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知群体的冷漠包围的我，如何教育学生

我经常如此教育我教的大学生：

“读历史专业的人，尤其应该学会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关注人类生存状态，思考人类未来走向。做一个有人文情怀、有温度的人。”

每一届，总有几个学生反驳我：

“在你们老师当中，有情怀、有温度的人，又有几个呢？如果老师都没有情怀，如何要求学生呢？”

每次，我都无言以对，因为他们说的的确是事实。

这个人记性非常好。我还记得，二十几年前的一个中午，也是春节期间，在接受《经济半小时》采访的时候，作家梁晓声对主持人敬一丹说，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伪知识分子。

也许，这一句我不经意间听到的话，在我的内心悄然植入了我对知识分子理论和个案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把批评的锋芒指向我的同行：大学教师群体。

但是，对于如何定义知识分子？梁晓声没有给出答案。

在当时才20多岁、还从未踏入过大学校门的我看来，知识分子就是大学教授。而且，我认定，大学教授一定都是胸怀正义的。

2000年正月初十那一天，我踏上夜间长途大巴，从此告别小镇，前往厦门闯荡。

我特地把房子租在厦大旁边。在焦头烂额地四处找工作之余，一有时间，我就去厦大蹭课和听讲座。

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大学学术报告厅听的第一场学术讲座是2000年3月，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在厦大博二报告厅做的演讲“20世纪中国经济展望”。

我在厦大蹭的最后一次课，是2006年12月31日晚上，新闻传播系毛章清老师，在嘉庚教学楼开的选修课。那段时间，他刚刚好讲到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当时，这份周刊承载着一批极富情怀和良知的媒体人那赤诚炙热的新闻理想。

尽管彼此共享一致的价值认同，但是，我没敢和毛老师多接触，因为那时候我内心满满是自卑感。自己研究生还没考上，而比我年长两岁的毛老师，已经在厦大任教了。

那天晚上，因为有事，我听到一半就走了。我托坐在后排的几个厦大本科生，把我的新年贺卡转交给毛章清老师，但是，我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在那份贺卡上面，一笔一划地刻着几行从我的内心真诚地流淌出来的文字：

“在知识分子犬儒化、平庸化的时代，正义理念的传播，公共精神的重建，不仅需要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表达，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理性言说。短短三节课，知识上虽然收获甚少，对知识分子群落的信心却陡然增加。感谢毛老师！”

几天之后的2007年初，也就是春节之前，我收拾好所有行李，从此离开厦门这个我人生中的重要一站。

由于在厦门那几年，我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接触学术和教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状态，了解并不多。看到大学校园来来往往教授们，我心里只有仰视。

2008年，考入浙大硕士研究生，我才真正进入了大学，并有机会以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地观照大学教师群体的心灵世界。

这所工科占据绝对霸权的985高校，浓缩了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危机。

不仅仅多数理工科教师和研究生的灵魂被掏空，文科的很多师生，也不过如此。偌大的校园，几乎无人仰望星空，大都在追逐利益。（当然，政治学和世界史专业的毛丹、吕一民、潘一禾，高力克、董晓燕老师，还是非常不错的）

和大多数人，你只能聊课题，聊项目，聊报账，聊房子，聊车子。在那里，几乎听不到知识分子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浙大请不要对我生气。这绝对不仅仅是浙大的问题。其他985高校，莫不如此。

当我对浙大失望透顶的时候，我一直关注的厦大不断传来消息。

厦大女教授要求男硕士们陪自己上床，理由是“要在精神和肉体上与导师紧密结合在一起”。

厦大外语学院院长在网聊中欺骗一位西部女大学青年教师自己未婚。最后，人家挺着大肚子，到厦大寻死觅活。

厦大副校长包养情妇，被老婆发现。这个老婆没有打小三，而是操起一瓶硫酸，朝副校长脸上泼过去。

厦大考古学博导要挟女博士去宾馆开房。不从，就不要毕业。

这些新闻，彻底冲垮了我对中国大学教师仅存的一点好感。

2014年，博士毕业，我来到了西部二本，精神上的压抑几乎是翻了几倍。在西部省份的众多高校，连找一个人聊一聊精神生活，几乎都是一种奢侈。

很多人误把做课题和写论文，当成精神生活了，误把自己毕业于名校、只会写论文，当成“气质非常好”。他们不知道，唯有超越功利目的的随性阅读，才叫精神生活。唯有情怀、思想和审美，才是塑造知识分子气质的重要元素。

我经常感到无比的困惑，为什么在这些号称“高级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有那么多的人，对钱会那么在意，哪怕是一点点小钱。都是教授、副教授，都是博士、硕士，他们的精神世界怎么会如此贫穷？

比丰县狗链女更加悲惨的事情，十几二十年前，我见过听过，但是，对我的触动不是很大，因为当我还没有读博士，没当上大学教师，我所看到的是普通平民百姓的自私冷漠。

这一次，我身处大学这个象牙塔内，我认识很多全国各地高校的博士和教师同行。面对丰县狗链女，那些仍然岁月静好的“高知”同行，所表现出的极度冷漠，让我感到一阵又一阵的浸骨之寒。

19世纪末，犹太青年军官德雷福斯，在法国巴黎蒙冤入狱。

法国人该不该行动起来，拯救这个异族青年呢？这个问题引爆了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场激烈的“内战”。

无论观点如何对立，无论立场如何决裂，面对与自己的现实利益无甚关联的抽象正义，两个阵营的知识分子，内心都怀抱着同样温度的执着和真诚。

诚如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恩.艾尔曼所言，定义“知识分子”身份的，不是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专利，而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精神使命，以及他们所致力于维护的抽象价值。

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不得不说，我正身处在一个知识分子气质严重匮乏的职业群体之中。面对这一窘境，我还有什么底气鼓励学生做一个有情怀的人呢？这就是我的无力和迷茫。

很多读者担心，我经常写文章如此批评同行，会让自己陷入孤立。

我不以为然。

我太了解这个“高知”群体的习性了。哪怕你一句话都不批评，只要你阅读、思考和写作水平超过别人，你已经被隐形排斥和孤立了。

尽管这些“高知”没有多少真本事，论妒贤嫉能，绝对领先其他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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