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群众运动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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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运以来最重大的抗议浪潮

李甬／Vincent Kolo　中国劳工论坛

在本文撰写之时，警察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集结，以图尽力平息最近的抗议浪潮。抗议在各大学持续。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全国各城市或将出现新一波街头抗议。过去几天席卷中国的示威是30年来对中共独裁统治、及现在对新加冕为“皇帝”习近平最严峻的挑战。

在经历了3年令人窒息且残酷不仁的“清零”控制和封锁之后，群众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虽然清零政策和周四在新疆发生的致命火灾是抗议的导火线，但当前的抗议浪潮远不仅是关于反对封城（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

全国80多所大学的抗议中，学生们高喊“不自由毋宁死”——这正是1989年斗争的口号，尽管许多中国青年对此并不知情。争取民主权利和终结独裁统治的诉求，加上对于中共疯狂、顽固、不科学的作法的愤怒，两者结合了起来。

过去一周，每日通报新冠肺炎确诊数已达到创纪录的40,000多人。虽然与许多西方国家疫情高峰期的水平相比，这数字仍然很低，但政权采取更严厉的封城政策，因为其过去坚持清零政策的成功，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中共独裁政权盲目地遵循失败的战略，而习近平的个人角色加强了这一战略：一方面，他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使用“清零”作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表忠”；另一方面，他借此政策大规模提升独裁政权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

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轻忽疫苗接种，而是侧重于密集的大规模检测、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残酷的强制封锁。有100万中国人——包括本文其中一名作者的家人——现在被关在隔离中心（也就是方舱），这些地方被广泛描述为“比监狱还糟糕”。据每周提供最新消息的野村证券称，目前有50座城市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状态，这一数字创下纪录，而这些城市占了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现在的一个重大改变，即转向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政府采取的“与病毒共存”政策，恐将使中国资源不足的医疗部门不堪重负，并导致数十万人死亡。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每10万人只有4张重症监护室（ICU）病床，这一指标远低于发达国家。现在在这件事上进行180度大转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次丢面子的个人挫败，因为“清零”被视为他的招牌政策。 因此，正如彭博社专栏作家马尔克斯（Clara Ferreira Marques）所指出，习近平身为独裁者，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强制”——此处使用了国际象棋术语，意思是玩家被迫采取行动，但任一选择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警讯

社会爆炸的警讯已经十分明显。10月，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厂（富士康）在郑州的数千名工人发起了大规模抗议，这对群众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网络审查人员尽了最大努力屏蔽相关新闻，这些场面还是在社交媒体上被大家广泛观看。乌鲁木齐是最近一波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的爆发地，这座城市已处于令人痛苦的100天封锁，伴随着食品和药品短缺——几乎所有的封锁措施都是如此。

封锁引发了难以想像的心理健康危机。早在2020年，一项全国调查就发现，近35%的受访者正在处理因大流行而导致的心理困扰。今年，卫生部拒绝公布自杀统计数据。

许多现在爆发了自发的反封锁和反政府抗议的大学已经经历了好几波封锁浪潮，学生们被困在宿舍里数周之久，抱怨缺乏包括卫生用品在内的一切。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的开赛在中国也带来了震撼。没有戴口罩或可见的疫情限制的大量人群聚集的情景，促使一些人问道“他们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吗？”

中国一名同志如此描述整个情况：“从我社交范围所见，除了少数官僚和年轻公务员对事态不予置评，几乎所有人都坚定站在抗议者一边——包括平常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这场风暴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习近平的不满成为重点，公众不再把怒火烧向地方官员或者政权内部其他人物，而是直指习近平本人。”

乌鲁木齐丧生的10人

11月26至27日，公众对清零政策积聚的愤怒情绪终于爆发，全国各地民众聚集要求解除封锁，甚至主动拆除和摧毁路障和检测设施，攻击挡路的防疫人员和警察。截至11月27日，全国至少有85所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人数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维吾尔人社区的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引发了这一抗议事件。乌鲁木齐是一个 80%人口为汉族的城市。尽管中共多年来恶毒地利用种族主义宣传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我们还是看到汉族和维吾尔人表现出自发的团结，而这具有重要意义。

火势本身并不大，但由于为加强封锁而竖立了隔离栅栏，因此消防车无法及时赶到灭火。疑似受害人因房门和逃生通道被锁而无法逃脱。在被网络审查人员删除之前，人们尖叫着要求开门的视频片段在网上广泛流传。

