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饰的觉醒，真正的问题
今天读到一篇写于 2018 年的评论文章 The ‘Nanette’ problem，实在感触很深，十分推荐大家读一读，借此也刚好整理记录一下这篇文章引起的以及之前我零散的想法。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 Peter Moskowitz 的讨论对象是 2018 年引起热议的单口喜剧——Nanette，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同性恋喜剧演员 Hannah Gadsby. 我记得当初这部 Netflix 专场即使是在中文互联网也获得了很多的讨论和赞美，看过的人都称赞 Gadsby 的勇敢无畏，很多人给出的评价也如美国的主流媒体那样，认为她冲破了喜剧的形式，用性少数的视角挑战了主流意识。
我个人对这部喜剧的感受其实还好，因为在一个喜剧专场中 Gadsby 以她的性别身份出发带来的女权议题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 Moskowitz 的这篇文章里，指出了一个关键核心问题：“Comedy is at its best when it helps audiences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rauma, not when it makes them feel comfortably woke.” 这个批评我认为很一针见血，也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问题。
Moskowitz 指出，在 Nanette 里，Gadsby 以一种非常严肃，愤慨且道德上十分正确的态度，否定了 “self-deprecation“ 的意义，“I built a career out of self-deprecation, and I don’t want to do that anymore. Because you do understand what self-deprecation means from somebody who already exists in the margins? It’s not humility. It’s humiliation.”
“self-deprecation“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自嘲，但我们都明白这种自嘲包含的不仅仅是开涮或者插科打诨式的玩笑。在很多情形语境下，self deprecation 其实就是展现自己的伤痛将它转换为另一种对立的（幽默的）效果。这种方式在单口喜剧中太常见了，而 Gadsby 旗帜鲜明地反对它，因为在她看来边缘群体的自嘲并不是谦卑，而是一种羞辱。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在道德上是十分正确的，但问题也来了：Gadsby 确实有资格因为自己性少数的身份来拒绝自嘲式的喜剧，因为除了她之外，我们都无法感同身受她所经历的伤痛，我们应该尊重她这一立场。可使用自嘲来对抗伤痛，尤其是在喜剧中，就像她所说的，只是一种自取其辱吗？难道这不应该是喜剧的魅力所在吗？Gadsby 是不是在用一种正确的道德观在审查喜剧的表达？
我完全赞同 Moskowitz 对此的批评，要知道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犹太裔同志，他不仅可以自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也会用种族屠杀这件事作为喜剧的素材（并不是开种族屠杀的玩笑，这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懂得自嘲是性少数群体内部非常普遍的，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尊，而是属于边缘群体自我疏解的方式。我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选择用什么方式表达自我，解决我的问题，是我的权利。如果我们都在使用一种道德上很纯洁没有丝毫瑕疵的方式来抵抗，那不正是落入了respectability politics 的陷阱吗？在这种限制中，我要牺牲自我，审查自己才有资格与你对话吗？只有这样的阉割我的声音才可以被听到吗？
我们都懂，自嘲是需要技巧的，糟糕的自嘲不仅丢掉了原本表达的意图，也不会有幽默的效果，但自嘲这种自我调节，消解概念的方式并没有错。否则喜剧只会变得规规矩矩，挑战也只能在既定的框架里打出无用无力的拳头。
反对“self-deprecation“除了在表达自由上加了更多的限制，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它让喜剧不再锋利。我们普遍认为，喜剧是一种“冒犯的艺术”，这个冒犯当然不仅仅是通过讽刺来让人不舒服，它有一个关键的目的，就是让冒犯这个事实得到审视和思考。如果只是哈哈一乐，那这最多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搞笑材料，但一定不是好喜剧。技巧高深的喜剧大师从来不避讳自嘲和冒犯别人，而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如何把自嘲和冒犯转化成让人思考的幽默。Moskowitz 就说，认为 Nanette 具有挑战性，革新性的人，根本没看过好喜剧，你要是看过并理解 Richard Pryor 和 Dave Chappelle，就不会觉得她做了什么真正挑战大众的事。
Hannah Gadsby 的这个专场，仍然是在大众舒适圈内的隔靴搔痒，因为她点到了一些问题，却采用了最安全不出错，甚至迎合大众的方式。用作者 Moskowitz 的话来说，之所以收获了普遍好评，就是因为当下环境的一种 “wokeness industrial complex”. 觉醒都是表面功夫和表现出来的姿态，你完全可以预测到woke 人群的反应，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再次给了他们安慰罢了。
这又让我想起近期我读到的另一篇批评 Hamilton 音乐剧的文章，You Should Be Terrified That People Who Like “Hamilton” Run Our Country 也很精彩。这篇文章中说到，当代的进步主义，已经演变成了用表面上的代表性来代替事实的不公。选择用黑人演员来扮演白人国父就是进步了吗？那为什么在 Hamilton 里，故意省略了美国建立在对奴隶惨无人道的迫害上这个事实，也丝毫不提 Thomas Jefferson 强奸了女黑奴并非正直这件事呢？甚至，还要让黑人演员来扮演白人当权者，用属于黑人自己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音乐形式 Hip-Hop 来歌颂他们？历史上为人权自由作出贡献的黑人有那么多，为什么不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这种讨好的，投机取巧的进步主义，对历史，真正存在的问题和建设性的进步毫无用处。或许在几年前，我们都还可以享受所谓“进步”带来的自我慰藉的感动，但现在，这种虚饰的觉醒应该被重新拿出来嘲笑一番了。
最后，我还想再附上之前看 Dave Chappelle 2021年的专场 The Closer 时自己写的的随笔：
在我见识了太多复杂和荒唐之前，我曾天真地坚信，玩笑是有边界的，喜剧是有底线的。但这样的逻辑却让喜剧这个形式越来越受限。禁忌的话题越来越多，而这正是群体政治审查的后果，不是社会道德的选择。因为社会道德如果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那又何惧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大放厥词呢？
如果我们评价一个喜剧的标准简单直接一些：它是个好笑话还是一个糟糕的笑话？会不会才是评价喜剧更合适的标准？
而好与坏的区别，我想就是它是否真实。
种族歧视的笑话为什么这么好笑，苏联讽刺笑话为什么好？因为它的真实，没有修饰，没有写作意义上的那种精巧。它只陈述事实，哪怕这个事实背后还有更多值得挖掘和反复推敲的根本原因，但事实就是如此，而这种事实如果被我们选择性忽视，装聋作哑，或者冠冕堂皇地掩盖过去，那它被直白得讲述出来的喜剧效果会更令人震撼。
事实是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相对而言），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进步，而黑人遭受的歧视和压迫持续了400多年，至今仍然在继续，并且这种不公是性命攸关的。
事实是当性别认知有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无所谓是L，是G，是B，是T，是Q，还是他妈的non binary，是abcdefg，在一些特定环境下，女性的权利竟然随着这种认知上的进步被削弱了。一个因为生理原因而天生并且将一直享有男性特权的人，因为性别认知与你一样是女性，TA (THEY) 是否真的可以体会你的处境，TA (THEY) 究竟算不算你的女权同盟？
你能给出肯定回答吗？
所以你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地给一个说出事实的人，扣上一顶 homophobic，transphobic 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