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是2020年5月4日，青年节。今天给内在祥和的心灵自由号写作船布置的自由写作推荐主题就是：我心中的五四精神。我也来写一篇吧，为了说明什么是五四精神，首先要搞清101年前的五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民国八年）5月4日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和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中日虽然同为战胜国，但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有国人极度不满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五四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国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广义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到1926年北伐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华夏传统文化，追随“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的英文“Science”），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党团体的组织展开“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生日），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后成中国大陆的固定节日）。

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和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从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激发并影响了华人尤其是华夏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这两种理念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社团组织在民国的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读互助团等等，让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有了组织上的基础。

高等教育进步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朱家骅、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严复（翻译家）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注：鲁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资料抄写员。）

民族主义情绪

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国胶州湾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并发布该协定，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一战与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派系斗争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总统、内阁、国会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故政治运作较先前为畅顺。当时政府领导者为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及“安福国会”幕后领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个党派、各地军阀的制约，政策因之时有变异。“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斗争“安福系”工具，藉传媒煽动学生举办爱国示威游行，并进一步造成“六三运动”，使得学运风潮扩大，最终逼使相关政府领导人下台负责。除此之外，“文治派”与“安福系”也借机相互攻讦，以谋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运动”绝对不可以单单理解为群众在爱国意识之下的自发行为；事件源起、扩大都深受党派斗争之影响。

三一运动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日治朝鲜爆发三一运动。朝鲜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

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思想动力。两者相互呼应，有着相似的国际、国内背景、运动过程和结果。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三一运动加速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本质的认识，成为五四运动的催化剂和行为的楷模。

天津学生支援北京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政府大举借款。1918年，曹汝霖与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济顺两路路权为抵押，借款三千万日元，并密电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签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15日，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根据《关于山东之条约》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

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合法条件。但结果，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6月28日终于签订《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被学生烧掉的赵家楼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并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随即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学生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各使馆均派员接见并表同感，但由于礼拜天三国大使不在馆内，巡捕房不准学生前往，最后仅能到美国使馆前。学生们在美国使馆前高喊在“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之后，队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转向“内惩国贼”——学生开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赵家楼曹宅所在地移动，一路上高喊“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下午两点多钟，大规模游行队伍到达曹宅，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入内。学生向军警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放行。学生进入胡同，发生暴乱痛打了在曹家串门的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扬州群众火烧日货支援学生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逮捕学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时会长蔡元培）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务农人员。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当权的亲日派和保守派认为此次事件为主张思想学术自由的北京大学所导致，蔡元培被迫辞职。教授学生请求挽留被内阁拒绝，于是北京各专门学校校长全体请辞。徐世昌继而下达不准学生干政集会令，罢免了同情蔡元培的教育总长傅增湘。

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总罢课，宣传反日，抨击政府，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诘问，要求禁止学生活动，日本军舰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汉口，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包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全国大小二百余城的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北京教职员联合会随之成立。5月中旬，北京、天津学生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会同当地学生向商人劝说抗争。

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2日，北京二次逮捕学生，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40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4日，逮捕学生7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有5000学生自请入狱。一千余女学生向总统府抗议。教职员慰问在狱中学生。政府感到高压手段无效，撤退了包围北京大学的军警。徐世昌派人慰问学生，学生活动第二步胜利。

6月5日，由于北京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大事记

3月6日，梁启超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事务长林长民，报告他从和会上获知的段祺瑞与日本借款和山东问题。

4月24日，梁启超致电国民外交协会，发布归还青岛通电。

4月29-30日，巴黎和会代表参加会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第156、157、158条，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下午，以林长民为首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转报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４日（星期天）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由傅斯年带领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要求会见四国公使，罗家伦、张文英、江绍原前往各国使馆递送英文的备忘录。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随后发生学生大规模游行。北京军警捕去学生32人。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朱家骅等“欧美同学会”会员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6日，南北和谈双方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在上海联合通电，要求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释放被捕学生。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

5月7日，徐世昌下令全部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上海60多个团体举行国民大会。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学校全部罢课。驻军湖南衡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

5月15日，徐世昌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挽回傅增湘蔡元培、拒签和约、惩办国贼。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组织“护鲁义勇队”。

5月21日，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令态度较强硬的王怀庆署理。

6月1日，政府查禁联合会。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学生出动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包围了北大，在四周搭起帐篷。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6－8日，罢工规模扩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6月12日，商人开市。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

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国务总理。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

