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

流浪地球和家园永在，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中美贸易战、Covid-19、俄乌战争和人工智能迸发的年代，人们在刘慈欣身上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心理之锚：地球注定流浪，家园反而从不曾离开。

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的全部核心，就是想尽办法解决诸如太阳系毁灭一类的巨大危机。

两部《流浪地球》电影，总票房超过90亿人民币。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小说最著名奖项雨果奖。刘慈欣带来的“科幻热”，似乎给了各种危机叠加下的社会一个“解决之道”：当服膺于一个更大的集体、更大的科学（所谓“大科学”）和更大的“命运”，人们才不至于感到迷茫和失望。

科幻热的兴起，关系的是社会危机的范围、背景，以及背后的认知冲突，而刘慈欣的作品，毋宁说是一个“旧底片”，映照出新时代显影的同时，透露了旧时代的历史痕迹，也更明晰地展现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流浪与回家 

家和流浪，本来是一组对立概念。

《流浪地球》小说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0年7月刊。该小说以一位孩子的视角，描述太阳氦闪、吞没地球的危机下，地球人因自救方法的差异分为“飞船派”和“地球派”，经历了可怕的疑惧、清洗、杀戮，最终再次操纵地球，踏上寻找新的太阳的漫漫旅途的故事。

这一故事的核心桥段是，联合政府科学家预测到太阳将吞没地球，而民间人士的观测认为太阳丝毫不会膨胀，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一哄而上，推翻了联合政府，将科学家们悉数残忍处死。然而，科学们们刚刚死去，太阳就爆发了氦闪。 

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小说的核心理念——拥有绝对理性的技术精英，才是拯救地球的最终希望，更没有体现典型的“刘慈欣式”价值观——生存第一、文明第二。

影片模仿了好莱坞科幻片的套路，打造“流浪地球”宇宙，生发出地球途经木星被其引力捕获的故事，并用父与子两条线来推进救亡历程。同时，它也企图用更加“接地气”的情节、姿态和情绪，来扭转原著中冷酷的精英主义气息。 

电影非常敏锐地放大了原著中具备、但并未过多着墨的部分：地球末日来临，中国人如何发挥主要作用。

和晚清以来的科幻作品相比，《流浪地球》的不同在于：强调世界性危机，而不是国别性的、中国独有的危机。

前者往往带有强烈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色彩：琳琅满目的想象背后，投射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受到西方冲击的现实。维新变法时期的顽固派曾廉一语道破中西之争：“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率先反映了知识分子突破“技”“政”“教”的努力，想为孱弱的中国找到世界中的位置。

像碧荷馆主人的长篇军事科幻小说《新纪元》（1908），套用传统神魔小说的斗法模式，描绘了百年之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一场世界大战。其中先进武器“追魂砂”，参考的就是几年前刚刚发现的元素“镭”。像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思考的是面对未来激烈的国族竞争，中国何以在世界之林中立足。自由民主制度令梁启超疑虑重重，写作最终中断。

一百多年后，电影《流浪地球》已经不再忧虑中国的位置，中国人是整个“拯救家园”计划理所当然的主要责任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是“龙套”。

别有意味的是，“家园”的概念，继承了现当代文学里“家”的叙述。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关于家族“吃人”的叙述，构成了新文学的重要起源。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则与传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家”根本决裂，主角一家三代由“革命”而不是“血缘”联系在一起。到了新时期的《伤痕》（1978），卢新华重新讲述了“家”的内涵，控诉革命野蛮地剥夺了“天然”的人伦情感。

对于《流浪地球》来说，“家”不是情感的寄居所，而是一个巨大的物理空间——有着46亿年历史、直径12742千米、每365.24219天围绕太阳一周的行星，人类唯一的栖息地。而带着地球“流浪”，寻找新的生存机会，隐含的是“我”的强大和家的脆弱，这个“家”不再具有意识形态，成了《寂静的春天》里伤痕累累的大自然；这个强大的“我”不再是携带着浓厚儒家伦理的感伤士人，而是精于工具理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

电影特别强调了强大的“我”——两代中国航天工作者的奉献和牺牲，迎合了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大国崛起”的社会情绪，也更为2018年以来愈发险恶的国际环境提供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信心。第一部电影上映后，《人民日报》发文《只有中国人才能拯救地球》，无疑是官方的一种引导性“定调”。

