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鲜花》一文,以及更多
看完「关于《这一年还好吗》以及作者的回复」很受触动,对其中的担忧和怀疑也非常共鸣。想从其他的一些角度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也一定要坚持表达质疑的声音。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把镜头拉远一点,在之前白纸运动的报道里,我的朋友A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件。另一位知情人B在采访中提及了A和ta的个人信息,记者在从未询问过A的情况下,直接将信息写入了文章中。直到A的朋友(非白纸运动相关者)截了报道的图问ta:“这描述简直就是你,这写的是你吧?”ta才知道自己“被报道”了。
这件事给了ta很大的困扰,后来有人去找媒体沟通,对方一开始不同意修改,认为A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ta没有做错任何事。但A此前也因为其他事遭到过审问,并在当时还时不时被找,日常生活需要诸多小心。直至强硬坚持,编辑才同意改稿。
再把镜头拉远一点,在两岸三地其他一处的社会运动里,我也不只一次听到涉及信息安全保护的报道问题。比如我接触过的C告诉我,ta的未成年行动者朋友D因为相关知识的欠缺,决定以实名的方式在报道里出现,在ta的好友们看到报道后,为ta的安全担心,才向ta普及了自我保护的意识,D(以及ta的朋友们)于是向记者表示需要改为化名,但这件事也遇见了重重障碍。
不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听闻过不止一例这样的事件。而在《鲜花》作者的帖子下面的回复里,我看到很多顾左右而言他的抨击,当有人试图从行动者和相关人安全的角度去探讨时,频繁有评论谩骂其为“粉红”、揶揄对方发言要请示领导,或者对质疑的声音冷嘲热讽,让人不由地对当下的新闻环境非常担忧。
我同样不理解一些人对于匿名回应的抨击。我不知道匿名的人们都是谁,但在我的想象里(是的,想象,你可以抨击我口说无凭),之所以看到觉得有必要说些什么,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与被牵扯进这件事的相关人有某种程度的连接。之所以要匿名,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在某种程度的监视之下。而如果是出于这一原因的匿名,首先就是因为ta们在生活里做了勇敢的事,而这让ta们承受了代价,怎么还可以去抨击ta们屈服于恐惧?哪怕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只是进行新闻报道相关的、就事论事的讨论,匿名又有什么问题呢?
整件事让我非常地困惑。如何更好地保护受访者、当事人与相关人的安全,是我从学从业新闻以来,一直都放在首要位置的。记者与受访者之间产生摩擦,也是再常见不过的事。在人权问题的报道里,我时常需要很多时间与对方建立信任,主动向对方解释报道的风险(因为对方不一定了解),甚至不止一次反复确认,但仍然会遇见对方临时改变主意,或者最后告诉我,ta无法信任我。很无奈,有时也会伤心,觉得自己也付出了许多的情感劳动和承受了重大的精神压力,但一来,进入到这一领域和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我个人的选择,二来,这在我看来确实是常态,而我不能因为我的身份与经历,就为对方做任何的决定。
有人说,匿名却说“我们”,非奸即盗。可匿名说着“我们”,就是这片土地上很多社会运动发声的方式。在白纸或是其他运动相关的沟通里,很多时候,我们形成的关系网是一张“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那个人可信任”的网。我甚至不希望知道对方是谁,因为不知道的话,如果有一天面对审问,就可以更从容地说自己并不知情。反过来,知道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同样地在报道里,撇开别的都不说,一些未经同意公开出来的信息,又真正起到了什么帮助呢?如果一个信息,我知道与否,都不影响我对报道中人物的共情,但如果有关部门知道了,却会让其置于更多的危险之中,那我情愿不要知道,也不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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