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pose）：“霍乱”时期的生死骄傲

一.80年代纽约里的边缘者

如果你看过风靡的《鲁保罗变装皇后秀》，就会对于这一类词语十分熟悉：Mother，the Category is，Pose，Read，Voguing……它们并非鲁保罗秀的原创，而是在继承着拥有许多年历史的变装皇后（drag queen）们所创造的亚文化传统。Drag的历史如果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在人类历史中始终是或隐或现的存在，但其实直到关于性少数的赋权运动开始，才渐渐随着其兄弟姐妹——如男女同志、双性恋等——一起浮出水面，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天地。瑞恩.墨菲的《姿态》（Pose）一剧的关注点也便在此：上世纪80年代，新式“霍乱”（艾滋病）丛生的纽约，一群性少数（尤其是LGBT中的T，黑人transgender群体）在世界与社会边缘的生活、挣扎与奋斗。

这些生活围绕着舞会展开，通过被父母驱赶出家庭而流浪到纽约街头的少年达蒙之眼和他随后的一系列经历，我们开始看到在纽约这一世界之都的繁华背后的另一种人群的生活。布兰卡告诉达蒙：“舞会是指一群不被任何其他地方欢迎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在其中去庆祝一种并不被世界上其他人所认为值得庆祝的生活”。所以它的界定很明确，是一个属于“不被欢迎者”的“私人舞会”。在这其中，没有任何等级制度与偏见歧视，参与其中的人们完全根据表演的优劣来获得相应的奖励，而这一奖励所产生的荣誉与尊重，则是这一群体中无比重要的东西。就如艾丽卡对布兰卡说的：“是的，在这个大千世界的其他地方，能找到许多可以热爱和崇拜的东西，但今生今世，舞会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东西”。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其他地方愿意为其提供一个供其彻底施展才能的位置，来获得荣誉、满足和尊严。

80年代的纽约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自由与反叛之后，由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所开创的政治以及道德保守主义对于性少数族群而言，不啻为从天堂到地狱。尤其在此时艾滋开始肆虐，对于同志群体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墨菲在剧中通过两条副线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这两个主题：一是来自新泽西的年轻白人斯坦，他一心希望能进入纽约上层阶级，之后进入川普公司，而开始追逐新的美国梦；二是通过佩瑞特尔感染了艾滋的男友在空荡荡且无情的医院里等着死亡来展现那个世界末日时代中这些性少数群体的恐慌、不安与痛苦。布兰卡之所以愤然离开丰饶之家，正是因为当她得知自己感染艾滋之后，她希望在这有限的人生中留下自己生活过的印迹，而对她们而言，唯一的方法就是创造一个传奇之家，从而使自己留在这个群体的历史上。

剧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即使模糊但最终总会变得清晰而开始为之奋斗。艾丽卡一方面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能于舞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她则希望能获得机会通过变性手术来让自己变成“真正的女人”；斯坦在自我迷茫中遇到安吉尔，通过这个站街女他看到某种能够拯救自己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的渴望，而当他最终愿意放手一搏时，安吉尔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渴望和责任所在，她希望能在布兰卡逝去后守护好这个家庭；经历沧桑的佩特瑞尔则不得不再次面对爱人的死亡，以及自己感染上艾滋的噩耗，开始封闭生活……编剧通过这些人的渴望与挣扎，向我们展现他们的人性以及真实，而这一最基本的现实在他们之外的世界却被彻底忽视，人们任由偏见蒙蔽双眼，不愿看上一眼，因此可怕与充满危险的“他者”怪兽也就在这样的状况中诞生。