在荒凉的宇宙、对抗性的国际环境与“内卷”的社会里，中国观众开始习惯于从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找寻精神之“家”和自身的位置。

科学家与救世主

“六零后”刘慈欣成长时，“大事件”纷至沓来，和今日人们的经历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处理人类的存在危机，刘慈欣设计了理想的“救世主”。而科学家充当的“新救世主”，却背上了传统物理学才有的“旧包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的动荡不安波及中国山西乡村。在《三体》英文版前言《东方红与煤油灯》中，刘慈欣总结说：“就这样，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组成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

《坍缩》（1985）、《朝闻道》（2001）等小说中，都有一个名为“丁仪”的科学家，作为精神领袖，试图带领人类走出危机。此前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刘慈欣曾表示，他真正尊重的是那些站在人类思想前沿——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将领等具有超凡力量的人。也就是说，“丁仪”代表的科学家，才是刘慈欣眼中人类的最终希望。

然而，“丁仪”的救世，令人怀疑。

他在《朝闻道》中追求宇宙大一统模型，在《坍缩》中传播相对论，这些东西在物理学界，已经是“明日黄花”。或者说，丁仪更像是晚年的爱因斯坦，苦苦守住千疮百孔的“科学精神”：任何问题都可以追问，任何事件必有它的原因，上帝从来不掷骰子。

决定论是经典物理的关键。经典物理学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原因。前面发生的事情导致了后来事情的发生，前事为后事的发生准备了条件，使后事发生不可避免。但是，在量子力学中，事情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发生，谁也说不出为什么。

1927年科摩会议时期，爱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学生之一的保罗·埃伦费斯特，在黑板上写下《创世纪》有关巴别塔的词句：“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物理学家玻尔演讲中提到，在量子物理学中，被测量事物与测量方式共同影响了测量结果，测量定义了被测事物——没有绝对真理。

直到今日，物理学家想要处理“宇宙起源”，依然必须要同时处理引力、粒子物理和量子力学，但依然没有一种统一的理论来解决问题。只有以广义相对论形式出现的引力，还保持着经典本质，具有光滑、连续的性质，在空间和时间的无穷小尺度上遵循着因果律。

而量子力学用既死又活的猫宣告了寻找物理世界客观叙述的“妄想”：世界是不确定的，关于科学真理的争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进一步证明，讽刺量子纠缠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的爱因斯坦是错的：发生在纠缠对中的一个粒子上的事情，会决定发生在另一个粒子上的事情，即使它们的距离远到无法彼此相互作用。

量子力学的兴起，除了物理学本身的推进，也离不开魏玛时期德国纷乱不休的气氛。科学史家保罗·福曼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导致德国科学家对历史深感幻灭，幻灭的对象不仅仅是俾斯麦的治国经纶，僵化的社会结构，还有深深扎根于科学的民族精神，而这一科学正以决定论和秩序为基础。如果决定论导致了德国的衰败，那么，抛弃决定论，追赶可能性、概率和不确定性的科学家，将肩负起重建民族精神的大任。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资助的、跨学科合作的、无限资源支撑的“大科学”终于诞生，它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军工产业。超级超导对撞机、登月工程、雷达、原子弹，都是“大科学”的产物。“科学没有祖国”，但科学家的祖国需要科学，而科学家很多时候也需要祖国。“大科学”并不关心物理学的尽头，只关心热战或冷战的筹码和结果。

刘慈欣笔下的“丁仪”形象是扭曲的：在物理学知识上，这位“传道者”显然相当落后于时代；在作用上，他不自觉地担任了“大科学”的代言人。一个看似只在乎终极问题的科学家，通过信仰传统物理学坚持的世界完整性和严格的因果律，维护国家或者族群的精神价值，从而对抗“测不准”的世间一切。

当然，也许正是量子物理学家已经无力承担“救世主”的角色，过时的“丁仪”才不得不站上神坛。因为在前者眼里，人人都是救世主——救什么、谁要救，都取决于那个“观察者”自己。

生存还是毁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人物都很单薄，思想实验的意味较浓。思想实验的核心万变不离其宗：活着，以及谁可以活着。

影响代表作《三体》《流浪地球》的思想实验来自同一个人，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

史瓦西认为，用牛顿定律，人们可以准确知道受引力约束的两个物体的运动，可是加上第三个，情况就不可预见了。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行星系是高度不稳定的，尽管它的秩序在百万年乃至数十亿年里得到保证，可随着时间推移，行星总会脱离轨道，气态巨行星将吞噬它们的邻居，地球将被逐出太阳系，像一颗流浪的孤星，直到时间的尽头，除非空间不是平的。

