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女性与权力》

“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引自原文）

“重申一下，事情不简单是，我们是古典遗产的受害者，或是其盲从者，重点在于，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用以思考公共言说、判定一场演讲的优劣和决定谁的话语应该得到机会被聆听的模式，而性别很显然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引自原文）

在乌衣失踪被囚禁之后开始读这本小册子。现实和书籍两相对照，无法让人不胆寒。为众人抱薪者皆冻毙于风雪中。我们从小被规训，说话小声温柔，要充分体现我们的女性刻板特质，以至于在这种需要大声疾呼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太小了，小到声如蚊蚋，小到被身边的人嘲笑当做没有听见。我们的身家性命也如同蚊蚋，不能被自己掌控，可以被他人随意伤害。

起初大家听着藏歌讨论乌日娜（音译）嘲讽索朗旺姆的八卦，乌日娜一首汉语歌都没有唱过，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他们特意说明这一点），她嘲讽索朗旺姆白有一把好嗓子，但自己民族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维护练习，天天唱红歌烂歌。

我说：这种嘲讽毫无意义（我觉得这种女性内部的撕裂和相互看不起非常伤害整个女性团体的利益，并分裂了我们），而且我并不觉得她们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选择权。乌日娜不用唱汉语歌红歌，那是她的幸运，她离开了这个国家，也是她的幸运。索朗旺姆没有那种幸运，她所拥有的选择权也非常少。我想说明仅仅乌日娜得到了一部分资讯，这已经比常人多出了无数倍的幸运；走了出去，嫁给一个德国人（无论多优秀的女性，最后还是要寻求婚姻的束缚。那么她是不是应该首先嘲讽自己就是个普通女人，不管怎么追求艺术，最后还受困于狭隘的思想还总想着结婚生子？）。既然已经走到了更高的地方，何必还要回身来嘲笑那些不幸的女性呢？

不过我自己都没有得到更多的说话权利和机会。显然我这些自己看来是讨论和温和的女性观点得不到男的认同。

可汗和贡布说：她怎么没有选择权？她怎么就没有选择权了？乌日娜可以做到，她为什么做不到？说是乌日娜得到了更多资讯和帮助，那么内蒙古那么多人，为什么就乌日娜自己走出去了？都是边疆都是少数民族，自己选择了烂，就别怪别人，还说自己没有选择权，很可笑。

贡布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每个人现在得到的结果都是她自己种的因。我觉得社会都是由人组成了，那么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责怪社会，都是自己的选择，都是自己前世做的恶果这一世需要偿还。

我说：那么徐州铁链女也是她自己种的因吗？她的选择权体现在哪里？

贡布说：难道她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吗？我相信在她被锁之前她有过无数次可以选择的机会。在她被拐卖之前，她可以选择错过被拐的那个拐点。被拐买之后她也有选择权。她有选择权。我并不是受害者有罪论，但她也不是完全没有罪的，她的罪也不妨碍我关心她同情她。（我曾经对他说过我认为因果论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在女性受害者身上是这样体现的，劝受害者闭嘴认命，劝受害者不要寻求公平正义，好好赎看不见摸不着的上辈子的罪。）

可汗也赞同贡布的一部分观点，起码在选择权上面是这样的。

我想问：选择去死吗？她被铁链栓着锁在破屋子里，全村的人都在帮忙看守着她。她的牙被拔光了，咬舌自尽都做不到啊。

可汗说：我关心的是全人类的权益，你太狭隘了。如果你敢保证全世界没有一个男性被拐卖被虐待被伤害，那么我承认你说的这些事情只伤害到了女性威胁到了女性。要按你的来说，战狼也是可以被原谅的，战狼这么愚蠢都是制度的错。但不是，这就是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个人的原因，他们不可以被原谅。

我被惊呆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影子，一样的强词夺理一样的无理取闹，就好像是黑人上街游行：“Black lives  matter”，中国政府说：“All lives matter”。我们明明在讨论选择权，在讨论具体的受害者，但他们依然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似乎在高度上就不用对具体某个人的命运感到共情和悲伤，只需要占据高地就可以轻易的说出一堆大道理来打败别人。

我知道某种程度上他们想让我闭嘴，我很关心并会谈论社会的不公和女性受到的歧视和伤害，他们说他们知道女性过得很惨，但人类都很惨，不是只有女性很惨。而且用因果论来说，这些女性受到的苦难越深重说明她们罪孽越深重，需要偿还她们的罪。他们用一些歪理来让我闭嘴。

他们表现出一种厌恶，对女性在公共场合为女性悲惨命运悲呼的厌恶。这也是民众基本的内心活动：“我知道你们很苦，你们就不能忍忍吗？”请保持姿态优雅柔软神情姣好凄婉，即使哭也不要哭天抢地涕泪交加一定要眼角微红梨花带雨。最好只是默默在一旁娇弱的哭泣，作为众人生活一个优美凄婉的背景，如同樱花的飘落一样让男的感到伤感于是他们多喝了一杯酒。

