自己领域内扮演知识分子角色，指望这样就可以让整个社会有机运行，但这个模式其实导致了无人去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结构性桎梏（苏联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狭义的资社二分是意识形态而非实然）。这些底层的东西对各个社会集团利益的影响其实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批评是一种言说，言说都发展不起来，更没有公共力量去反思、反映这些「分布式利益」乃至推动相关的改革实践，只能指望威权者的审时度势，而威权者的信息触角其实远不如普罗大众想象得那么敏锐。
有机知识分子恰恰是在承载这些东西，批评是第一步，是最简单的对分布式利益的反映。所以，有机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评政府，政府只是表象，是每一次具体批评的具体对象而已，真正批评的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譬如索尔仁尼琴，在中国网络公共舆论中一般被视作苏联的批评者，民主斗士之类，其实完全不是，他不仅反苏反共，反苏反共只是每一次具体批评的对象，是表象，他反对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包括你所说的民主制度。
所以柴静当然有发言权，她比李文亮走得更远。说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柴静在非典病房一线做报道时，骂柴静的这些人在哪儿呢？李文亮其实已经具备有机知识分子的心，但他未来得及更多地去实践，就不幸过世了，倘若他没有死，我们也无从假设他会走到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刺猬模式所承诺的图景其实根本不成立，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很多行政指令干预专业领域内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事情，在刺猬模式下，刺猬本身也无法好好做刺猬，因为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结构无处不在，不去走从批判到改良到革命这条路，单靠刺猬，现代性的问题是无法被不断克服的。
你说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一定会是我反对的东西，上面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知识分子就是要在各个社会集团中扮演批评者的角色，以言说实践表达出现代性结构下容易被忽视的分布式利益。
而民主，我反对把它打扮成一种价值，更别说是普世价值了。民主不是价值。把民主视为价值，最后包装成意识形态，这其实是冷战的根源之一。民主的本质只有一个，它其实是一种结构，是一种信息传达结构。任何社会都需要信息传达结构，所谓democracy，就是建立在demos（村民）基础上的一个cracy（架构）。也就是让社区里的每一个个体表达自己的利益，然后用一套信息传达结构把这些利益转化为社会自适应的实践。在历史上，这种东西确实曾经是价值，但跟这个价值相对的是专制，而不是中国模式。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利益传达结构都是基于人民个体的，所以民主已经不具备价值的意义。中国显然也是民主国家，否则为何个体利益表达出来之后，政府和社会都会有所改良呢？有意义的问题仅仅是怎样的具体的民主制度能更有效地表达利益、传达信息，而这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价值问题了，就好像讨论matters的技术架构用python写还是用php写。西方因为舆论空间大，所以人们对这些的讨论演进到很高的层次，已经在讨论用怎样的数学算法来优化选举制度，并且已经在实践了，比如IRV、SNTV等等，中国互联网还在主要讨论要不要民主这种17世纪命题，一个差额选举也实践缓慢（但已经表现出一些意义），基层村民自治的许多地方行成果也没有被公共舆论很好地讨论、反思、改良，这其实是很值得每个中国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