6月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徐世昌总统打消辞意。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张文英等留日学生及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徵祥从缓签字。

6月27日，京津学生，留日留美学生请愿。

6月28日，原定签约之日，中国驻地代表团被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后期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頋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还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学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后在安徽、浙江等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罗家伦（1896-1969），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五四后留学海外，后来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于台北。

段锡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书贻。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逝世于上海。

王自治（1889-1965），甘肃正宁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学生，继段锡朋之后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后长期在甘肃省任职，并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兰州大学前身）院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因与王明等人产生矛盾而借机出逃。最后逝世于加拿大。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学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五四后游学柏林、伦敦等地。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曾任台湾大学校长。逝世于台北。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被中国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南京。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后创立九三学社，任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易克嶷，北京大学学生。

夏秀峰（1895-1976），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学学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学学生。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后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清华学校学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陈长桐，清华学校学生。

何浩若（1899-1971），清华学校学生。后加入中国国民党，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创办中央日报。逝于台湾。

闻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华学校学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联大教授。被暗杀于昆明。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后来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耿济之（1898-1947），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杨兴亚，天津学生联合会总代表

张太雷（1898-1928），江苏常州人，北洋大学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部长。后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但在起义中被暗杀。

于方舟（1900-1928），直隶宁河人，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马骏（1895-1928），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后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周恩来（1898-1976），南开中学学生，天津觉悟社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长期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谌志笃

沙主培

山东省

张文英（1898-1973），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运动时期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主席以及留日学生救国团领袖，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担任天津永大和久利执行与总务主任二十三年，立项并支持研发出了侯氏碱法。

上海

何葆仁，复旦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

周明栋 (1898-1982)，同济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科主任，同济学生代表。

武昌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领导人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朱家骅（1893.5.30－1963.1.3），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时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李大钊 (1889-1927)，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关团体

北平

欧美同学会：会长蔡元培、会员朱家骅、胡适等。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北京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张庭济担任英文翻译。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锺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张若名、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孙文主义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影响

五四运动从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社会发展来说，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因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发生中的独立性与资源性,以此将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启蒙主义的“五四”,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绑在一起。

也有观点认为，五四运动同时存在救亡和启蒙两条主线。但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救亡压倒了启蒙。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有一种看法：科学，民主。1949年后，中共阐述为科学，民主。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林毓生论“五四精神”

林毓生认为应当区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林以为，五四精神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承袭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与俄国沙皇时代的读书人与国家威权同制度发生的“疏离感”，因而产生的知识阶级（intelligentsia）激进精神，以及西方社会政教分离为背景而发展出来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多元化专业研究的风格，有很大出入。这种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以为真理本身应该指导政治、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发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剧精神。

而林教授认为“使国家强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学”为五四目标。

而五四思想则包含“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等传统一元论模式的思想。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而在五四运动中，某些反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儒家的发展，与独尊儒术的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方理论，包括使用白话文（现代汉语）、国语（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以及汉字简化、汉语拼音等。

对外关系

段祺瑞政府因五四运动而陷入窘境，为挽回政府声誉，希望实现恢复帝俄抢夺的失地，导致皖系徐树铮插手外蒙古分裂。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实际上刚好相反，多国利益及国际秩序被排除后，中国成为日本及苏联竞争利益的场所（因为日本在华有高额投资及移民、苏联则认为中国适合推行共产主义）。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自认权益没有完全恢复，但实际上逐出列强势力就等于失去列强保护、也失去了各列强制衡以维持中国基本权益的情势，日本在中国投资移民最多、加上中国突然由日俄战争时及之后的中日友好转为反日，故怀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国实际上失去更多的权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五四运动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战前获得的情报是此两党都是苏联的傀儡，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时期，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教育

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五四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美术

五四运动后，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增加。在各地，许多正规的美术院校相继成立，油画也在中国扎根。当时涌现出来的出名画家有颜文梁、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等，其中以所谓“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栗、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影响最大。

政治

五四运动使苏维埃俄国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便充分显示出：当时广大先进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

五四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并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

评价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为后来的国共内战打下始端。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欧洲人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观，不是中国先秦时代“分封建国”之封建），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尤其在党活动中被视为重要纪念，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学校、机关都对其形式非常重视，每年都有大型的纪念活动。

中国史学界界定五四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可概括为：

彰显了学生当时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

促进了社会各阶层觉醒

加深国人自立图强之意识

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历史学家林毓生教授提到了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认为其可分内容与思维模式两个方面来看，其内容又可分形式与实质两个层次。从形式层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

