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一只幼鸟孵化发出乞食声开始 

就不断学习用不同的声音表达自我 

哪时候是爱情来了 

哪时候是要离家了 

哪时候是返家 

哪时候是较劲 

哪时候是絮絮对话

郑宜农《人如何学会语言》

1 微小而大量的羞耻感

在海外生活的第一年，我从来习以为常的语言，突然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题。

我想象自己是一条鱼，生活在母语的海域时，我凭着本能就可以完成与环境的信息交换，以及与自我的持续对话。而来到英语国家，就像被装进玻璃鱼缸，放入另一片海域中。我与周围的人之间似隔着无形屏障，外界的声音在我听来模糊而断续，想帮助我的人也听不清我的言语。我想摆脱我的鱼缸，可我舍不得鱼缸里熟悉的中文世界。在这片宽广却陌生的海域里，这是我仅存的安全区。

许多人将这个摆脱鱼缸的过程称为“语言关”。这一关的难度视每个人的角色和剧本而定。学习语言是永恒的进行时，只要语言不再影响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算作通关。比如说，如果初始身份是一名中餐厅员工，Uber司机，针灸师，掌握基本的沟通技能或许就足以应付。我甚至遇到过不少几乎完全不说英语的人，庞大的母语群体已经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养分；技术工作者通常需要具备更高的语言能力，但我想，他们应该也能在专业技能与文化背景之间划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我却很难找到，因为作为一名文科博士，我要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口语和书面沟通能力。

文科项目想要培养的是讲故事和人际交往专家，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学界或业界找到一席之地。没有人能仅仅通过研读文献成为学者；科研学徒们需要在情境中习得默会知识。博士生们和教授一起参加学术和社交活动，通过观察别人如何提问，学会提问；通过观察别人如何寒暄，学会寒暄；通过模仿教授如何行事，学会像教授那样行事。

但当我磕磕绊绊词不达意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试图观察和模仿时，我总觉得像只衣冠楚楚的猴。尽管其他人以最大的善意和宽容假装相信我的伪装，我还是经常露馅，当我无法说出某款鸡尾酒的名字的时候，当我想搭配whole milk， 却得到oat milk的时候；当我在讨论课上发言，其他同学对我报以鼓励的微笑，却不约而同地绕过我的观点进行讨论的时候；当我提问A和B有什么差别，老师说这是个好问题，让我们来谈谈A是怎么发生的时候…… 每个尴尬时刻都会发出一个红色警告，那是可能被评判取笑忽视的信号，激活我大脑中的原始回路，让我想付出非理性的代价避免这一切。

从猴到教授的距离太远了，需要掌握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太多太杂，于是猴采取了最高效的方法：逃避。我找各种理由推辞研讨会和聚会，在必须要出席的场合，为了不露出马脚，我就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在其他人微笑的时候微笑，在其他人点头的时候点头。其他时候就装作认真倾听的样子。我就这样学习和生活，等待顿悟的时刻降临。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直到我暑假回国，还是无法顺畅地用英语交流。爸妈问：怎么出国一年英语没有提高呢？肯定是没有好好努力。我说，其实恰恰是因为我努力了。在美国坚持逃避说英语，你们不知道我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2 为自己编撰百科全书

“聊到最后威廉无来由地告诉何杨，他最崇拜的作家是Yukio Mishima，何杨“嗯”了一声，其实压根不知道Yukio Mishima是谁。她回家上网搜索，原来是三岛由纪夫啊！她发短消息告诉威廉：“我告诉过你Yukio Mishima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吗（打这行字的时候她反复确认了好几遍三岛由纪夫的英文写法）？”她继续迫切地问：“你有没有看过《金阁寺》，金色的寺庙？”他回短信说：“你讲的一定是The Temple of the Golden Pavilion。”看到回复她一高兴干脆给他打电话，劈头盖脸地问：“那么《潮骚》呢？”他果断地说：“嗯，我也很喜欢The Sound of Waves。”她更激动了：“那么《天人五衰》呢？一个永世轮回的故事，我最爱的中国作家很喜欢这个故事。”电话那头，他沉默很久，最后舒了口气，语调像答出了一道最难的考题：“你讲的一定是The Decay of the Angel。” 

沈诞琦《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

我有时想象大脑里有很多个知识盒子：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离开中文世界后，这些知识被打包进一个大盒：中文。关上这个盒子后，我几乎像个文盲。

我降落纽约时回想起菲茨杰拉德笔下大都会的黄昏，不是Fitzgerald写的metropolitan twilight；我脑中科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不是Copernicus，Galileo，Descartes；我读过戈夫曼的书及很多论文引述，但这不妨碍我不认识dramaturgical；我中学时喜欢看《冰与火之歌》《银河帝国》，但我说不出来我喜欢角色的英文名。在讨论课上，我旁观同学们被激活的知识网络，在接通刹那碰撞出的火花；而我连最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因为我过去读的都是中文。

准确地说，我读的也不是原原本本的中文，而是翻译成中文的外文。我读的是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和深受外国小说影响的中国小说。在课堂上，我们通过读西方经典著作，而不是《庄子》学习写论文。因此，某种意义上，用英文学习才是追本溯源。这也正是我出国留学的动机：译文阅读给我一种感觉，思想之间的交锋总是发生在别处，我用中文感受到的只是碰撞之后的余波。因此我要用英文学习，从知识被创造的地方理解它，讨论它。

我知道，这座用译文搭建的知识大厦是个赝品。如果不与它保持距离，强大的惯性会促使我将原文源源不断变成译文，安置在这个框架中。但我也无法拆毁它，重新用英文搭建一座大厦。如果语言是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框架，那我要做的应该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摆渡，将客观事物逐个对应到另一套框架中，为自己编撰一套百科全书。

