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自发而美好的思想感情——为谭作人先生呼吁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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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14.自发而美好的思想感情 ——为谭作人先生呼吁

来源：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

自发而美好的思想感情 ——为谭作人先生呼吁

崔卫平 @ 2009-4-11 14:20

艾未未与他的同伴搜寻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南方人物周刊》作了报道。这是他的同事打给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一段电话录音：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

“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读到其中“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时，不觉哑然失笑。此公仿佛意犹未尽，进一步发挥成“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他的意思也许是一定要让人笑翻，笑到岔气。为什么中国人关心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会被理解成由美国方面派来的呢？这是一种有根据的思路、负责任的说话方式吗？

这也许是最为厉害的一手：只要将某人说成是“异族”派来的，受“异族”指使，便会使这个人立马失去了任何立足点，成为众矢之的。只是这种做法在如今看来有些老套了，不新鲜因而也失去了可信度。而这位维稳小组组长因为这句话，会使他“彪炳千秋”的，会比他所做的其他事情被人们永远记住。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在体制内拥有某个或大或小席位的人们，总是习惯用这样一些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别人？为什么他们在公民的行为面前，表现得如此困惑和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来自任何“对面”、“对方”（不是用一根电话绳连起来的内部）的声音，都是富有敌意的、觉得那是一个威胁？

尝试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人本身已经失去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他们自己不拥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也不会想象别人身上可能拥有这种东西。他们不能够体验自己身上任何美好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本不拥有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彻底丧失了这些东西，于是只能用一种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自发”二字。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同胞受难时，面对幼小的孩子受苦时，面对废墟下冰凉的小身体、面对成堆的书包唤不回小主人时，自然会涌起的那种自然、自发的人类感情——同情、怜悯、悲伤、痛心，这是不需要人来指导就会产生的天然反映，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物伤其类”、“天地良心”的那样一种情感，也是一个人“人之为人”的基本体现。就像艾未未所说的：“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然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丧失了所有“自发”的东西，丧失了属于人的基本反映，他们不能理解在“人”的范围之内、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作为“一个人”而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这件事情真是奇怪。这些人身居体制久矣，他们只会按照体制发出的指令来行事，只能用体制内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社会。

这些人如何才能够想象得到，在一些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人们身上，在远离他们权力机关的地方，有另外许多人们，他们逐渐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先后开始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动物，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感办事，按照他们内心的做人原则去行动，他们恢复了和实践着作为一个人，对于我们同胞、我们社会、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增添了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而恰恰是这些，成为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没有任何道德感和责任心人们最不能忍受的。

令这些“体制内的冷血动物”更加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依据自发感情和良心而行动的人们，他们在遇到巨大阻力之时，在遭到骚扰恐吓之后，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失去自由的前夕，却并不因此而退缩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前行，继续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看上去他们这是在拿“鸡蛋碰石头”，明显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但仿佛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并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任何委屈和不公平对待，他们受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原则所引导。

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特别想着的是四川谭作人先生。这位多年的环保工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参与过当地公民公益活动，为此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复警告”(见肖雪慧文)。地震之后，他与朋友们在第一时间抵达极重灾区，尽力给灾民送去物资，同时展开倒塌的校舍以及学生死亡人数的调查。他的那篇“川震百日祭”有这样的题记——“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如此恳切如此承担责任，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被称为“义人”，他的举动当称为“义举”。但是这位大义人，在3月28日这天，却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回。肖雪慧写文章发问道：“‘垫付罪’，你信吗？”肖雪慧本人也是一位四川奇女子，真难为她发明“垫付罪”这样的新词。

我不信，坚决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同胞、伤害我们社会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从这篇情深意切的《川震百日祭：追踪北川的天灾人祸》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没有见过谭作人先生，但是谭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从艾晓明初剪出来的新纪录片当中，见到了这位一脸沧桑的汉子。他明确谈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谈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天网的黄琦，“为了学生家长的维权，被抓了”；然后是广汉中学的刘绍坤老师，“因为给成都读书会，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接着他说，“别人说好事不过三，我就算第三个吧”。他面对艾晓明的镜头所说的这些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

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

我想 这三年五年

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不在这个世上

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

等到以后

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

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做中国人

特别困难地做中国人

怎么这样

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

为这个事情被判刑

付出生命中几年的时间

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盐和钙质，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会重建的出发点。将这样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们民族的良心！

200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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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

崔卫平 @ 2009-4-17 13:26

我的博文《自发而美好的行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体制内的人们，总是摆脱不掉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体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结论是这些人在体制内生活久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们从自己身上体验不到一点美好的思想感情，于是认为别人也与他本人一样。我举四川谭作人先生为例，这位被称作“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义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废墟中的学生呼吁，涉嫌“垫付”罪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晓明专门为谭先生著文呼吁，对谭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为有更具体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该博文下面不断跟帖。先是说谭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随手删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继而又说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落为……，流落至今，无正常生活来源，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他的愿望就是通过叼难政府使自己出名，这样可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其中的“叼难”疑为“刁难”，这这么几个字还写错，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灵感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这样的表达驱使我再写一篇博文，继续挖掘这个问题的真相。

所谓“流浪”或者“流落”的说法，其一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即谭先生多年不在体制之内工作，不拿体制发给的薪水；其二为价值判断——既“流”便“落”，那些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沦落”，就是掉到某个“下方”，就是不能证明自己，因而就成了应该加以鄙视和唾弃的“垃圾”。换句话说，不在体制之内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可以称得上是“原罪”。而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流落至今”，则需要被归划到“贱民”一类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暴露一点，就是这个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饷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们。