就像特拉马库斯对佩涅罗珀说：“母亲，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 ……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因为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可汗对我说：“女的就是要干好家务。在我家乡，女的都是不能上桌吃饭的，要天天伺候好男人，男人不让说话女人就不许说话。”他时常说着这样的玩笑话，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他受到的教育和真心，有多少是真的玩笑话。当然，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在那一刻，我的确被闭嘴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看着他们的嘴张张合合吐出一堆堆毫无用处的词句，我感觉我自己和所有的女性受害者一样无法反抗无法发声，巨大的力量把我死死的按在椅子上，我一阵一阵发冷。我像是和我自己分离了，一个我冷眼旁观，一个我悲愤欲绝。

我无法言说那一刻我内心的恐惧和寒心。即使在男的群体中非常支持女性的开明开智的人和Gay，对待女性被拐卖依然是这种态度。基本盘到底有多糟糕，我已不敢想象。

在当下，让女性闭嘴似乎成了政治正确。让女性闭嘴可以更好的奴役她们，让她们成为安抚冲突的工具。

如果分配给男人一个女人，让他在家里打着奴役着，他大概率不会上街砍人，他的暴戾可以发泄在家里，发泄在他的妻子和孩子身上。

让女人闭嘴，让她们在公共领域失去话语权。不允许被家暴者离婚，不允许被拐卖者离开，不允许被强暴者反抗，不允许女性相互帮助，不允许女性鸣冤，这些手段安抚住了有暴力倾向的男性，靠牺牲女性来维持稳定。

“当一个不受欢迎、有争议性，甚至仅仅是与多数人想法不一样的意见从女人嘴里说出时，人们就会认为这显示了她的愚蠢。人们不会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只会觉得说话的女人很蠢：“抱歉，亲爱的，可是这件事你真的不明白。”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被称作“一个无知的笨蛋”了。”（原文）

我也无数次被当成“一个无知的笨蛋”并对我进行“男式说教”（mansplaining），这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并非偶例而是时时发生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我因此成长成一个不敢表达自己看法害怕面对男性的暴力和冲突的人。我竭力纠正自己并尽力去表达，无论对方怎么看，我想要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更多时候我是沉默无声的，无论是被迫还是以为自愿。甚至一度我表达观点被男的激烈反驳之后我还会自省：“啊我太蠢了，我根本不懂就乱说话了啊！”

前老板就是一个恶臭的封建腐朽男人，他总是对我说：“你太自我了，你这个性格以后是要吃亏的，这样不行啊，你得改。”我一度信以为真，并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但后来我发现他几乎对所有的女性都是这一套打压之词，似乎他只会“自我”一个词语，并炫耀式报复式的使用它。他对另一个年轻女性说：“我有些意见提给你，你可能不爱听。你啊，就是太自我了，这样会吃亏的，你得改。”那位女性回答他：“大爷，我们共勉。”回答得非常好，但面对一个总爱当爹恨不得自己时时刻刻都是爹浑身散发着爹味的人来说，我总觉得这样的回答过于温和无法狠刺他，他太愚蠢而又自以为是了。

“尽管某些男性极其反感“男式说教”这个词，它作为一个概念仍然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词很妙，因为它精准地呈现出了很多人都有过的那种不被严肃对待的体验。”

前老板可能因为坏事做多了心虚理亏还是信佛吃素，我说既然开始吃素了而且每个月就吃七天就干脆吃纯素（Dairy-free Vegan），蛋奶葱蒜韭也不要吃了，牛奶的产生也是因为母牛一直在被迫怀孕才会一直有奶的。前老板和前同事疯狂嘲笑我：“你不懂就不要乱说了牛奶的产生哪里需要怀孕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有同学/朋友/认识的人开奶牛场的哪是你说的哪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被他们疯狂的嘲笑笑得满脸通红，明明自己说着对的事情却感觉自己做错了心虚不已。后来我把科学文章转发给他们，他们平平淡淡的“哦”然后就忽略了。即使他们是错误的，但他们依然足够有攻击性和自信心去摧毁别人的信心，打压别人的表达，这让我印象深刻。

“我确信，这类辱骂的成因很复杂，它们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驱动的。其中有些是小孩子在寻衅滋事，有些是醉汉的酒后胡言，有些是人们一时间情绪失控的产物（他们事后会为自己曾说过这些深感抱歉）。它们更多的是可悲而非恶毒。

我怀疑，某些“网络喷子”的恶意言论，是在将这些虚假承诺带给他们的挫败感发泄到一个更易遭到攻击的传统目标（“一个大放厥词的女人”）上。我们始终要记住这一点，女性绝不是唯一会感觉自己“失语”的群体。

招致攻击的并不是你所说的话，而是你在说话这个事实本身。

它们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旨在让那个女性沉默。“闭嘴吧，你这个臭女人”这句出现得相当频繁。或者它们声言要剥夺女性讲话的能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女性受到这类攻击时，人们好心建议她们采取的策略，往往都正合了攻击者的意，即让她们闭口不言。你被告知：“别跟那些‘喷子’正面冲突。”“不要理会他们，他们巴不得你关注呢。”“拉黑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就行了。”这些话莫名让人想到“别把事闹大，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条旧时经常用来劝说妇女的金玉良言，而且可能会让攻击者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辱骂而不受挑战。”（引自原文）

