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的足迹】梦想与战争

托尔金的足迹 III：梦想与战争

摄影/撰文：周仰

首发于澎湃·私家地理（2022/11/4）

说起托尔金的母校，大家一般会想到牛津，他于1915年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英语语言文学系毕业，并获得一等荣誉学位。不过在此之前，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涯，托尔金主要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学校（King Edward’s School）就读。如今，这所学校位于市郊的埃格卑斯顿，是1936年迁来此处，与1900年创建的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一街之隔。1900年，也正是托尔金进入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时间点。托尔金四岁时，就在母亲梅贝尔的教育下学会了读写，她甚至向他介绍了拉丁语的基础知识，他对词语的读音、形态和含义一样感兴趣。梅贝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会拉丁语、法语、德语，还会画画和弹钢琴，对于托尔金来说，没有比母亲更好的启蒙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他终究到了要上学的年纪。梅贝尔意识到，托尔金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而伯明翰只有一所学校能滋养他的才华，那就是爱德华国王学校。这是一所独立的非寄宿制男校，在当时已是非常优秀的文法学校，如今其高中部排名在英国位列前十。

1899年，七岁的托尔金参加了爱德华国王学校的入学考试，但这一次他失败了，《托尔金传》作者汉弗莱·卡彭特认为可能是梅贝尔教得太宽松，但伯明翰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玛吉·伯恩斯（Maggie Burns）则指出，托尔金那时年龄还太小，第二年他成功通过了入学考试，那一年，八岁即能进入爱德华国王学校，算上托尔金总共才三位。这段时期，梅贝尔因为信仰问题与婆家和娘家都闹得很不愉快，但托尔金家族的一位叔叔还是慷慨解囊，为他支付了一年12英镑的学费。出于好奇，我查了查该校如今的费用，竟然高达每年超过15000英镑，即便去掉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似乎也暗示了一个多世纪来，优秀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断加剧。

托尔金就读期间，爱德华国王学校位于伯明翰市中心的新街（New Street），是一座建于1838年的宏伟的哥特复兴风格建筑，其设计师查尔斯·巴里爵士（Sir Charles Barry）也是位于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的建筑设计师。遗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学校决定迁到郊区，市中心那幢巴里的建筑杰作——也是托尔金度过了近10年岁月的老校舍——就此被拆除。不过，那幢老校建筑中有一段两层楼的走廊被保留下来，一砖一瓦地搬到了埃格卑斯顿重建，成了新校园中的礼拜堂。当我从朋友处得知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校园并没有门卫，外人可以进入，便选了一个周五前去参观。

10月中旬，伯明翰开始了人们刻板印象中阴晴不定的英格兰天气，周五早上雨势不小，让我几乎想要另择吉日，不过到了中午，雨止，我还是出了门。不过整个下午，雨都时下时停。现在的爱德华国王学校占地面积50英亩，差不多有20多个足球场大小，一侧贴着主干道布里斯托路，下了公交车，透过低矮的树篱，已经可以望见那小小的礼拜堂老建筑。不过，要进入校园大门，还得绕行至埃格卑斯顿公园路。对我来说，实在很难想象不设门卫的中学，因此一路上颇为忐忑，以至于两次误入了毗邻的场地——一处办公园区，以及伯明翰大学商学院。

商学院隔壁，沿街的一幢简洁的红砖小楼是爱德华六世基金会办公室，这个慈善机构为特别优秀的寒门学生提供奖学金。托尔金接受基础教育的头几年颇为动荡，由于搬家、生病以及母亲的健康问题，他一度离开了学校，但1903年，托尔金获得该基金会的奖学金，重回爱德华国王学校。这一小楼的石质门楣上刻着“爱德华国王学校成立于公元1552年”，不过真正的教学楼还要穿过停车场走两分钟。沿着宽阔的路往里走，右手边是男校，左手边则是女校，走进去确实无人阻拦。顺着路正对面就是教学楼主入口，这楼也是气派的红砖建筑，似乎带有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装饰元素，整体上却看不太出具体的风格，不过线条简洁硬朗，十分顺眼。若要进入教学楼，倒是需要在前台登记，不过我要看的礼拜堂在主楼后面的运动场边，便可直接绕过教学楼。经过一大片运动场草坪时，雨又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眼前开阔场地上出现了完整的彩虹。那座从老校建筑中截取的礼拜堂独自矗立在草坪边，显得有些孤单，虽然也是红砖，但典型的哥特式窗户以及某种无法言语的岁月感还是让人一眼辨认出来。

