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美避税的观念。

美国社会中，涉及到生产和资产管理时，往往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避税。比如农业生产中，合理依靠进行的农业项目进行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和政府补贴。公司通过全球性洗牌，采用“打勾标记”税收标准，税收减免政策。也能合理合法进行避税。避税在美国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这里讲避税并不是鼓励偷税漏税，跟违法的偷漏税有本质的区别。从美国税法中不难解读到，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税务筹划最大限度地减少税赋。在美国，通过税务筹划避税既合理又合法。但不报或漏报则属逃税行为，将面临严惩。可以说，税务筹划就是一种“美国方式”。不做税务筹划，相当于把原本应属于自己的钱捐赠给美国财政部。

美国的纳税体系是建立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不过问如资产负债表、银行结账单之类财务资料。纳税人自己负责汇总资料，填写和提交报税表。据纳税人类型及收入差异，需填报的报税表也不尽相同。但所有这些表格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要求填报人登记原始财务数据。正相反，填报人先整理原始数据，做一定计算，在报税表中只需提交计算结果。除非报税表中信息前后矛盾或有欺诈嫌疑，美国政府一般不会去调查其“背后的故事”。即便有疑问，美国国税局实际审计的信息量和种类也是很有限的。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美国精神之一

而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政府职能，就使得在中国避税成为权贵之间套利的工具，且中美税制的不同，税率的不同，以及执法部门的权力大小。和司法透明程度等区别，往往造成在中国的民企，经营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税收过重，且计税方式不合理。

你要看中共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们在宣传什么。嘴巴上干讲，但是转手就是一系列文件。这些机构显然不是为了吃干饭而成立。范冰冰偷漏税8亿，对她个人是从轻处理。如果你欠中国政府哪怕是8万，你就有相当大的麻烦。天猫京东网店被要求自查三年补税，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但不结合网店经营者的实际经营情况。经常性地出现这种后法管前事的问题。一方面是法制不健全，一方面是税收环境，和对商家的打击。

2 . 中美税收比较。

中国的税制结构问题，对税负的误判无法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的正确走向。税收集中于企业缴纳，居民税负相对较轻。中国政府收入由“四本账”组成，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政府收企业税以利润作为税基会提高企业税负。企业增值税其流转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营业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9 种税收，保有环节需要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中小型企业增值税税负相对较高，大型企业较低。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明显低于私营企业。营改增行业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负较高。大型企业所得税税负最高，中型企业次之、小型企业最低。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较强，且避税动机不及中小企业，因此所得税税负相对较高，国有企业历年平均所得税税负较高，中央国有和地方国有分别为 20.08%和 21.74%，私营企业历年平均企业所得税税负最低，为 17.84%。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平均为 10-15%之间，而企业所得税税负指标的税基为息税前利润，因此，国企实际留存的利润会相应减少，可能导致其税负水平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但是，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近 80%的分红实际上并没有调出到公共财政资金，大部分用于国企遗留问题、国企改革等方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企税负较高的局面。居民直接缴纳总税收包含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和财产税，直接缴纳的财产税包含房产税、车船税和契税中居民承担的部分。

中国税收最主要的两大类为所得税和流转税。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间接税是隐形税，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在纳税。间接税是只要花钱就纳税，几乎等同于人头税：增值税17%+营业税3%+教育付加费5%，仅这三种就达到25%，全部打入价格里面…总共19种税），买一个一元钱的馒头，正常交税0.3332元。10元的烟，8.97元的税。吃饭、抽烟、花钱就纳税，这是穷人税。

美国税收改革法案《Trump Tax Cuts》相当于一次商业税的改革。美国主要实行的是直接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比例很高。美国如今的企业税率远低于37%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

新法案对跨国企业的征税方法做出了彻底改变

1持股10%的境外公司获得的股息可享受100%所得税豁免。

2美国境外的联属公司以往未征税的“累计收益”视同汇回本国，对其进行一次性过渡征税措施；及在 “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 税制下设立新的永久性最低税额。

