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書「我的成長軌跡」之七：别談玫瑰和大海，談談你自己

家里有一盘很老的磁带，记录了我2岁刚会说话时的声音，「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大概十几分钟长，稚嫩，兴奋，一首接一首，多是从托儿所学来的童谣，用方言背的，咬字还不太准，背景夹杂着我姥姥（北方对外婆的称呼）“大声！大声！”的加油鼓励。

像驯化动物一样，对于那个年龄段的人类幼崽，语言能力发育得快一点，早早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一点，是会得到夸奖和赞许的。一旦能和成人用连贯的句子沟通，就标志着这个初始人类产品通过了质量检测，可以盖章进入下一流程了；否则自动落入残次品重检区，像郭靖到4岁才会说话，就被人念叨了整套射雕三部曲、连着一百多年的“郭大侠脑子不好使”。但当小孩子开始能用语言准确反映这个世界的真实，说出一点真相时，还是那些人，忙不迭冲过来手忙脚乱禁止——“收声，小心，别乱讲话”，同时小心翼翼左右张望。他们有告密后遗症。

说起来，“收声”这个粤语词汇比“闭嘴”还贴切。它意味着不仅嘴不能动，连声带都不能动，把一切要表达的东西封印在体内，你甚至不能像动物一样发出悲伤，愤怒，喜悦的嚎叫，还不如个猪。中国文化背景里有长时间的“收声”传统，包括且不限于，用声带发声，用肢体发声，用文字发声，用色彩，影像，音乐，积木，拼图，建筑，雪地里的脚印，清风拂过的诗句，以及心脏和大脑透视图。刚去北京上大学时，我妈千叮万嘱，“那是首都，你少说话。”

那说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宣布你会像鸡一样打鸣吗？

集权社会对声音的功能很警惕，小孩子脚一沾地就开始服从性驯化。在集体里，你只能写同样的字，说同样的话，涂同样的红脸蛋表演“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否则就是异端败类，要被全世界排挤和唾弃。服从性羊圈也分三六九等，我无知无觉地在那个上等白羊圈里待了许久，毕竟年年给挂红色绶带，还被夸是个好羊，许诺今年过年不宰你——但最后，黑羊毕竟是黑羊。

渐渐我的黑色羊毛长出来了。我开始读闲书，写投稿，做广播站，小学办报纸，中学办杂志，东一撇西一捺地胡乱生长，不务正业，最后气得语文组老师们为我大动干戈。一位山东省出身没当上公务员的瘦小男老师痛心疾首，好像是我扯下了他的状元袍，“但她写成这个样子过不了高考的呀，不能让大家都学她”；我的支持者，一位短发年轻女老师竭力反驳，“写作都不自由你还念汉语言文学？我开会都拿着她的周记当小说看。”结果后半场变成了以后教师开会不许带学生作业批改的辩论，而我高考时果然作文不及格。考八股文呢，那是人话吗？

但生活在北京又是另一回事了。北京不同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图上无法标注的阴影底下都是衙门。走进的世界越大，越深，就越清楚明白在此地“说话”的意义和代价。我只是孤身一羊，身后没有任何支持，那种不知红线在哪儿不知斧头何时会因何而落的无处不在的恐惧令我不安，我开始奔回羊群，后退，变小，缩成一个犰狳球，找来IKEA白色羊毛地毯披上做伪装。我习惯了身边所有人都言不知味避重就轻，包括把自己说的话印到纸上赚钱的那些——他们看起来如此卓尔不群，恃才清高，却戴着社会精英的头衔干着村口流氓的事儿，做客时把金盘子揣进怀里偷偷使眼色讲规矩，“这事儿也不能说。”

到底有什么是能说的？初入江湖的我有一身武艺，我自己知道，漠北的雪山，东海的荒岛，君山的悬崖都知道。可我从未用它跟人短兵相接打过一次架，赢过一次名号。我能用油彩谈论星空，大海，用金缮讲述月夜，玫瑰，但我从没说出过我自己——我的睫毛下缨穗的阴影，我的指尖长出的满是倒刺的枝蔓，我背上的刺青是个插着山茶花的骷髅——我不敢给人看。我懦弱，胆怯，既怕无法正视自己内心不知底的黑洞，也根本不信自己打得赢，甚至连下场都没有就逃跑了。无论被动或主动，我把自己按了收声健，在前半生里，我真正想做的事，全都和表达有关，但一件也没做成。

很悲哀可是？

我已经开始老了，再不说话就要死了，从现在开始的余生，找回我自己的声音，是唯一要做的事。

艾美奖剧集《梅索夫人The Marvelous Mrs. Maisel》有一段台词特别好，「声音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照亮藏在黑暗里的东西，能改变人们的思考，从而改变人们的行动，但如果你选择闭嘴，它就什么也做不了。」

浪费了半生，Lesson fucking lear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