延伸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运动期间推动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使对于现今社会仍极具历史意义，形成数十年后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与社会改革方向。”“年轻学子不应被绝对真理或终极教条所左右，应培养自身独立判断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力，总统认为这象征着五四时代最重要的启蒙精神，相信这也将有助深化台湾民主经验的内涵，让我们的社会尊崇追求真实且不媚俗的精神。”“台湾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他以“五四”为名的事件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当时称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华民国的新党所提出的新五四运动，以发扬五四精神、捍卫民主与法治为号召，呼吁国人手持国旗走上凯达格兰大道，一同谴责近日来太阳花运动以及426凯道反核的行动。根据警政署的统计，截至当日下午2点20分左右，约有1万余人参与。[33]张安乐、王炳忠以及正逢母丧的马以南、马冰如[35]皆有参与。

2018年，台大自主行动联盟发起新五四运动反对政府引发的校长遴选事件。

参考文献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1999）

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

王汎森：〈五四运动与生活世界的变化〉。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2004）

孙隆基：〈公元1919年──有关“五四”的四种不同的故事〉。

丘为君：〈革命与国家的想像─—《甲寅杂志》、《新青年》与五四启蒙运动〉。

陈方正：〈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五四与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1999）

王晴佳：〈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2009）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

胡适：再谈“五四”运动

罗章龙：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谢选骏：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周展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

苏圣雄：试论北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及举措

延伸阅读

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书较早译本名为《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原书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近藤邦男著，丁晓强等译：《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余英时、张灏、王元化、林毓生、王汎森、欧阳哲生、刘军宁、秦晖，《五四新论 : 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 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5月4日。

林贤治，《五四之魂 :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

刘再复，《共鉴“五四” : 与李泽厚、李欧梵等共论“五四”》， 三联书店(香港)，2009年6月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

曹汝霖，《一生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张鸣，《北洋裂变 : 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刘宾雁：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1999-05-04

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内的纪念活动大张旗鼓，还要一直搞到六月底。这是早已做好的计划：要用“五四”压倒“六四”，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出了个天安门运动，今年无论如何要小心，极力防止。不仅这样，还要从“五四”纪念中捞到些好处。去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时江泽民就提出了八个字，把“五四”的意义规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而在宣传中又特别突出“爱国”和“科学”，民主和进步不见了。

“五四”运动确实是由北京学生反对段其瑞政府卖国，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把山东大块地方割让给日本引起的。但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绝不仅是这一点。它在中国史上所以能有如此巨大影响，乃是由于它首先、主要是一场民主运动，一场反对封建、改造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运动。假如仅仅是或主要是爱国，当年何必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呢？又怎么会推动一个中国共产党在两年后产生呢？陈独秀的刊物为什么要叫“新青年”而不是“爱国青年”，“新文化运动”又“新”在哪里呢？鲁迅又为甚么大声疾呼地对中国“吃人”的封建文化和旧礼教发动猛烈批判，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呢？

中国共产党一向自称唯有它才继承了“五四”的传统。在1949年以前它确实不断用“民主”的口号对抗国民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代，在它掌握了政权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并未真正实行民主，连党内也没有民主，反倒把封建专制主义继承下来。毛泽东把鲁迅抬得极高，却把鲁迅的伟大人格和批判精神给阉割掉了。

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规定，鲁迅式的批评只能用在国民党身上，绝不可对共产党、解放区进行批评。“五四”的精神是反叛和批判，毛泽东则要知识分子驯服和服从。这次讲话是反对“五四”精神的一个标本，因而文革期间四人帮才特别突出这个讲话，每年都要纪念一番。1949年中共一接管政权，第一件事和不断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压制民主，消灭自由，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中本来就不多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进行一次次围剿。毛泽东和中共早已背叛了“五四”传统，因而在“五四”七十周年时发生一次向中共挑战的天安门运动是非常自然的。

今年纪念“五四”的调子是：“五四”革命传统就是爱国，爱国就要听党的话去好好学习科技，搞科技兴国，不要过问政治，这样中国才能稳定，然后富强。这是明目张胆地开倒车。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走向革命和民主运动的。我从十二岁起受到鲁迅等等作家的熏陶奔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然后又由于这同一影响，即追求自由、民主和对于阻碍社会前进的势力勇于批判的精神而在1957、1987年遭到党的迫害，这个经历足以说明中共和“五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