边缘群体内部的偏见

蔡康永老师曾说：“我们（同志）并不是怪兽”，所希望反驳的正是外界对于性少数群体由于无知而建构的一系列邪恶想象。而这一形象我们在传统的影视剧中更是随处可见，同志被表现为娘娘腔、矫揉造作者，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电影如《虎口巡航》中，他们被表现为心理变态者和杀人犯；拉拉则往往被表现为吸血鬼等形象。这一点，在中国当下的电影中也随处可见。这些性少数形象往往来源于他者的想象，因此当以像瑞恩.墨菲这样的同志编剧与导演开始讲述属于这个群体的故事时，一个真实且复杂的群像才能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本剧中，墨菲的批判是深刻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于性少数群体内部的等级歧视的揭露上。在六七十年代的大运动中，人们想象被压迫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或存在着更为深刻的联系，甚至可能联手对抗权力压迫。这样的联合我们也曾看到过，如女性运动与性少数运动的结合，黑人民权运动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支持。在英国电影《骄傲》中，讲述的便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即同志群体对于80年代英国大罢工的矿工群体的支持和联手。在2017年达斯汀.兰斯.布莱克根据美国同运旗手人物克里夫.琼斯的同名自传所改编的美剧《当我们崛起时》中，克里夫.琼斯便坚信抗争应该形成更为广阔的联合，他对此的口头禅是：“相似的压迫，相似的抗争”（Same Struggle，Same Fight）。但这样的联合在80年代以及其后渐渐消散。并且，在这样的联合中，我们时常就会忘了存在各个群体与群体，以及这些群体内部本身的差异，从而导致内部从生的问题最终成为破坏运动的最大杀手。

在《姿态》中，编剧墨菲通过一场戏以及一席话来反复强调存在于性少数群体内部的偏见与歧视。布兰卡因为赢得舞会比赛而到一家同志酒吧庆祝，但因为这一酒吧只接待白人男同志，而导致吧台服务员不愿意服务她。布兰卡认为自己遭到的是种族歧视，但随着之后她为表达抗议再次来这里，却看到一个黑人同志，而当她与后者交谈后才发现，酒吧之所以不服务她并非因为她是黑人，而是因为她是跨性别者。通过另一个跨性别角色的揭露，我们发现存在于性少数群体内部的等级，从白人男同志往下，黑人/拉丁人一直到跨性别者，ta们处在食物链的最低端。因此，在吧台白人服务员看来，服务布兰卡是对自己的侮辱。

“每个人都需要有人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条鄙视链在我们这里结束”，一个跨性别者说。这也不就是鲁迅所谓的“弱者向更弱者示强”吗？而这也便是存在于饱受歧视的性少数族群内部的阴暗面，而这一陋习蔓延到今日，且势力有增无减。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罗兰.艾默里奇在2015年拍摄的《石墙暴动》（Stonwall）一片遭到广泛抨击的原因。艾默里奇的故事主角是一个虚拟的、初来纽约的白人男孩，并在最终石墙暴动中丢出了第一块砖。但真实的历史却并非如此，参与石墙暴动的那些人就是《姿态》中的这些人，他们是黑人同志以及跨性别者。是他们丢出了第一块砖，开启了其后的性少数权益运动。艾默里奇的这一置换和虚构引起人们的抗议，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姿态》中之所以展示这一群体内部的歧视和偏见，既可以理解做某种对于过去运动的反思，也可以作为对于当下现状的警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歧视模式本身所模仿的便是群体外部的异性恋世界。随着美国身份政治运动的诞生，各个群体的形成使其开始建构某种“纯洁”的主体，从而时常忽视了它与我们所反抗的世界之间所拥有的密切联系以及根深蒂固的同构性。性少数群体对于他们所反抗的异性恋霸权世界中的各种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模仿，使其渐渐失去了所具有的激进性而渐渐被同化，并导致了一种“异性恋式的同志”的出现。在那些坐在酒吧里聊天晏饮的白人男同志的意识形态中，他们对于作为跨性别者的布兰卡的看法或许与他们所反对的异性恋群体并无二致。而这也便是布兰卡所希望反对的。

布兰卡是剧中最具有反叛性的角色，当朋友们都告诉她不要再去白人男同志酒吧时，她却依旧坚持。当她被丢出来，她愤怒地指责他们同为受害者却依旧不能彼此相助。因此，在性少数群体内部又形成更小的群体，它们与阶级、种族、身份、地位以及权势结合，形成新的霸权结构。受虐者由此变成施虐者。这便是《姿态》在此所指出的存在于性少数群体内部的恶疾。

三.创造新“家庭”

在《姿态》中，编剧未再如《当我们崛起时》中展现六七十年代激烈的街头运动，而是把镜头拉入他们的生活，一探他们围绕着“家族”与舞会所构建出的强大且精彩的亚文化。正如上文所说，这些对ta们而言，是生活以及生命中的重中之重。

