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因果关系

编者按：在部分人口中，蒋介石与毛泽东都是“独裁者”，理由是蒋“个人集权”。揆诸史实，蒋之集权并不形成于清党或北伐时刻，而在“九一八”后的国民党五全大会，既经国内“团结抗日”的一致呼求，并且出于十分特殊的人事因素。大会确认胡汉民为中常会主席，蒋副之，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蒋副之，但胡汉民因病去逝，汪精卫因刺身退，蒋便顺势成了党政军的唯一领袖。随意指蒋“独裁”，甚至与毛相比，只能暴露对蒋集权的过程不了解，以及“不辨菽麦”的判断力。

本文节选自刘大禹《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第99-115页，<蒋介石个人集权的形成——以五全大会前后为中心>。原文繁长，有删减，注释略，题目自拟。

一、五全大会召开前的政治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胡汉民在野之后，负责中枢的汪精卫与负责军事行动的蒋介石谁更能充当领袖，同样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话题。

自汪、蒋分权后，蒋因负责“剿共”与“国防”，戎马倥偬，几乎不在京驻留。中政会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自1933年起兼任外交部长，积极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为党内外所不满。汪、蒋合作以来，国民党内一直存在着倒汪运动，汪因无法全面掌控权力常称病或辞职。1932年8月汪因淞沪停战协定未经立法院通过而签字，引起该院的责难与弹劾，汪一气之下提出辞呈。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底，汪因“病”出国治疗。此后，汪“病”情不断。1935年7月1日，汪再次因“病”离京赴沪，旋即赴青岛疗养。有些国民党中委害怕汪对日妥协政策变本加厉，对其返京有所恐慌。8月7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时，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张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等兼职。次日，汪即辞院长及外交部长等职。

汪动辄辞职显示了其难以负责中枢的政治局面，同时亦昭示中央政府的权威缺失。蒋1935年8月反省所言：“中央风潮之内讧与汪之辞职，几乎根本动摇。”王子壮谈及：“汪精卫称病后，中央政治会议盖无主宰，政治会议开会时主席及五院院长无一出席者，亦一奇观。”陈之迈认为：“首都近日最令人痛心的现象是在这天灾人祸交袭的时候中枢简直没有负责的人。自从汪院长抱恙以后，内政外交失去了一个重心。除因公不在京者外，别的人物也不肯积极负起他们肩上的重责，游山的游山，消夏的消夏，考察的考察，以致训政时期主权所寄托的中央政治会议，都由次要的人物来敷衍维持，勉强支撑残局。”

汪的数次辞职，至少导致了两种直接后果：第一，国民政府中枢负责无人，政府威信无法建立。第二，汪的动辄辞职为个性更为坚定的蒋介石提供了个人集权的机会。既然汪精卫所任之行政院难以树立政府威信，诸多论者寄希望于蒋便是顺理成章的愿望。一是蒋自1932年初复出以来，领导军事行为颇有进展，中南各省秩序渐复平静，中央政府势力亦逐渐进入西南，尽管此时的西南与中央政府隔阂尚深；二是蒋未处于对日妥协外交的风尖浪口，更有机会走上前台。如王子壮言：“蒋利用汪在南京可为其支撑门面，对日折冲，蒋在身居后方，努力充实。”舆论界希望国民党中央大员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对遵蒋为领袖的意见出乎意料的保持高度一致。

钱端升认为，“党内各派应在同一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这领袖不应是独裁的领袖”。“谁都承认蒋介石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不过这还不够。要做此刻中国的最高领袖，第一必须党内各派一致的拥护；第二必须党外比较开明的各派，一致的承认。”钱端升高度赞扬了蒋介石在内忧外患中的表现：“我们今日既然急需一个领袖，则我们又安能因蒋先生之未合理想标准，而有所迟疑，而使此多难的国家长陷于无领袖、无中心的状态中呢？”钱端升拥护蒋做领袖，但希望这种最高领袖并非独裁，“蒋先生此时不宜亦不能为独裁者。配做且应做最高领袖的蒋先生既不为独裁者，中国自然也不能有独裁制”。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党内外均希冀于五全大会的召开，达成党内政治共识，以确立政治中枢。

二、五全大会的政治与人事变化

五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开幕，至23日闭幕。五全大会有特述者为两点：“第一，为蒋委员长关于外交之报告。第二，为接受宪法草案，而授权于新中央执委会修正宣布，至召集国民大会之期，亦由其决定。”换言之，五全大会确立了宪政作为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五全大会调整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中，据日本学者石丸藤太研究，蒋介石在党的中央拥有60余名委员，如果把支持蒋氏的元老派加算在内，共计有80余名左右。对于汪兆铭派的20余名，孙科派的约10名，西南派的约40名，其他约30名，占有绝对优势。中委的构成反映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妥协而蒋占据优势的结果。

