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野兽按：这也是当年被河蟹的文章。《转世》当年在唯色的博客上连载的时候，就在追更，遗憾写到后面就断更了。王力雄先生觉得之前的看法太乐观，然后推到重来，回头又写了一本小说《大典》，《大典》我是购读了，觉得挺好，但还是希望能看到《转世》出版，不过元旦看到王力雄先生去youtube上做视频了，要把《转世》这本书读给大家听。前几天，还在家里翻出了王力雄1987年出版的纪实小说《漂流》。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14-5-13 0:25: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71

纪硕鸣：王力雄写中国改革生死劫

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作者王力雄推出新作《转世》，他表示，愿把小说引向希望的结局，藉转世走出黄祸！中国的前景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力雄(初版笔名：保密）出版了政治幻想小说《黄祸》，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出发，推导未来的发展途径，最终促成了在重重危机下中国崩溃，数亿中国人走向世界，引发各种冲突的悲剧故事。王力雄亦因此被标签化为崩溃论者。最近，王力雄的又一本力作《转世》完成初稿，并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在网上（httpwanglixiong.com）连载，逐章推出，引来了海外不少中文网站的兴趣，纷纷转载，再次引起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们兴趣。

小说就是小说，既是作者思想的精髓，表达作家的精神，同时也是写作者的美好愿望。王力雄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虽然都是以撰写中国政治社会走向为题材，但《转世》不是《黄祸》的续集，而是姐妹篇。这两本著作没有先后关系，《转世》与《黄祸》是开始于同起点的另一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也差不多，面对的社会形态大致相似。不同的是因有些因素差异，导致某种错位或重组，引发另外的反应链条，使两本书中的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

早于二零零二年王力雄就有创作《转世》的想法，二零零五年他又作了很详细的构思。直到二零一一年才静下心思，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

《黄祸》发表时，是在八九年大时代变化中。那时，王力雄对当政者还有期望，虽然《黄祸》是以悲剧划上句号，王力雄表现的立场却是「不必由我来设计中国如何走出困局，我做的只是让中国最不好的可能呈现出来，期望当政者能从中受到刺激和启示，可选择自我调整，绕开灾难找到前景」。

高速增长难以预料

现实与预言总是有距离，中国社会发展并没有依照《黄祸》描绘的轨迹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令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奇迹。王力雄说，《黄祸》中并没有这一段，邓小平在六四后的拥抱资本主义使中国「崛起」，使得原本积极联系签版权翻译的出版商们纷纷打了退堂鼓。但是邓小平所做的调整并不是王力雄认为真正可以挽救中国的出路。

《转世》呈现了比《黄祸》乐观的结局，王力雄却表示他实际比写作《黄祸》时对前景更为悲观。「我已经不认为当权者具有找到出路的能力和愿望，而要由我在幻想中，去从激流险滩找到一条出路，摆脱现在的困局」。这是王力雄创作《转世》的初衷，想以小说的形式，让读者看到摆脱目前困境可能的途径。

二零一一年王力雄正式开始写作《转世》时，将二零零五年他规划的详细提纲全部废弃了。当年那个版本还是寄希望于中共以内部权力纷争破局，最终走向全面民主化，实现中国的转型。「但现在已经看到，中共自我破局几乎是不再可能出现。很多人认为薄熙来原本是可以破局的。但我认为薄的倒台恰恰说明了即使是薄氏这种枭雄，也要在党的机器碾压下最后落到此下场。因此新的《转世》要设想在中共内部政改已死的前提下如何走出来的路径。」 

《转世》中描述了当政者「弃船」而逃，他们已经把家人资产都安排到了欧美国家，合谋做局企图在中国把土地私有化变成最后一场窃国大宴，瓜分完这最后一块肥肉，让中国会变成自生自灭的「王（亡）国」。小说中的这群窃国者不仅自己要跑，而且还要把中国搞乱，搞成一盘浆糊，使得他们巧取豪夺的窃国罪行在混乱中消失于无形。王力雄说：「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有些当权者就是有意让事情变得严重，原本有贪渎行为要受党纪国法的处置，一旦地区事件严重化以后，变成特殊时期了，他们的腐败罪行就会被放在一边不追究了，他们因此得到安全。未来的中国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些人自己捞了很大的财富并且转移出去后，就盼着乱，在乱中把自己洗干净。」

《转世》中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当权人物并非是圣贤，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自己权势博弈的乱世奸雄——在《黄祸》里毁灭了世界的小说主人公王锋，因为在争夺权力的同时，还有想做一个历史人物的野心，反而变成了王力雄笔下拯救中国的人物。不过，今天的中共已经机器化。王力雄说，中共与过去最本质的不同是，过去的中共是被领袖所主导，毛泽东可以主导这个党，甚至可以毁灭这个党。「现在则是官僚机器在主导党，党的领袖只是被利益集团推荐上去做老大，你要是当不好，不为我们谋利，马上可以把你干掉。」