在《鲁保罗秀》中，我们时常听到参赛的drag queen喊鲁保罗为“mother”，这一传统的来源在这部剧中可以找到。布兰卡对达蒙说：“家族（house）就是你选的家庭（family）”。这是一种不以血缘为联系而以自我选择所组成的家庭，并且这一家族对于“所有的小男孩小女孩来说，是那个从未有过的家”。佩特瑞尔在这里的意思是：这些被原生家庭所恶意且冷漠驱逐的性少数孩子，最终能够在他们这里选择一个自己希望进入且愿意接纳自己的新家庭。在这些新家族中，有一个“mother”，她照顾、教育和管理“自己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大都是无家可归者。并且在舞会的比赛中，也常常以家族名义出战，而当某个家族成为传奇之后，它便会留在历史中。这便是布兰卡的愿望。

福柯曾经于采访中指出，我们应该尽量发明新的人类关系，除了传统的家庭、爱情以及友谊之外，创造更为多样化的人际相处和交往模式。而在这里的家族便是这一构想，当原生家庭不愿意再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它原本应该提供的东西时，人们能够离开它，而选择组建自己所希望的新的家庭模式。在《姿态》中，所有我们看到的家族都是一个小型的母系社会，在其中的族长是“母亲”，而非“父亲”。这一点也是它有别于传统家庭的最大特点。

在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以及性少数群体运动中，ta们所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父权制以及异性恋霸权，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根据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的研究，异性恋制度为父权制提供了得以运作的动力和基础。因此在这里，女权和性少数的目标是有相同之处的。“父之法”成为需要被摧毁的最重要对象，因此当性少数群体开始组建属于ta们的新家庭时，必然会抛弃这一传统的父权制模式，因此古老的母系社会便为其提供了新的资源与支持。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中，身份政治的缺点在其后开始显现，即为了拥有运动主体而建构的“女性”最终也会造成传统就已经存在的性别二元论的差异的巩固与扩大，由此便落入了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的窠臼之中，而有可能导致传统“女性气质”的本质化。母系社会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便带有这一缺点。但有意思的是，在《姿态》中，就我们看到的两个家族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家庭模式。丰饶之家的艾丽卡是个自私、嘴毒且脾气暴躁的“母亲”，她的孩子们时常遭到其语言攻击和羞辱；而与之相反的是布兰卡的伊万格里斯之家，她为家庭订立规矩，关心呵护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并未他们的未来着想和谋划，希望其能最终出人头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丰饶之家是“父系式”的，而伊万格里斯之家则是性少数群体所想象的“母系式”家庭。

在故事的开始，达蒙的父母因为发现他是同志而毫不留情地对其驱逐，且诅咒其染上艾滋病。在最近的一部美国电影《上瘾了》（hooked）中，导演便讲述了几个被原生家庭驱逐的性少数年轻人的遭遇。导演在最后的字幕中说：在美国，性少数年轻人被家庭驱逐的数量远远高于异性恋，且有五倍的机率这些被驱逐的孩子因流浪街头而可能遭到性侵、暴力和染上毒瘾。在《姿态》中，我们看到纽约的街头和公园里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年轻人，或许其中有不少是放浪形骸的嬉皮士，但依旧有很大比例都是性少数群体。这时，如布兰卡所组建的家庭的重要性也便显现。

布兰卡告诫情窦初开的达蒙要安全性行为，因为当时艾滋肆虐；禁止年轻的李帕皮到公园里贩卖毒品……布兰卡承担了一个家庭能为其成员所提供的一切功能与帮助。这一点尤其显示在她对于达蒙舞蹈学业上，她希望达蒙最终能通过舞蹈让世界看到他。这一渴望她亦有，但是她知道自己如今生命有限，能够留下的便是对于这些孩子们的督促与帮助。