火灾中有10人丧生，他们都是维吾尔人，但一些网络报导称实际死亡人数要再多。中共官员后来推卸责任，称路是通的、是居民不跑。这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当晚，大量乌鲁木齐市民，包括汉族和维族人，冲破防疫屏障，游行到市政府办公室抗议。

由于接连不断的次生灾难导致人命死亡，反抗的种子已在人们的心中种下。这包括贵州省发生的导致27名被强行送往偏远检疫中心的乘客死亡的公交车事故，以及无数人因提交不出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而被拒绝入院治疗最终死亡的悲剧。

近几周，郑州、广州等地的民众和工人纷纷冲破防疫屏障，与警方对峙。在重庆，一段年轻人在警戒线前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乌鲁木齐的抗议在两天内掀起波及全国的浪潮，点燃了在非人道和偏执的清零政策下积聚的愤怒和不满，但情绪更为强烈。习近平强硬的防疫政策也让数百万人认知到令人窒息、残酷镇压的独裁统治的现实。这也告诉大家，中国政权准备多长时间实施如此的镇压和监视。

“共产党下台！”

11月26日晚，上海市民冲破疫情封锁线，沿着以乌鲁木齐命名的乌鲁木齐中路游行，悼念火灾遇难者，表达愤慨。几天后，警方拆除了乌鲁木齐中路的所有路牌，而这是他们避免更多抗议的其中一个应对方式。上海群众一齐高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他们还阻拦警车，并奋力解救被警察逮捕的示威者。示威活动持续到11月27日白天和晚上，人们要求释放被捕的抗议者。除上海外，北京、南京、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也爆发大规模抗议。

自1989年以来，中国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目前的抗议还没有到当年那个程度，但我们必须观察事情会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许多方面甚至比当年还要严重。当前的抗议来自多个社会阶层：郑州和广州的农民工、学生、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以及许多站在示威前线的年轻女性。正在展开的政治意识中有许多不同的元素，但这已经从反对封城，进化为提出民主诉求、反对镇压、要求终结独裁和罢免习近平的政治诉求。

在乌鲁木齐，当地政府在火灾发生后立即改变立场，宣布该市已“基本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因此正在放松管控，但人们继续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其他许多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匆忙宣布解除封锁并进行一些浮于表面的改变。

这是中共平息抗议的典型手段——先是给根“胡萝卜”（即让步），然后再挥舞镇压和逮捕的“大棒”。对于类似乌鲁木齐那样政府一夜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说辞，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普遍表示怀疑。中共政权出名的一点劣迹，便是利用“虚假”承诺和让步愚弄大众。它通过宣布将关闭污染行业来平息环保抗议，只是为了在眼前的动荡平息后才允许高污染产业继续开工。在广东乌坎村，中共当局承诺举办有限度的地方选举，以平息反对征地和腐败的抗议。选举被操控，然后镇压开始，抗议当中的许多领导人物现在不是在囚就是流亡。“他们给了我们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一名乌坎活动人士后来说，“但它跳票了”。

在这波抗议浪潮中，汉人和维吾尔人展现了团结一致的一面，克服了中共的分裂策略。在乌鲁木齐，汉人被路过的维吾尔人鼓掌拥抱，在街头张贴横幅悼念周四火灾中的遇难者，这一幕令人心潮澎湃。中国的一些资深评论员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自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致命的各民族间暴乱和大屠杀）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

诉求为何？

在大学校园里，众多学生团结起来。11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数百名学生举着白纸抗议，高呼“民主、法治、言论自由”和“无产阶级万岁”，还唱着国际歌。

与早先的抗议不同，当前的抗议浪潮显示出转向更明确地反对独裁统治；很难得的是，直接反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口号被广泛采用。同样，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第一次。10月的四通桥事件，当时一个独自行动的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市中心悬挂标语反对独裁统治的横幅，显然影响到了今天提出的许多诉求。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个人抗议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所有独立组织、政治和民主权利都被禁止，其效果惊人。

在我们关于四通桥抗议的声明中（《中国：“新坦克人”抗议引发热烈回响》，中国劳工论坛，10月17日），我们认知到抗议带来的影响，并对于横幅上的许多口号表示赞同，同时解释道，这样不足以充分或明确挑战中共独裁统治，而且一些诉求——比如“要改革”——不幸地强化了对于中共独裁、或其某些精英派系有能力进行改革并提供民主让步的幻想。