王力雄塑造的王锋，在小说开始时只是权力集团的三流角色，他又怎么能够突破党机器的制约呢？怎么的机缘巧合？慢慢在他的《转世》中呈现。王力雄透露给记者的是，最后王锋运用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在四九年掌权后一直在和官僚机器斗争，他的意志通过官僚机器去贯彻，只要会有损官僚机器，就不被接受执行，而是用各种理由变形、拖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跟他分道扬镳，都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只是要平稳地治国，只有他还在想着改天换地宏图，在官僚机器看来，他那些幻想都是胡闹，表面对他喊万岁，实际上抵制他，直到他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官僚机器。王锋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了毛的遗产。」

在中国的现实中生活，王力雄眼光所及之处都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写《黄祸》，就是天马行空，充满想象。「这个时代不缺时政评论者，拥有逻辑学术能力的人也很多，缺乏的是想象力。生活就是这样，并不一定非得有扎实的理论，想象有时会更接近现实的本质」。王力雄在网络上一节一节地发表他的小说，其中有「网络大V二神被权势者致死」的情节，现实中就发生政府打压大V事件，这只是直觉上的吻合。王力雄的整个创作都与现实紧密相连。整治网络、台湾的政治内斗、北京对言论的控制等，书中的描写和现实亦真亦幻，难以区分。

其实，王力雄写《转世》的出发点就是现实。他说，如果严格按照和现实时间的对照，小说里的故事应该在几年后发生。书中描述还差三年中共高层要换届，按现在的时段去推，是六、七年之后发生的故事。「我愿意把小说引向我希望的结局，通过转世走出黄祸！我对中国的前景，像我在前言中讲的，不是黄祸，就是转世，实现不了转世，就只能变成黄祸。目前的『崛起』什么的都只是中间阶段。眼光放远，大方向只有那种二者必择其一。因此能否找到一条转世之路，同时也就是避免黄祸之路。」《转世》的结局是中国成功地实现政治的平顺转型，避免了社会大的震荡，解决了包括西藏、新疆、台湾问题。其中还有中国被恐怖主义劫持、窃国官员的财产被收回等情节，虽然这些都是故事，但把中国大的现实问题都揭开了。政治平顺转型，从人物故事的细节中，王力雄呈现出国家的命运。「这个命运是需要经过每个人的努力来完成的，尤其需要历史人物的超越。」

未来或是一场突变

王力雄现在一边修改已经完成的初稿，一边连载，他表示，对中国命运的迫切感越来越强。他预计中国未来的变化很可能是一种突变，「一个控制力极强、稳定性极强的系统，它的变化一定是突变，中国的维稳机制把所有的矛盾都压下来，不让任何释放，慢慢集聚。到了有一个孔要透水了，千里大堤溃于蚁穴，可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整个大堤垮了」。王力雄的预言能否成真？中国的命运是否可以从《转世》中走出《黄祸》？这是每一个读者所期待的。

来源：《亚洲周刊》 

维基百科 王力雄 条目

王力雄（1953年5月2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祖籍山东龙口，汉族，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中国大陆作家、民族问题专家及民间环保人士，现居北京。

王力雄生于吉林长春。母亲郑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父亲王少林在文革前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副厂长，1968年被打成“走资派”和“苏修特务”，死于被拘押中，定为“畏罪自杀”。1969年王力雄随从“牛棚”释放的母亲下乡插队4年，开始写诗。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1975年）产生“逐层递选制”的设想。毕业后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先在车间当工人，一年后成为车间技术员，开始写小说和电影剧本。

1978年，王力雄主动申请调动到湖北第二汽车厂工作，从事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其间参与民主墙活动，并在油印刊物《今天》发表第一篇小说《永动机患者》。1980年以“借调”形式离开二汽，脱离中国官方体制。

此后王力雄写电影剧本，并在电影摄制组工作。1983年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之门》。1984年，王力雄独自在青海藏区的黄河源头乘用汽车内胎扎捆的筏子漂流1200余公里，横贯黄河上游的藏族地区，从此开始对西藏的关注。1985年－1986年年写作纪实小说《漂流》，1987年出版。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开始写作政治寓言小说《黄祸》，署名为“保密”，1991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1991年－1994年，写作《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1998年出版。

1994年，与梁从诫、杨东平、梁晓燕等人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此后策划和亲自参与数个长期项目。

1995年－1998年，在十次深入西藏和各省藏区，在藏时间累计2年，走遍所有藏区的基础上，写作《天葬：西藏的命运》。此后王力雄四次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见面交流。1999年1月起，王力雄在新疆收集资料，准备写新疆民族问题的著作。1月29日，被中国国安部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王力雄以此经历写成《新疆追记》一文，在网上公开发表。1999年出版文集《自由人心路》。

2001年5月2日，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声明中发问：“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

2002年4月，出版了《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创办“递进民主”个人网站。2002年12月，发起对四川藏区阿安扎西活佛案的签名请愿活动，呼吁当局公正审理。2003年2月，因政府方面的命令，时任“自然之友”理事的王力雄被自然之友除名。2004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2004年底，与藏族女作家唯色结婚。

2007年10月，经过历时九年的调查和思考，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新疆问题著作《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2014年4月，原本受邀打算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研讨会，但临时因为被阻止赴港而取消[1]。