什么叫做“无正常生活来源”？“正常生活来源”与“非正常生活来源”之间区别在哪里？“正常”与“反常”的衡量标准来自何处？是否靠近权力中心、在体制之内就是“正常”的，而脱离体制、远离权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讥笑谭先生没有钱却仍然要爱国爱同胞吗？其实此人也已“掌握情况”，谭先生远非不劳而获之辈，起码是从事某种脑力劳动（“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来源吗？“收取金钱”的说法也很搞怪，带着那样一种嫌弃、鄙夷的口吻，他这个人每月揣着的那不叫“金钱”？他要是嫌弃的话，将这些“金钱”捐给地震重建好啦。本来这样的动机推测是不值一提的（“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来最为扎眼：一个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动早已经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无私动机，还需要别的指认吗？再问一句，如这位匿名跟帖者所说的“刁难政府”就能够提高“收费标准”，难道这个不正是给政府抹黑吗？你这不是教唆别人、煽动“垫付”吗？

经这个跟帖者的启发，令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为什么体制内寄生着这么多冷血动物，从来对于别人的善行不报信任，除了有人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之外，还在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在于它本能的封闭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继承了这种天然的排他惯性而已。不在体制之内本身竟然成了一桩恶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罪过？他不在体制之内可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因而也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比如“社会盲流”、“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渣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等等，总之，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见，以体制为界，将一些人们贴上有害有危险的贱民标签，最为典型的一种说法叫做“三无人员”。假如体制外的人们他们集体叫做“无”，那么体制内的人们就叫做“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们只能拥有这样的偏见，体制内也并非都只是冷血动物，这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但是享有这种来自体制偏见的人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将体制当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则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坏性；将体制当作唯一真实和实在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虚幻、虚弱和站不住脚的；他们将官饷当作百花齐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败的寒冬；将皇粮当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无边的荒漠。

如此说来，这样的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做事便不被人信任，因而也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便有理由不承认你所追求的任何意义。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当年马克思所推崇的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他会说“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么人就什么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贫困的”（尤指意义的贫困）。放在我们这里，费尔巴哈当年的那些句式，稍稍变换一下便照样适用：“假如体制是一切，那么体制外便是虚无”、“假如体制是富有，体制外便是贫困”、“假如体制是荣耀，体制外便是耻辱”、“假如体制是光明，体制外便是黑暗” 、“假如体制是高尚，体制外便是卑贱”。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成：“假如体制是有力量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力量的”、 “假如体制是富有意义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意义的”、“假如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外则是消极的”、“假如体制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体制外则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们这是处在什么年代？看上去快要赶上费尔巴哈的年头了。

我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时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它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去做，万万不能主动去做；而如果它做了这件事情或其他事情，就等于你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若是它多做了一件事情，就等于你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于你在别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坏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别人的虚无；它的功劳，就是别人的深渊。

问题还在于，它能说一件事情，你不能说；它能够做一件事情，你同样地去做，就不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体制之外的，或者你不处在权力核心。比如这两天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人权”这种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够用，一般人不能用，谁用了谁倒霉。君不见《南方都市报》上昨日有社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网上大小论坛各路高手都在窃窃私语，“南都报”不要因此而发生人事变动吧？但愿这回网友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南都报”也只是与“体制”同舟共济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们热议的温州施粥摊的收摊，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粥摊自今年正月初五开办以来，已经坚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个馒头”，显然给那些十分需要的人们带来帮助，而且其美名传开，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许多捐助，令这个粥摊“不差钱”，这个举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社会的做法。然而4月1日，当地卫生部门造访了这个粥摊，质疑其卫生标准，“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开办粥摊的林老板从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这个施粥摊。据《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样的门槛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于是做好事的冲动，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过上一种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只得再次流落街头饥肠辘辘。（这回是真正的“流落”了，因为无人过问）

卫生的问题，难道不是能够在政府的指导下解决的吗？或者授权他人帮助解决。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统计，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学生的名字统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所质问的：“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政府工作太忙，顾不过来，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么民众正是可以集思广益，帮助完成这项繁重的统计任务，给死者一个交代也给生者一个安慰，这对于政府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恰恰能够起到安抚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调查是否存在人为开发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该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是政府亲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无正常生活来源”的谭作人接替从事的，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变成别有用心的涉嫌“垫付”？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这样说难道有什么过分吗——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点好事给别人做做。不要弄成了这一步——到头来，体制变成了虚无和消极的，所有积极的力量恰恰产生在体制之外。说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提供或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体制并不能确保什么。

2009年4月16日

附：这是我博客上最新的留言，照录如下，算是将谭先生的近况向大家汇报。

昨天又有八位朋友去温江看守所探视谭作人先生。人不能见，书籍（甚至宪法）不能送进去。用身份证登记号码姓名后可以送钱。朋友们在铁门外茶话谭作人先生功勋后献花于看守所吊牌下然后洒尿挥泪照相暂别。

正如网友猪石哼所言：

一篇感人至深的雄文！

一个肝胆欲裂的故事！

一副催人泪下的图景！

一条光辉伟岸的身影！

成都人 敬白

2009-4-17 9:57:23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8-6-6 14:22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为什么离不开民主

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5日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 —— 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 “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