中共独裁永远不会主导实现向任何形式的民主的渐进过渡。有人寄希望于中共的宪法，但它不会提供任何民主机制来监督或罢免领导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共极权国家机器的其他机关提出要求，我们也不会赢得任何胜利。1989年，重新召开全国人大的呼吁，最终结果也仅是分化并消散了群众斗争。

中共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幻想。中共曾经承诺在香港允许有限的民主权利，但这些都被收回并粉碎。如果中共不能容忍在香港相对独立的实体内存在一种有限、只做半套的资产阶级“民主”，那么他们肯定不能容忍在中国落实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通过我们的文章解释道，历史上没有哪个专制制度是通过“改革”而走入历史的。主要由罢工浪潮和工人运动的果断介入来领导的群众斗争，一直是成功击败独裁政权和赢得民主权利的关键因素。尽管抗争者英勇奋战，2019年香港运动走向失败，以及随后遭遇镇压，显示没有“改革”独裁政权的可能性、运动不能半途而废、独裁统治必然会设法维持全面控制。

对习近平个人认同的清零政策的广泛愤怒，进一步加剧了对于中共独裁政权的反对情绪。对于刚刚开启第三任期的习近平来说，抗议的如此爆发无疑是一种屈辱和重挫。在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称帝之际，我们预测，“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共政权的前景，并只会走向最大的风暴。”（《中国：习近平的二十大总结了五年的政治灾难》，中国劳工论坛，10月17日）

这些情况与伊朗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案例中，一起残忍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反对整个政权的政治诉求开始浮现。不同民族群众之间团结一致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也本能地克服了恶毒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此外，2019年香港爆发了围绕新逃犯条例议题的群众运动，几周内抗议就远超出了逃犯条例修订这个议题，因为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抗议将抗争者的诉求集中在争取民主权利和终结国家镇压上。

香港运动提供的教训

今天中国抗议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许多人公开表达“我们应该支持香港”的遗憾情绪。这表明意识开始赶上形势需要的过程。香港运动失败的原因给中国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教训：它不缺人数也不缺战斗性，但缺乏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人组织）来使得斗争挺过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局、政府打压和不实信息而存续。它孤立于单独一个城市，因此没法击败中共独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香港斗争中的主导地位，泛民反对派政党破产的妥协策略，以及香港本土派更加极端的内向心态，最终作茧自缚。

一种仅依靠自发性和网络平台的反组织思想也阻碍了香港斗争，因为当面对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无情的国家机器时，需要规划、战略、制定明确的纲领以及对取代如今社会和政府制度的蓝图有所认知，这需要组织——工人组织和学生会、基层抗议委员会，以及至关重要的工人阶级政党（而这个政党需要明确的争取民主权利与社会主义的纲领）。

后者表明中共独裁统治与中国资本主义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其实可谓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部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通常（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在每一次反独裁斗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这需要用明确的警告来回击——就像我们在香港斗争中所做的那样——赢得民主权利的唯一途径就是与资本主义果断决裂，因为这是中共独裁统治所依赖的制度。

面对这一重大危机，习近平一如既往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我们不能低估中共冷血镇压的决心和凶猛程度。中共不会轻易接受群众的诉求，哪怕是要求部分地改变防疫政策——中共怕这会鼓舞士气，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引发更多的群众斗争。中共更不会同意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实现哪怕非常有限的民主改革，因为当今中国庞大的规模和深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也会在实现民主改革后摧毁中共的独裁统治。

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工人阶级是中国关键的社会力量，他们已经是抗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甚至没有工会来争取其工作条件。工人阶级应首先在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然后在整个社会中组织起来，这是反对镇压、独裁和资本主义的成功运动的自然且唯一的原动力。

为了成为当前抗议浪潮的领导，工人们必须号召罢工，同时呼吁学生跟随。如果总罢工与通过罢工委员会、新的独立工会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这些组织联系起来，那么总罢工将是反对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最有力武器。

我们主张：

• 停止清零，停止镇压抗争
• 行动升级，建立独立学生会与工会，发动罢课罢工
• 要言论自由、罢工权、组织权，不要审查与监控
• 要劳工自由，不要996，要八小时工作制，要生活工资
• 要性别自由，不要父权要女权，不要家庭压迫，不要再有铁笼女
• 要跨族群团结斗争，支持港台疆藏自决权
• 中共不能自我改革，打倒习近平、打倒独裁、打倒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