3 语言构筑的多元世界

投入这项浩大的工程之后，我开始执着于寻找每个译名的本名。比如当我在超市货架上，发现了一款名为Kombucha的茶饮料，我就很想找到Kom bu cha对应的汉字。我查到这款茶源自清代中国，它的中文名却叫康普茶，来自英文的音译。这是一款迷失在译名中找不到本名的茶。

随便点开一篇论文，”探索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唤起的对环境实践的问题感和自觉意识“。这是汉字拼出的英文单词，按照英文语序组装。这样的句子在学术论文中俯拾皆是。他们并不是译文，没有英文或其他语言的本体。他们是在中国语境中研究中国问题才会写出的句子。比如”现代化“是译文，”实现现代化“”走上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特色译文。英文没有这样的表达，没有这样的理念，更没有支撑这个理念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类似这样被引进的概念有很多，即使译者小心翼翼地忠实于原文，但当他们被中国学者在中国框架下用来解释中国问题，加入自己的新阐释，它就渐渐变成了中国特色译文。如果这个概念解释力很强、经久不衰，隔段时间会出来位学者做个源流考，回溯到英文语境中去考察它”本来“的含义，重建失落的对应关系。这种努力背后有更深层的动机，那就是加入全球对话。

在国内的学术作品和活动中，我总是能感受到要加入全球对话的焦虑。由此，我们要借用译名来描述自己观察到的现象，要引用英文论文支撑自己的论证。妇女研究被对应到Feminist Studies，非洲研究被对应到Africana Studies，尽管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都完全不同。

也是在英文环境中，我开始质疑是否真的有全球对话。比如在我参加的关于数据库伦理问题的工作坊上，学者们讨论数据库如果不采集原住民的数据，原住民的代表性如何保证？对原住民数据的采集，是不是新殖民主义的攫取？参与协商协商的应该是首领还是随机代表？非原住民有没有资格写原住民的历史？原住民代表们一直以“my people”的名义激烈抗议。散会后，代表们和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地一起抽大麻。

It’s not my community. 我听到内心的声音说。这是美国的问题，在美国得到讨论，因此即使如何管理数据库这样的技术细节，背后的理念也是以社区为单位的代议制民主。没有等待用语言去观照的客观世界，有的只是大家用各自的语言，在各自的框架下解释各自的事情。没有外在于世界的语言，语言是多元世界生长的骨骼。

4 译文读者的背离

不再执着于寻求对应关系之后，我仍然有很长时间摆脱不了对译文的依赖。为了能高效地完成阅读材料，交上每周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我总是要经过译文中介。这个中介总是会曲解词句的含义，并狡猾地掩盖过去。它会把环环相扣的逻辑变成彼此分离的冗余，让论证变得没有力量。在用英文写作时，我经常感到脑海中相互冲突的声音，英文结构中会冒出中文词汇，中文句子中也会夹杂英文，总是不能很顺畅地思考和分析。

但这样的频频卡壳，反而使我注意到许多本身就有的写作问题，也让我意识到中文写作的随意与模糊。比如在我没想清楚的地方，用母语的时候我可以想办法糊弄或者应付过去，用模糊的大词填充带过。但用英文写作这些策略都失效了，我必须追问自己直到找出最合适的词。母语，恰恰是因为我太熟悉我的母语，许多口号式的表达张口就来，我甚至不会反思他们是否合适贴切。

我也意识到在语言问题的表象下，其实叠加了很多问题。无法参与课堂讨论，更根本的原因是我一直扮演沉默的大多数，从来没学会如何提问，如何在回应别人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断。写读书报告很痛苦，也不仅是英文写作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以前是个被惯坏的读者，满足于摘录拼贴，而不是带着一个问题，批判性地综述不同文章和材料。我写得含糊笼统，是因为思考还不够清晰明确。

结语

刚放假时候，我时常会闪回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在陌生的聚会里绝望地找一个认识的人，在听不懂的工作坊上被要求发言……即使我已经回到大洋彼岸的家中，这些小事有把我随时拉回去的能力。

我开始任性地讨厌那里的一切。我说我不想再回去上学了。但有时候，我又会感到一种隐秘的兴奋。我想直面那些我没有经受过的挑战，我想好好地锻炼自己。

爸妈问我：为什么在国外的时候好好的，回来就变得悲观丧气？我想，或许是因为我回到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我敢于直面那些深埋于心的羞耻，审视我的懦弱和矛盾。或许我应该学会的第一课是对自己诚实。承认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别人夸奖的时候不忙着否认，在暴露出不足的时候不去慌忙掩盖。不懂就问，不懂就是学习的机会。

我约了一次校内的心理咨询，医生让我不要反复回想那些尴尬的时刻。我说：可是如果我不仔细分析的话，怎么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呢？医生问我：那你在审视批评之后，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了吗？我仔细想，除了羞耻我好像什么都没得到。

语言问题也给了反思自己应对困难模式的机会。在困难面前，我会先设想各种糟糕的后果。这是一种先下手为强，在生活打击我之前先把最坏的可能都想到。这种灾难化策略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逃避，逃避进而深了我的恐惧。

但当我无法逃避的时候，真的造成什么灾难了吗？好像也没有。我记得在一次聚会上，我说我昨天迟到了，必须要跑，他们听成我拉肚子了（I had the runs）。灾难并没有发生，反而大家都很开心。我只是带着一个笑料离开了，或许还有一个与大家拉近距离的机会，加上一个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