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与《小丑》：相同选题的不同表现

        由贫富差距引发的阶级（层）对立始终是文艺作品的重要选题，而此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寄生虫》和《小丑》，反映的恰是这一问题。虽选题相同，但两部影片风格迥异，仅从所获奖项的不同便可略知一二。以奥斯卡为例，前者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这四类奖项，后者则拿到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配乐”两个大奖。而本文试图由得奖情况入手，从影片本身出发，简要分析《寄生虫》与《小丑》在相同选题下的不同表现。

                               背景的饱满性

        《寄生虫》的故事被设定在当代韩国，《小丑》的故事则被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且地点为一个虚构的城市——哥谭。仅基于此，后者背景的完整性和对剧情的支撑度已逊于前者。《寄生虫》的设定为观影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完善背景，而非更多的依赖影片提供了很大的可能。这种模糊影片与现实边界、拓展背景提供方的效果恰恰是《小丑》这部影片选择的时间地点所缺乏的。如果加强片中在宏观层面对哥谭市的描绘，这种先天的缺陷并不是不能弥补。但可能是以漫画角色为基础的缘故，或者因为相关的影视作品已有许多，《小丑》对社会大环境的刻画实际偏少。而对把《小丑》作为一部独立电影观看的人来说，这样的背景设置无疑是在为理解影片制造困难。

                                 情节的自然度

        《寄生虫》与《小丑》恰好对应了剧情片的两个基本类型：一个以故事的剧情变化带动整部电影的进行，一个依托的则是角色性格的发展。这两种方式虽无优劣之分，却有很大区别，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应是情节设计感过分突出的理由，而情节的不够自然正是这两部影片的共性问题。在《寄生虫》里，这一点体现为总体的过于工整和明显的技巧使用痕迹。同时，节奏的偏快和张多驰少的布局令人或多或少有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电影的制作者们熟练地用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冲突、转折不断刺激观影者，却忘记了留下供人沉浸和感受的时间。而在《小丑》中，这一不够自然则集中表现为单薄与刻意，一些次要人物的行为仿佛只有目的——逼主角一步步走向崩溃与绝望，而缺乏动机。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恶而恶，是为了向观影者展现出“他好惨”而恶，是很假的恶。这样过于简单生硬且显得不够用心的设计非但起不到一层层的铺垫效果，反而会使小丑诞生的逻辑链在根本上，也就是在“被社会黑暗所逼”这个层面站不住脚。

                                人物的立体感

        如果抛开象征义不论，只看影片的表层内容，不难发现这两部影片的另一个不同：《寄生虫》有关三个家庭，而《小丑》讲的则是一个人的故事。毫无疑问，演员们对角色的阐释是贴切而精彩的。除了横扫多个大奖的“最佳影片”，《寄生虫》也夺得了第26届演员工会奖的“电影最佳群戏”。而杰昆·菲尼克斯对小丑的演绎更是不必多说，他对小丑的诠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影片在背景和情节方面的不足，再有电影本身注重刻画小丑心理变化的加持，使得这个人物在缺乏支撑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立了起来，并最终深入人心。

        相比绝对主角形式，群戏的自由度相对偏小，因此人物的立体感与设定有很大关系。《寄生虫》中部分人物形象的不丰满，尤其是富人形象的脸谱化正与此有关。影片采用的仍是同一题材的老一套设定：“自私”和“傻”是有钱人撕不掉的标签。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部影片在穷人形象的刻画上做出了很大的突破：影片没有选择“逆来顺受到最后一刻，然后爆发”的常用套路，也没有选择极力渲染“有多惨”，而是选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这个群体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使这些人物有了更强的立体感。

      《寄生虫》与《小丑》毫无疑问应被列于“优秀电影”的队伍。本文虽然在分析时更多地侧重在了缺憾上，但包含的是笔者对这两部电影“本可以更好”的遗憾和惋惜，毕竟它们选择的，是一个关切到每一个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