性少数群体与家庭的爱恨纠葛并不仅仅体现在西方，对于东方如中国、韩国与日本这些深受传统儒家家庭伦理影响的同志而言，“家”更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东西，既渴望又痛苦。在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孽子》中，与父、与家的冲突被上升为与整个传统父权体制的对抗。而那些流落在暗夜公园里的年轻同志们，最终不是亦在某种程度上组成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庭”吗？在台湾郭强生的小说《断代》中，作者通过对于老年同志的描写，也再次涉及性少数群体与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他在家里根本找不到容身之所。在家里，在他的亲人眼中，他就是个陌生人”。这是安妮.芳婷于2017年所拍摄的法国电影《重塑马文》中的台词，马文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痛苦纠葛直接影响和塑造着其后的他，而最终他只有通过一出关于家庭的戏剧才得以从这段辛苦的关系中走出来。对同志而言，ta们永远都是“家”这一秩序伦理中的局外人，是异己和他者，因此当家庭成员难以接受ta时，被驱逐也就成了其必然的命运。但另一方面，这并不就意味着性少数群体不配有家，而常常是按照他们自身的意愿开始创造一个新的家庭模式，由此来展开一段新的人生。

存在于drag queen群体中的家族便以某种方式继续延续着。在《鲁保罗秀》中，我们时常能够通过她们相同的姓了解到这一点。《姿态》中的“家族”通过模仿与改造传统的父权之家来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与选择的家人之间的交往互动的场所以及精神的寄托之处。多说一句，这一点同样体现在drag queen这一亚文化中。Drag——尤其是男变装女——是一种模仿，且常常是对于传统女性气质的夸大模仿。她们通过化妆、头发和衣着来展现传统中被认定为属于女性的“女性气质”，以此来展现性别气质这一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的社会建构本质。朱迪斯.巴特勒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述行理论”（performativity），指出性别（gender）本身就是通过一系列述行行为而得以建构的产物，是一个无主体的幽灵之舞。

四．LIVE，WORK，POSE

在《姿态》中，所有的故事都笼罩在“新霍乱”艾滋病肆虐的恐慌与不安下。对于主流社会而言，这是上帝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惩罚，他们对此喜闻乐见且幸灾乐祸；而当时的里根政府，则转开眼睛当作什么也没看见，任由这一群体中的年轻人们像落叶般纷纷凋零。在关于这个时期艾滋肆虐的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中，我们看到处于这一恐怖和冷漠之下的群体的自救与抗议。在根据纽约同志激进组织ACT UP的创始人之一、戏剧家拉里.克莱默的戏剧《平常心》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我们看到那些幸存者在面对爱人与朋友接二连三离去时所感到的绝望、痛苦与走投无路的愤怒。

佩特瑞尔前往冷寂且资源十分有限的医院里去看望濒危的男友，在那四壁白色的冰冷房间里，艾滋病把一个年轻男子折磨的面目全非，痛苦不堪。为了让医院里有些人气，佩特瑞尔与布兰卡给那些骨瘦嶙峋、奄奄一息的病人们准备节目，希望能尽最后一点力量让他们走得不至于如此狼狈。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都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就是坐在下面的那些人。在瑞典2012年的短剧《戴上手套擦眼泪》中，医院工作人员因为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染方式，而戴着手套给那些患病者擦眼泪，并在他们死后用黑色垃圾袋装裹他们的尸体……

这就是那个恐怖的年代。对于性少数群体而言，一切转瞬即逝，死神就在街角，转个身或许就能撞见。在这样几乎被全世界都抛弃的生活中，他们聚在一起举办舞会，穿上最华丽的衣服和打扮，装作自己所渴望和想要成为的那些人。“舞会的主题是为了让我们能活出自己的幻想而制造的”，因为在外面这些幻想处处碰壁，因此只有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生命开始获得意义，即使它十分短暂。

斯坦希望安吉尔带他去看她的世界，希望能从她的世界中找到那些能够让他知道自己是谁的东西，但最终他发现，在这个边缘又边缘的繁华舞会里，他却是个彻底的局外人。安吉尔曾质问斯坦：“你以为生活在这社会边缘，是一件很轻松愉快的事情吗？”而斯坦带着拯救者的光环希望能救她于苦海，但后者告诉他，自己不需要任何人拯救！

就如那些产生于性少数群体的地下舞蹈Voguing，“它不光只在舞会的时候有，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宣言，告诉世界：‘我想在这个世界有一席之地，我想站在巅峰’！”在这个“霍乱”肆虐，充满偏见和歧视的社会中，这些被认为是不正常者、变态的妖魔鬼怪们，通过舞会，通过他们自己创建的家庭，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渴望、尊严、生活与人生，所以他们尽情的Live，Work，Pose，从而活出自己坚定不移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