当恶性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会马上冒出一大片规劝/训诫女性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的文章，甚至是大规模的对女性受害者的辱骂和仇视、威胁，很多官方媒体也会下场来教育女性应该怎么生活。很少有大规模谴责犯罪行为本身。这种行为慢慢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遇事来一套，一步一步慢慢蚕食着女性的话语空间公共空间，用恐惧和威胁把女性赶回狭窄的密闭空间里去，让她们回家生孩子去，让她们逐步丧失公共话语权公共空间使用权。

“我们共享的那些关于女性得到机会去获得权力的隐喻，如“敲开大门”“冲击壁垒”“打破玻璃天花板”，或仅仅是“助她们一臂之力”，都在各种意义上强调了女性身处权力领域之外的位置。获得权力的女性被视作打破了界限，甚或是获得了她们本来不大配享有之物。”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而改变架构本身就意味着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权力；意味着将权力的定义与公共声望切割开来；意味着从协同运作（collaborative）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追随者而非领袖的力量；意味着将权力当作一种属性，甚至是一个动词（to power），而非某人的私有财产。我所构想的权力的新定义，是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很多女性所渴望拥有而不可得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权力。”（引自原文）

女性想要求助于法律的平等和正义，法律也是由男性制定的。长期以来男性代表拒绝提高女性的性同意年龄，拒绝拐卖妇女重罪，拒绝强奸重罪，也说明男性在享用着这方面的便利，享用着女性的血肉，改变法律就会触及他们的实际利益。而女性只能向这样的法律祈求，怎么可能得到正义。

当下女性代表的发言也仅限于为女性争取权益，为被强暴的幼女、被拐卖的女性、被家暴的女性、需要生子休产假的女性争取一丝公平的可能性，她们只有在这些议题上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在其余话题上除了举手表示同意并没有任何作用。甚至我觉得这些女性代表本身都是一种吉祥物，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这也正证明了古老叙事的威力，社会制度到现在还在遵从着。“这种对于女性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一贯鄙弃态度，在古典世界里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首先，当女性作为受害者和殉难者出现的时候，她们会被允许发出声音，通常情况下，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第二种例外则更为我们所熟知。偶尔，女人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振臂一呼——为了维护她们的家园、孩子、丈夫，或是其他女人的利益。…在极端情境下女性可以公开捍卫她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利益，但不能为男人，或是为整个社群代言。总体上说，正如一位公元2世纪的权威人士所言：“女人应该谨防自己的声音被外人听到，就像她们需要特别小心不要在外人面前脱下衣服一样。””（引自原文）

“把一个话题标签转化成实际行动，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困难许多。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害怕最后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回望MeToo运动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然而它所希望迎接的那个变化却从未真正发生过，哪怕事情会变得和过去有些不同…（…全世界的法庭在“让有钱的男人逃脱制裁”一事上的记录都劣迹斑斑—任何人都无法漠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引自原文）

徐州铁链女事件真的能改变女性被拐卖的格局吗？我们努力发声，最后还是要求由男性组成的暴力机构来保护我们可怜我们施舍我们一丝仁慈和公平。我对此表示怀疑。身居高位又身为男性，我很难想象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女性在这里遭受到的苦难暴力。即使成长于贫穷暴力中后来功成名就的男作家（是的在此点名贾平凹）都是支持拐卖妇女的，在他看来，为了保护他那些贫穷落后的村子不会消失，那么拐卖几个妇女囚禁起来强暴生子是必要的牺牲，虽然那些妇女并不愿意，但不重要。他们长期漠视女性的苦难，到如今也不会有更多的同情心。

“女人们所承受的骚扰侵害的根源（以及她们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的根源）都确切无疑地深植于权力结构之中。

假设你在某天早上的十分钟时间里，曾经将一个女人强推进宾馆套间的洗手间里进行侵犯，那么你回到家之后，先不说被侵害者，你会如何看待你自己呢？毫无疑问，有些人的确会给自己倒上一杯加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张开四肢躺下，满心洋溢着胜利和征服的喜悦感。但我的猜测是，他们中数量更多的人根本无法做到回过头来直面和思考自己行为的残忍和污秽，因而只能在脑海中重新加工这个事件，把它讲成一个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新的故事：从某种版本的“我情不自禁，无法控制我自己”到“她心里其实求之不得呢”，甚至是“我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该得的奖赏”。

除非我们听到了他们口中的故事，否则我们就没有机会去挑战和击败他们的叙事，也无法揭露这种叙事所建基于其上的、具有剥削性和腐蚀性的社会等级观念。在#MeToo的世界里，权力/力量（power）意味着很多事情。它当然意味着赋予女性无所畏惧地讲出她们自己的故事的力量，但它也标志着我们去挑战、去改变那些给了男人们托词以逃脱罪责的叙事的力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吧，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这种叙事的。我们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是要使他们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使他们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这也是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地，最后一次说出这句话——“她心里丝毫都没有暗暗渴望这件事，没有！””（引自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