属地型征税体系 (部分实施)

对于美国企业从其拥有10%或以上权益 (按投票权或价值而言，根据复杂的规则确定) 的境外企业取得的股息，美国税改法案对其实施100% 参股豁免制度，这使得美国对境外企业的收益从采用全球征税系统转为采用属地征税系统。虽然一个真正的属地征税体系是将境外收入的征税权让渡予有关收入产生的境外国家。

参股豁免制度，美国企业 (房地产投资信托和受监管投资公司除外) 从其拥有至少10%投票权或价值的境外企业取得的股息，一般可享受所收到股息100%的扣除额(DRD)。为了符合享有100%的股息扣除额的条件，支付股息的股份必须在股息支付前的731天期间内至少被持有365天，而美国企业股东亦需在该段期间内一直满足10%的所有权要求。此外，任何混合股息 (一般是指境外企业可享有税收扣除额或其他税收优惠的金额，且这与境外国家所征收的税项有关) 不可享有100%的股息扣除额。若任何股息已经享有100%的扣除额，对于任何与此类股息有关的已付或累计的境外税项，美国企业股东不得就其申请境外税收抵免或税收扣除……

总之，仅论税收，中美相差不大。但税制结构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点反应到民生上，反应到科创公司以及小微企业上，就有天壤之别。

如小米公司的招股书，其公司注册地址选择在开曼群岛，这种避税的方法在中国显然不符合共产党的预期。

简单来说，中国欠缺的司法，以及科技，政治环境，和资源价格，过高的企业税都是制约小微公司创业，创新的一个短板。制造业税负高于美国，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企业税负重的主要原因。税收没有明确“用之于民” ，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美国主要是以宪法为基础，以立法机关颁布的国内收入法典等为主干，以税收法规为补充，形成了联邦、州、地方三级平行的法律制度，高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无代表，不纳税”，税收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违宪审查原则也是其另一特色，1895年因为个人所得税违反联邦宪法从而禁止颁布。中国名义上以宪法为依据，逐步形成各种税收法律的框架，以中央、地方数量众多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组成的多层次税收法律制度模式。法律只有三四部，大多数是授权立法的法规、条例等，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税收也是宏观调控的一个手段，引导资源分配和结构变化。税收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大多数国家的税务机关有执法权和部分司法权，即对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人的民事处罚，刑事处罚由司法机关负责。

在美国，联邦税法由国会制定，各级政府有其自己的税务机关，拥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独立性和纳税人有表决权是美国税法制定的显著特征。州和地方议会无需联邦批准，2/3以上公民投票表决后即可执行。这样导致不同州税法差异很大，所以不同区域税法不相容。如2003年有5个州不征收销售税，且征收的州税率也是从3%到7%之间不等。与其相比，中国只有国家，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有税收立法权（可以授权），各级税务局只有执行权。根据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拟定和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省级税务可以拟定地方规章和实施细则，并依法进行征收管理。全国只有统一的国家税收法律制度。目前公民仅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税收法定主义。

美国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个人；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美国的第一大税个人所得税，中国由于人均水平较低、征收管理水平有限、征税成本高等，占比相对较低。美国的另一大税种社会保险税，中国今年正在探讨。中国的第一大税收增值税，美国虽研究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征收。美国的分税制，相互独立，高度规范。中国1994年建立了国家、地方分税制，但税权仍高度集中。法制化程度不健全，存在寻租空间。

2020年3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通过《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以下简称“CARES法案”）。作为2万亿美元援助计划的重要部分，CARES法案为美国企业、个人和家庭制定了多项税收救济与税收优惠措施。如

• Fuyao Glass America Inc.，一家由中国企业所有的美国公司，符合CARES法案税务优惠的适用标准。
• KBP BioSciences USA. Inc.，一家由非美国风险投资基金3E Bioventures投资的美国公司，符合CARES法案税务优惠的适用标准。
•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属于通过分支机构从事美国业务的外国公司，亦符合CARES法案税务优惠的适用标准。（最近好像有所变动）