主要著作

《黄祸》，1991年，政治寓言小说。该书描绘中国陷于政治、经济、文化、人口与生态的重大危机，终于导致整个社会的总崩溃，难民大批冲出国境，危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这部小说引起海外媒体追踪报道，王力雄也由此获誉“中国最敢言的作家”。该书后来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列第41位，至今仍在港台及海外畅销。

《天葬：西藏的命运》，1998年，西藏问题专著，ISBN 9781896745541。王力雄在书中以大量的亲身经历和实地所见来陈述他的论证，涉及到了西藏问题的历史、现状与各个方面。这部著作在汉人中影响很大。海外媒体曾组织研讨会专门予以讨论。2009年推出增订版，ISBN 9789862131077。

《我的西域，你的东土》，2007年，新疆问题专著，《天葬：西藏的命运》的姊妹篇。整理收入了99年曾发表于互联网的《新疆追记》一文，另有王此后四次重返新疆的见闻，对新疆当地维族人士的访谈，以及如何解决新疆问题的思考。书中有大量的实拍维族图片和民俗情况记述，都是首次公开。ISBN 9789862130117

《大典》，2018年。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2004年，政治制度设计专著。参考了主流学术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诠释了“逐层递选制”，并对中国当前的经济、生态、社会、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ISBN 9789867291837

《自由人心路》，1999年，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思想随笔。书后附录小册子《溶解权力》，政治制度设计专著。这部书讨论的是选举方式，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逐层递选制”，就是希望以此方法使中国大陆的体制安全转型。ISBN 9787106015732

《与达赖喇嘛对话》，2002年，对话录。ISBN 9780972005906

2007年7月，与妻子唯色合著的英文文集《Unlocking Tibet》在瑞士出版。书中收录他数年来研究西藏问题的多篇文章。

散篇：《911启示录》，《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新疆追记》，《民族主义与宗教》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等。

荣誉

2002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授予王力雄2002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2002年6月29日，王力雄在纽约接受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的第一届写作自由奖。

2003年7月，与廖亦武、刘宾雁同获美国人权观察颁发的赫尔曼-哈米特奖。

2007年2月24日，新西兰汉学会授予王力雄荣誉会员称号。

2009年10月，达赖喇嘛在华盛顿DC授予真理之光奖。[2]

刘晓波：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慧。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著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著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正如力雄喜欢孤身一人的探险旅行一样，足迹遍及中国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他在精神领域也是个喜欢冒险的痴情探索者。他发表于《今天》上的早期小说《永动机患者》就是他的自画像。只有他，能在十几年前就写出至今仍然畅销的政治幻想小说，使“黄祸”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只有他，能从整个中国和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构想出让达赖喇嘛作为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只有他，能够形成“逐级递选制”的方法论假设，并坚持不懈地探索、完善，二十多年如一日。

他那么痴迷地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寄托在精英阶层对“逐级递选制”的接受上，他著专文谈怎样把“逐级递选制”应用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还希望象当年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说服一个地方官允许他先做小范围的“逐级递选制”的操作试验。为此，他还冒著政治风险开办了“递进民主”的个人网站，供社会各界讨论未来中国的远景和当下转型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在在证明了力雄在骨子里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力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无论是何种解决方案，其道义底线只能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的未来幸福。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研究，他与藏人的交流，以及此书记载的他与可尊敬的达赖喇嘛的见面，皆是基于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在力雄看来，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之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而力雄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道义之间的乖谬，力雄才要把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坦率地告诉藏人，让藏人面对现实，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只有深得藏人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红卫兵扛著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廓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农奴”拿著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化的人：达赖和班禅。其实，力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

力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他向达赖喇嘛建议：不能让“中间道路”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借口之一，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有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中共开始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谈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希望。二要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西藏现状的研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面貌，改变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减少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压力。为此，力雄提出办一份中立的能够让大陆精英们读到的民间刊物，刊名就叫《中间道路》。

同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力雄也是从兼顾道义和现实的立场出发。他从道义上为藏人所应该具有的自治权利辩护，批评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强权统治，批判中共通过的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管齐下对藏族的宗教文化的汉化。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力雄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大汉族主义和西藏文化在中共执政后的衰落，深感忧虑，对那些靠炒卖表皮的西藏之奇风异俗的商业化更是深恶痛绝。

从现实的角度讲，王力雄想告诉中共政权和汉人精英，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困境之根源，首先是中共政权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承诺，不尊重藏人的自治权利和文化传统，强行在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造成的，特别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很深很深。其次是中共采取收买和高压的两手政策的失败之结果。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累积高达400多亿的无偿财政优惠，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噶玛巴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著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在明示著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高贵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扪心自问，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著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找不到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资源。

现在，趁著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著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概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第三，以达赖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对于西藏问题的久拖未决，力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著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我很为力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力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力雄见达赖喇嘛的ＷＡ，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续四次接见同一个人。

力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品质，来自对神的虔诚和谦卑、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平和。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谦卑和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钥匙，那么借力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谦卑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

2002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