以波茨坦天体物理天文台台长（当时德国天文学家的至高荣誉）身份，史瓦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愿加入德国陆军，在东线感染毒气，最终不治身亡。

12岁的刘慈欣和一战中的史瓦西遭遇过同样的心灵震动。

1915年冬，史瓦西到达东部前线。当看到一群手下正用远处一条吓得动都动不了、不停颤抖着的饿狗练习打靶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崩塌了。1975年夏，刘慈欣回河南拜访祖父母，赶上驻马店大洪水。一天之内，50多座水坝倒塌，洪水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至9米、流宽12至15公里的凶猛激流。浑浊的水面漂浮着尸体，穿着布袋而不是衣服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此次灾情直到1999年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出版，才得以部分披露。刘慈欣说，“（当时）我以为我看到了世界的尽头。”

刘慈欣的老家河南平原地区多灾多难。1938年，为阻止攻占徐州的日本侵略军西进，夺郑州而下武汉，中国民国总裁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四十余县，八十多万人溺死，上百万人逃难。1942年，河南大旱导致饥荒，三千万民众奔赴陕西。这个故事被当代作家刘震云写成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内战爆发，双方都开始大规模招募士兵。刘慈欣的祖父母有两个儿子，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什么偏重，为了保全家族的血脉，他们进行了一场冷酷而务实的“赌博”：一个儿子加入国民党，一个儿子也就是刘慈欣的父亲，加入共产党。直到今天，刘慈欣仍不知道他的叔叔命运如何。

在史瓦西对地球命运的探寻里，刘慈欣感受到了影响一生的价值问题，“活着”，用尽办法活着。而活着并不是生命的必然，在生命之上，总有“更高的东西”对人类予取予夺。

刘慈欣在《三体》中借三体人之口说：“生存在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你们有了这样一种幻想，认为生存是唾手可得的，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

而谁可以活着，刘慈欣的标准更加“残忍”。

他多次推荐一部小说，汤姆·戈德温的《冷酷的方程式》（1954）。小说情节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位宇航员，一个少女，还有一艘宇宙飞船。飞船从地球出发，飞向一个遥远的星球，给那里的探险队送去补给药品。探险队得了病，没有药物治疗就会死亡。

少女的哥哥就是探险队员，她一心探望哥哥，偷偷溜进了宇宙飞船。然而，当飞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监测系统发现飞船超重，燃料过分消耗，如果不及时修正，飞船要么坠毁在目标星球，要么永远飘荡在太空。通过一系列的计算，这时只有两个选择：把少女扔进太空，或者二人和飞船一起坠毁在目标星球。

宇航员果断地作出第一个选择。

宇航员活，无法驾驶飞船挽救探险队的少女死。同样地，在《乡村教师》中，回答出牛顿三定律的孩子们，让有能力毁灭地球的外星人判定“这个星球有智慧生命”，从而高抬贵手。在《三体·死神永生》中，主角只能从一群孩子里挑选三个逃命，最后用三道数学题挑走了最聪明的孩子。

“地球就像一艘宇宙飞船，行驶在茫茫太空，如果发生了大危机，60亿人里，要死去40亿人，另外20亿人才能活下来，那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刘慈欣说。

先是理性计算，然后理性抉择。只有拥有“知识”特别是宇宙硬通货数学或物理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活下来。因为他们可以运用知识，保证人类成功地活下去，继续繁衍生息。这是刘慈欣超越主流价值观、直奔“宇宙的目的”而去的思考结果。当然这一结果对他自己最为有利，但“宇宙”存在着令某个物种的智识阶层能活下去的“目的”，也足以令人生疑。

由于超越了道德和伦理，强调“知识本位”而不是“伦理本位”，刘慈欣的作品更具有“现代”意味。毕竟，和他同龄的当代小说家依然纠结于乡土田园、亲亲尊尊。生于1964年的格非，近年发表小说“江南三部曲”，用一种决绝的姿态否定了工业化的意义。

最根本的是，当我们回到维新变法时期曾廉的那句“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时，才能看到刘慈欣与主流价值观自觉或不自觉的“共谋”，以及他的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

从技术的进步直接跃至教化的塑造，跳过中间的“政制”部分，工业党的“星辰大海”终将“万里无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