可见美国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仍然对于中国企业在美的资产进行全面的保护，且有实实在在的补贴。企业税收救济措施：

• CARES法案下的个人税务优惠可适用于侨居境外并在境外工作的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但是，对于1,200/2,400美元的个人可退还税收抵免，在进行调整后总收入标准的计算时，是否应扣除该纳税人的境外收入免税额（2019年每位适格纳税人可享有最高105,900美元的免税额），法案尚未进行明确规定（一般而言该等免税额可从调整后总收入中扣除）。美国国税局可能会就相关问题制定细则。
• 如果一名没有美国绿卡的非美国公民满足“实质居留标准”（即根据美国税法规定在2019年度内至少在美国居住或停留183天），则该外国公民亦被视为美国所得税法意义上的税务居民，在拥有美国纳税人身份号码并符合CARES法案所规定条件的前提下亦有资格获得1,200/2,400美元的可退还税收抵免。例如，一位拥有美国H-1B工作签证的非美国公民，于2019年内在美国居住停留的时间达到了法定天数，并且满足CARES法案收入标准，则该非美国公民将可以获得这一税收抵免。
• 个人就业状态并不影响该1,200/2,400美元税收抵免的适用：临时工、独立承揽人、全职或兼职员工都有可能符合该税收优惠适用的条件。
• 但是，非美国税务居民的外国公民无法得到该项1,200/2,400美元的税收抵免。

  A因新冠疫情而暂停营业的雇主可享有“员工留任税收抵免”。B薪资税支付延期。 C暂停对净营业亏损的限制。D暂停对非公司纳税人营业亏损的限制。E加速替代性最低公司税抵免额的退还。F 放宽对经营性利息扣除的限制。G额外折旧扣除可适用于“适格改善性财产”，这一修正为医院改善其医疗设施并更好地应对疫情提供了税收激励。

个人与家庭的税收救济：

  CARES法案以可退还税收抵免的形式向除税法定义上的非居民外国人或其家属以外的个人纳税人发放津贴：单身纳税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联合报税的已婚夫妇可以获得2400美元，有孩子的纳税人就每个孩子可以获得额外500美元。

放宽对退休基金、退休计划和退休金账户的相关要求。根据CARES法案，对于符合条件的退休计划（包括个人退休金账户（IRA）），如果2020年出于新冠病毒相关原因对退休金进行了提前分配，若该等提前分配的金额不超过10万美元，则无需缴纳10％的提前提款罚金。

对于未选择列举扣除的纳税人，CARES法案允许纳税人就其2020年符合法定条件的慈善捐赠进行最高300美元的扣除。对于选择列举扣除的纳税人，CARES法案暂时取消了针对个人慈善捐赠额实行的50%调整后收入额上限。个人纳税人可就其2020年度的慈善捐赠额进行100%列举扣除。对于公司纳税人来说，CARES法案将慈善捐赠的扣除上限从应税收入额的10%提高至25%。CARES法案还将非公司纳税人和公司纳税人的食品库存捐赠的扣除上限从15%提高至25%

自CARES法案颁布之日起至2021年1月1日之前，对于雇主为员工支付的符合法定条件的教育贷款，CARES法案给予了免税处理。但是教育补助5,250美元的最高限额仍适用于该等由雇主支付的学生贷款。

CARES法案为以下消费税项提供了持续至2020年12月31日的免税期：(a) 7.5%的旅客运输航空消费税，(b) 6.25％的货物运输航空消费税，以及(c) 对煤油作为航空燃料的某些用途和运输的税费。

以下省略内容……

美国的经济在疫情中反而提高了不少。这是经济上的成功。尽管疫情仍在肆虐美国，但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元气正在复苏。且疫情方面的困扰不仅是美国的麻烦，也是世界的麻烦。时值中国农历新年，中国河北封城加上疫情复发，形式也不乐观。因为疫情造成的影响远不是意识形态对冲这么简单。大家都不希望疫情在中国，或者美国，世界造成严重的影响。政客的龌龊留给政客，但老百姓不该遭受磨难。

