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第69期：中国政府在人口贩卖上的作为——从徐州被绑八孩母亲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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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卢斯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数字高墙。今天我们来关注徐州被铁链拴住的八个孩子的母亲一案，分析中国政府在人口贩卖中扮演的角色。
近日，有网民发现，一个精神失常疑似被拐卖的女人，衣着单薄地被铁链锁住脖子囚禁在土屋里；而且，她给一个曾经的光棍汉生下了8个孩子。这一幕发生在号称男女平等的今日中国，引发了公众强烈的愤怒和声讨。
被铁链捆绑的“疯女人”生下8个孩子
悲剧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最早，社交媒体抖音的一个自媒体博主，靠拍摄访贫问苦的短视频以吸引人气。他发现丰县一个叫董某民的贫困汉，居然育有8个孩子。于是，董某民“父爱如山”拉扯8个孩子、当地政府精准扶贫帮他解决困难的正能量段子，开始在网上传播。
董某民因此成了网红，经常有博主去他家打卡送温暖、拍视频涨粉，甚至还有博主向董某民请教连续生下七胎儿子的秘诀。而董某民也骄傲地说：33岁还打光棍，被人瞧不起，因此“发愤图强”，一口气生下了8个孩子。
至此人们才注意到：8个孩子的妈妈在哪里？一个被铁链拴住脖子锁在土屋里的精神失常的女人，因此被意外曝光。这个被铁链锁住的女人，据说是董某民的父亲1996年“捡来”的流浪女，取名“杨某侠”。
网友 “居中对齐了吗” 说：“不敢想象她经历了什么？8个孩子，一个个生下来，而且按照他家这条件，肯定也不会是去医院生的；这种脏乱差的环境生孩子，坐月子，而且是8次，还被锁链囚禁在屋里，她得受了多少罪啊？”
拐卖女性是中国顽疾，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只鹦鹉
人们判断，这个来历不明的“疯女人”很可能是被拐卖到丰县的。据网易新闻报道，有网友发现，一个于1996年走失的四川女孩李莹，与该精神失常女子的长相十分相似，走失年份与年龄也对得上。
网传李莹的父亲是一个退伍军人，因思念女儿成疾，早早过世，而李莹的母亲是某单位的职工。作为家中独生女，李莹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另据微信公众号平凡的企业家的文章 ，董某民的邻居对媒体说，杨某侠刚到村子里时才15岁，是个学生，还会说英语。
中国导演李杨于2007年执导的电影《盲山》，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女大学毕业生白雪梅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被拐骗、绑架、贩卖到西部深山；面对落后的习俗、强大的乡村势力以及警方的缺乏作为，在做出各种努力后，仍然难以逃出。
电影中所反映的妇女贩卖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网友“桃花潭李白”在《徐州丰县案：背后的不公与荒诞》一文中所呈现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仅以故事发生地徐州为例，“在1986-1989年间，徐州六个县有48100名被拐来的妇女，其中最小的才13岁。有个牛楼村，全村已婚青年妇女中，2/3是被拐卖来的。”作者桃花潭李白说：“用‘农村 捡媳妇’、‘光棍 女人 神志不清’等关键词搜索社会新闻，会发现：“农村光棍遍地在‘捡’精神失常的女性。甚至有70岁老光棍 ‘捡’十几岁少女生下好几个孩子的新闻。”
那么，妇女拐卖这种犯罪行为在中国为何会如此猖獗呢？答案是：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法学教授罗翔曾在一次讲课中阐述过这个问题：买一只列入保护名录的鹦鹉会判5年，但买一个妇女，最多判3年。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如一只鹦鹉。
被拐女性现身说法：公权力助纣为虐
网名为“巫山六月雪”的重庆女性马泮艳，也曾是一名被拐卖的女性。她是在中文互联网曾引发轰动的“巫山童养媳事件” 的当事人。
马泮艳在12岁时被贩卖，政府人员以违法的形式为买主陈学生和马泮艳办理结婚登记，令人口贩卖合法化；直到2016年该事件被媒体报道，才得已解除婚姻关系。
马泮艳道破了拐卖妇女现象在中国广泛存在却无法得到根除的原因：执法部门的漠视甚至纵容，令法律形同虚设。
2000年，12岁的马泮艳被大伯贩卖，村干部亲手为人贩子大伯和买家拟定协议书并签字。2001年，13岁的马泮艳被陈学生带去福建打工，遭强暴。人贩子大伯给派出所所长送了鸡蛋、公鸡、腊肉猪脚，派出所便不再调查马泮艳的报案。
人权组织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 HriC）认为：“由于腐败、地方当局的贯彻不力或无所谓的态度，执法不严成为常态。一些官员甚至亲自参与作案，收取贿赂。被卖的女人感到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害怕受到暴力，没有钱，远离家乡，因此经常被迫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
徐州官方的敷衍回应，网民的愤怒和质疑
悲剧引发关注之后，丰县政府接连发布两个情况说明，试图推卸责任。
丰县县委宣传部1月28日发文称：杨某侠和董某民1998年领证结婚，是合法夫妻，不存在拐卖行为。1月30日，丰县又以联合调查组的名义称，杨某侠1996年在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收留，此后就与董某民生活在一起。
这种冷漠的官腔引发了网民的愤怒声讨。作者 “桃花潭李白”在《徐州丰县案：背后的不公与荒诞》一文中质疑道：“路上的人，可以随便‘捡’回家养的吗？ 一个大活人，在路边被捡到的机率有多大？你捡到过吗？为什么他们都‘捡到’了？”
而 网民 “一只爱睡觉的安安”说：“不管如何美化，这个通告信息量还是挺大的。实锤了女子流浪，身份不明，智力障碍精神分裂，所以属于无效婚姻加强奸。违反计划生育国策，计生部门消极工作、渎职。违规办理身份证件，公安部门执法犯法。还有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拐卖、八个孩子是不是同一个父亲、村里是否还有其他相同情况？”
不惩罚人贩子，却惩罚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曾多次在中国调查妇女和儿童拐卖案件的记者和时评人长平，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他指出，受到中国政府惩罚的往往不是贩卖人口的人贩子，而是揭露人口贩卖的人。
在《中国政府在人口拐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长平指出：“在丰县官方宣称‘不存在拐卖行为’之后，就再也不允许人们谈论‘拐卖’二字。本地人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两个字，就会接到警方的电话，而且警方以知道父母和工作机构信息相威胁。马泮艳讲述自己和母亲凄惨人生的文字，不能在微博账号发表，只能以图片形式传播。”
而在《怎样让孩子对性侵者说不》一文中，长平表示：据他在中国采访妇女儿童拐卖案件所了解的情况，“不要说孩子被性侵，即便是失踪了，大多数时候，警方能做的事就是登记而已，连调看一下监控录像都不肯，因为‘警力有限’。然而，假如有几个异议人士聚餐聊天，他们可以非常夸张地组织大量警察前往盘查阻止。”
长平还反驳了将人口拐卖归因于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的观点。他说：“事实上，中国政府一道命令或一场运动，可以让自古就有的性工作者一夜消失，可以让“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社会父子反目，可以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中实行严酷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社会贫困和传统习俗可以阻挡他们？
那么为什么官方放任拐卖妇女儿童呢？答案是：将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漠视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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