有论者认为，这次人事构成新的国民政府，“比过去几年强有力的多”。张群认为，蒋作宾、何应钦、吴鼎昌、张嘉璈，加上蒋介石和他本人这六人，“都曾经留学日本，与日本有些因缘，明了日本的政情。蒋先生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就是因为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无法加以阻止和制裁，唯有利用我们各人的关系，设法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势”。蒋介石在组阁中，延揽了一批各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吴鼎昌是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是南开经济研究所董事会董事之一。张嘉璈也是该所的董事。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政务处长蒋廷黻、实业部次长周诒春都是学界名流，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望。

这种人事变化，给外界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论者认为：“此次中枢改组，政治重心确实移转到行政院了。当局们都抱着埋头苦干的精神，脚踏实地的在工作，所以今岁今年，政府中很少人以文字开空头支票，这是近年稀有的现象。”同时，知识分子从“在野派”的身份向“在朝派”转变，并演化出一阵“学者从政”的浪潮。蒋介石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扩大了自己统治的基础。如《国闻周报》的评论所言：“总之，此次改造，中国国家，事实上完成了一个巩固的核心，这是国难几年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结果。”

五全大会标榜蒋、汪、胡三大领袖团结合作，然汪因伤未曾视事，全国各方视线又集中于中常会主席胡汉民之归国。蒋亦希望胡能北上，重归于好，派魏道明径往新加坡欢迎外，国民党中央派居正、叶楚伧等15日由沪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赴港。西南各界大举迎胡，李宗仁亦赴港欢迎。京沪市党部均筹备欢迎大会，并电港促胡入京。国民党内外对胡回国的高度渲染，反映了对党内各首领合作的殷殷期待。然而，胡汉民在各方高调的迎胡浪潮中并未北来，滞留广东，并于1936年5月突患脑溢血去世。国民党三巨头终究未能共聚一堂，共商国是。此时，尽管蒋介石尚非国民党法理上的最高领袖（因汪是中政会主席，遇刺后因伤养病，胡去世后中常会主席暂缺），但蒋事实上已是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这意味着蒋介石的个人集权政治已经初步形成。

三、个人集权的特征与路径

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难背景之下调整党政制度与人事关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长，完成了个人权力的集中。不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所产生的个人集权政治是独裁政治吗？此种政治发展的最终方向与路径如何？

尽管五全大会后蒋的个人权力已然初步集中，但据此认定蒋主观上试图集权于己，未必符合其内心的考虑。譬如，面对汪的辞职问题，1935年8月19日，蒋再次提到“请汪复职，以全会为期限”。8月22日，蒋出席国民党中央常会，挽留汪复职，后往访。蒋在各种场合均体现了对汪的一定尊重，尽管蒋未必要求汪继续担任最高行政长官。譬如，蒋反感汪难以担当大责，恨其不争，曾考虑过“汪为监察或考试院长”。但如汪为其支撑，蒋因而可以集中全力考虑“剿共”与“国防”等事务。汪精卫遇刺，蒋并未因此而幸灾乐祸，反而异常悲痛与紧张，“精神之受打击，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如此之弹，如穿入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事为快也”。

事实上，蒋介石虽依赖军事行动，个人威望日增，却希望有汪、孙、胡等人携手合作，体现了其政治妥协的态度。如蒋所记，“对党内纠纷明争暗斗自私见小之状，实令人难堪”。五全大会之前，汪虽在病中，蒋并未撇开汪而独行其事，多次往访汪。开会中，蒋二次访问国民党内各元老与汪。然而，汪在五届一中全会之前，以受伤养病为名，不辞而赴上海，蒋感其“怯疑可叹”。对在此之前辞去主席团人员的孙科，蒋亲自去劝说，亦“反被其诬辱”，“此中痛苦，非言可喻”。蒋为平定党内纠纷，决定“推胡为常委会主席，汪为政会主席，而余自兼任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非以此不能救国，更不能安内”。甚至于12月2日下午，蒋研究行政院改组时，希望“仍由汪连任”。

五全大会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了国民党权威中心之所望，满足国难期间舆论界对集权的呼声，但尚不足以具备发展为独裁政治的条件。此次大会后，如陈之迈所言：“我们并没有再听见‘打倒独裁’‘请某某人下野’等等的呼喊” ，蒋介石权力集中这一过程中，并非通过非法的军事政变或武力威慑，而是在党内外及舆论的支持下，在拯救国难背景下，通过政治妥协完成的合法性集中。蒋介石满足了舆论界对集权的呼声，逐步树立了权威。冯玉祥参加五全大会之后在日记中记道：“蒋先生所答之话，最为谦下，最为和平，最为诚恳，我极为满意，以为此次并未白来也。”事实上，在国难日急，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下，汪精卫因遇刺，其原本不坚定的政治性格更是雪上加霜，无法继续担当行政中枢。在外界舆论对领袖集权的呼声中，蒋介石担当了党政军之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