因此，目前进行的税制改革中，美国的优势仍然明显。且美国作为一个资源型的国家以及各种产业完备的国家。消费能力和经济潜力明显优于中国。

最后再来说说中国的权贵企业。我们熟悉的万达集团，中信泰富，中信集团，中旭能科，保利集团，安邦保险，平安保险，上海慈善基金会等。都有红二代红三代坐馆。如大唐电信实际拥有者吴龙。此人背景大家可以自查。

这些权贵把持的产业，也是他们的公司为什么能够获得高额补贴，且在行业内主动吸收外资，外国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从本质上，就不是简单的公司经营，而是行政权力和司法的滥用。本质上还是市场无法监管的。一路开绿灯，且享受国有银行的低息贷款，政策扶持，院校支撑。试问这种不公平竞争，尚且做出一屁股烂账。中国企业又何来的基建又好又块，高铁技术于运营世界第一一说呢？

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事无巨细都要管起来。这些公司的项目，谁给批的科研经费，谁给的贷款，谁牵头在各部委开会，谁允许市场准入。这些本质上还是共产党的思维，即抓生产力，控制社会生产力的想法。这种内核与西方的大公司，民企主导技术，项目是两码事。诸如我们熟悉的，蒋尚义挂名的武汉宏芯烂尾。难道这个项目没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没有资金扶持吗？高铁盲目扩张，造成债务危机。这笔钱又要谁来还，怎么还？要知道，客运和货运是分开进行的。对于民间而言，t字头的车组和d字头的车组，以及无字头的车组，都在运行，且运力方面，由于“慢车”价格往往低于高铁快车价格一倍。比方说40元的普快，和一百多的特快车。大量农民工群体显然要选择普快车。而列车服务，盒饭价格等等。乃至于不同地区铁路枢纽平常的运力负担。都是问题。农民工可以在普快上吃方便面，（泡面有味道，所以动车组禁止吃，也没有卖的）却不能在特快车上面吃。这就是底层的现状。也是长期面临的问题。根本上还是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很多地方老车站和新车站并用，这个运营成本势必要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且，不同于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经常说某些专家是报喜不报忧。搞金融的去分析运力，去分析运输业。

美国的战略需求和产业结构，就使得区域运输比不上全球贸易运输。海运和空运是主体。比较不能你南辕北辙。日本的新干线和德国的特快列车一点不比中国高铁差，同时也像中铁供应机车零件。但日本和德国的运力需求，政府预算等显然不着眼于铁路方面。就像技术上，德国磁悬浮和日本新干线。都有运营经验和生产优势。如果拿掉政治因素，政府补贴，中车集团还能以低价在海外竞标吗？正因为产业政策，需求，和优势，人口结构各不相同。铁路单位是源于解放军的铁道兵转业而来。不仅有经济上的考量，也有战略上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要建设铁路网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中共的海空军技术比美国低，且兵力运输成本要靠铁路摊薄。以此次疫情来看，各地封城，但铁路运输还能运营。一个是铁路系统的行政，以及管理由中铁总公司负责，且铁路公安，转为公务员的也由铁总代管。本质上跟美国国情不同。中共的铁路网还要承担产业链以及大动脉的控制与运输，以及战略武器（核武器）的运输部署等一系列任务。

( ps 很多东西确实是一环套一环。历史上，蒙古骑兵也折戟于欧洲多瑙河。且压根就不属于“中国”的蒙古人，也被某专家拿来做文章。拔都的军队扶持贵由上位。这些蒙古军与中原的蒙古军之间显然不是同盟关系。这也是我说的，搞金融的去说历史，南辕北辙。疫情摧毁的宋与中原显然比欧洲严重，蒙古汗国信奉长生天，使用蒙文，且中原势力弱于其他汗国的势力。蒙古人的商品出品到欧洲，前提是欧洲人购买力强。这也是我一直提起的，中国是个贫银国家，且权贵的享乐与普通汉人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