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公务员加工资没用，废除“八项规定”才是“王道”

12月31日，美国彭博社披露，中国政府近期已向全国多地公务员实施了多年来的首次显著加薪，涨幅约为基础工资的5%，最低每月也有500元人民币；并从去年7月算起。

此举的目的很明显，一是安抚和激励公务员。在习近平反腐和经济下行要求公务员过“紧日子”下；同时又求全责备，要公务员“既要还要更要”的高压和苛刻要求下，公务员们纷纷“躺平”，消极抵抗，懒政怠政。实际上就是无声的罢工。

习近平还是毛时代“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治理思维，以为靠革命理想或者“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之类的宏大目标就能激励公务员奋力工作，完全昧于世情。搞得现在一地鸡毛，无计可施，不得不低头认输，还是得靠物质激励手段。二则顺带着刺激一下消费，“搂草打兔子”。

但此举对这两个目的，作用都很有限。每月涨个几百上千的，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最多让他们少些怨意和怨言。要他们付出实际行动卖力出活则无济于事。因为这是死工资，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拿得到手。

对消费的刺激也是杯水车薪。首先，基础工资5%的增幅不会显著增加公务员的消费。相比于全额工资，涨幅更小于5%。比较而言，公务员属于高收入群体，收入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只会将工资增幅的一小部分用于增加消费。如果是发给低收入群体，刺激消费的效果就好得多，会将大部分甚至全部收入增加用于消费。二则中国的公务员群体虽然不合理的庞大，与他们提供的有限的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不相匹配，但也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如果这次加薪包括公务员，事业编等所有吃“皇粮”，大约是5000万人。按每人一年增加1万元算，一年大约增加财政支出5千亿。再加上公务员的低边际消费倾向，高估也就一年增加2千亿的消费支出。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总额近50万亿，2千亿的增加不足百分之一。三则公务员还被“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管着，即使自己花钱去外面吃喝也可能“踩雷”。为了避嫌，不会因为涨了些工资，就出去大吃大喝和高档消费。

不仅对激励公务员和刺激消费没作用，反而引起其它群体的不满。国企和金融机构员工前些时间被要求降薪限薪，肯定会不满。心想，高工资那也是我们自己挣的呀，虽说是垄断，那也总比拿税收涨工资说得过去些吧！私企员工肯定更不满意，大多被降薪或被裁。最终，公务员加工资还不是得增加税收，将负担转移到大多数打工人身上。

既然中共不愿意放权，不愿意宪政民主转型，那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就是比习近平的“不忘初心”更好的选择；于官于民皆是如此。

中国人没有超越追求。近现代中国人追随中共描绘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算是特例，应该是受西方打击之后产生的应激反应。将夺回权力，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伪装成了追求遥远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但在毛主义让中国陷入贫穷和饥饿后，在毛去世后，这种超越性追求就破灭了，回复到历史上的常态，人生目标限于追求世俗的权力和物质享受。权力与超越性理想之间的联结则消失了，不再伪装了，回复到其本来面目。将来也不可能再具有超越性追求了。习近平的“不忘初心”完全没有市场，想将权力与超越性理想重新联结和伪装起来的企图失败了。

对于官员而言，首先追求的是权力。在权力决定社会资源，决定社会等级和地位的社会中，拥有的权力越大，就越能支配他人和社会资源，越能让人尊奉和畏惧，越有伤害他人和避免受他人伤害的能力。除此之外，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权力还能带来更多更高的物质享受，满足放纵的食欲色欲和过上舒适奢侈的生活。但大多数官员都不仅仅满足于权力本身所带来的支配他人和高社会等级所带来的满足感，只有极少数官员能为了纯粹的权力而甘愿过清平节制的生活。如果权力不能满足他们放纵的生理和物质欲望，那并非他们所愿。习近平要官员们仅仅享受权力本身而不搞腐败，那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老百姓而言，不想追求权力或追求权力不得，那满足生理的本能欲望和过上富足舒适甚至奢华的物质生活就是他们唯一的念想。

简单的道理，如果社会地位高的官员们不能大吃大喝，过不上称心如意的日子，也不可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一是政策上，官员收入不高，灰色收入少，就不会情愿出台促进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政策。二是在经济流通上。官员们搞腐败，大吃大喝，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才兴旺，老百姓才有增加收入的机会，跟着喝点汤。老百姓收入增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会随之增长。官员们吃不着肉，老百姓就喝不着汤。习近平上台反腐十多年，抓起来的贪官这么多，缴获的赃款数目骇人听闻，总量巨大。但大多数贪官都没有享受到花费赃款的快活。只得囤起来，最后作为贪污受贿的证据。太不值当了。转到国外，家人能享用，那也好些。如果他们能大肆消费，就能很大程度上促进消费和经济运行。

腐败当然会很大地耗费社会资源，产生一些自由市场经济下不存在的损耗，但能促进中国这个怪胎经济的运行，让经济运转起来。而官员“清明廉洁”则很大程度让经济运转停滞，不利于经济增长。历史上，宋朝繁荣，与容忍官员腐败有很大关系；而明朝萧条，与肃贪有很大关系。这不无道理。

只要是权力主宰一切，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公正。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和习近平的“不忘初心”，社会不公正不相上下。而腐败会加大贫富悬殊，这引起了人们对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不满，给习近平上台反腐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有了对比之后，绝对收入的下降比相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令人难以忍受，两害相权取其轻，患寡更甚于患不均。两相比较，“闷声发大财”是次坏的选择。

归根结底，要想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就得容忍他们搞腐败。官员搞腐败，老百姓才有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所以，仅仅给公务员加工资于事无补，要废除习近平上台后制定的“八项规定”和“六个禁止”才会有效果。不明令废除，废弛了也行。

2025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