如今，从新街那幢巴里设计的建筑中留存下来的这个孤立单元也属于英国二级的建筑遗产，透过这个切片也可以想象，那幢原始的教学楼若是当年不拆，并且逃脱1940至1941年的大轰炸留到现在，必定是不亚于议会大厦的伯明翰明珠。1936年，学校搬迁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新街火车站通车，校舍总是笼罩在机车带来的蒸汽以及嘈杂声中，校长认为火灾隐患严重。而讽刺的是，该校在埃格卑斯顿的临时建筑却在当年遭遇火灾，起火原因被认定为电线短路，但坊间也有人觉得，或许某位热爱历史的伯明翰居民刚好怀揣火柴路过，便顺手表达了对于老校建筑拆除的愤慨。今天，伯明翰新街的主要地标是2015年完成扩建的新街火车站，这一巨大的建筑综合体通身包括这曲面的反光不锈钢，在三个主入口上方都有眼睛形状的LED大屏，循环播放各种广告图像。通过比对新老地图，我估计正对其中一个眼形屏幕的小广场正是托尔金那时的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所在——最为反讽的是，著名设计杂志《建筑师期刊》（Architect’s Journal）的一篇评论写道，这些眼睛大屏就像是“索隆之眼在周末做起了迪厅兼职”。

回到埃格卑斯顿的校园，这座学校礼拜堂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门把手上结了蛛网，可惜看不到内部场景。但是从2014至2018年，在里面分三个阶段举办过“爱德华国王学校与一战”的展览，其中包含一部短纪录片，讲述一战对于托尔金和他的中学好朋友们的影响——实际上，他那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大多在一战中阵亡。1900年，刚刚从乡间来到学校的托尔金对于这种嘈杂和拥挤并不适应，但他很快就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以及其他各种学校活动中，比如英式橄榄球运动，以及辩论协会，到了1911年，他中学阶段的尾声，托尔金终究成了令低年级学生钦佩又羡慕的学长。1910年12月，托尔金的第二次牛津大学奖学金考试获得成功，出路确定后，他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的最后一学期暂时不再有课业压力，他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小团体“茶社和巴罗社团”（T.C.B.S.）就在这个阶段成立。

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古怪的社团起源于托尔金和几个伙伴在学校图书馆的（非法）茶会。图书馆是爱德华国王学校重要的机构，名义上由助理教员负责，实际却是由一些名为图书馆员的高年级学生管理，根据《托尔金传》记录，1911年这些学生图书馆员就包括罗纳德·托尔金、克里斯托弗·怀斯曼（Christopher Wiseman）、罗伯特·吉尔森（Robert Gilson，他是校长儿子），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偷偷在图书馆里喝茶、吃点心，还把用过的茶叶藏到清洁工的桶里；他们的聚会总是围绕文学、诗歌之类的话题，放假时则把阵地转移到附近牛街（Bull Street）上巴罗百货商店（Barrow’s Stores）的茶室，这便是“茶社和巴罗社团”这个名字的来源。60多年后，克里斯托弗·怀斯曼回忆，“后来我成为学校《编年》杂志的编辑，要列出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物名单，如果有人是我们组织的成员，我就在他名字旁打个星号，然后在页脚的星号注释里写，’这人同时也是T.C.B.S.的成员’，这代表了我们人生的高光时刻”。20世纪的头十年中，位于牛街和公司街（Corporation Street）转角的巴罗百货商店是座美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而如今这个让托尔金着迷的商店和茶室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没什么特点的商业与办公楼，底层则是一家连锁酒吧。

茶社和巴罗社团很快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心，即托尔金、吉尔森、怀斯曼，以及后来加入的比托尔金小三岁的杰弗里·巴赫·史密斯（Geoffrey Bache Smith），他们被称为“四杰”。这几位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兴趣、品味和知识同中有异，吉尔森对绘画和设计颇有心得，怀斯曼擅长数学和作曲，托尔金当然熟悉日耳曼语言和语文学，但他们三人都对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文学非常了解。史密斯不像其他人那样专修古典学，但他饱读英语文学，是位很有才华的诗人，也正是他让社团意识到诗歌的重要性。这些互补的特性让这段友谊更有营养，从托尔金一人的成就我们就能窥见他们本来拥有的潜力，只是这些可能性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进入11月，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红色虞美人花的图案，人们也在胸前别上了同样的红花，这是对一战中阵亡士兵的缅怀，“双十一”（11月11日）在英国其实是纪念一战停战、进行哀思的日子。

1914年夏天，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当时人们完全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2018年，《魔戒》电影三部曲的导演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用一战时期的真实影片加上老兵采访，完成了纪录片《他们已不再变老》（They Shall not Grow Old），若是我没记错，其中一段采访说，宣战时，自己学校的球队刚刚和德国球队打完友谊赛，正在举行餐会，听到这一消息，他们感到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要立刻用手里的刀叉与邻座的德国人拼命，而最后他们决定和平地吃完这顿饭。与许多立刻应征入伍的年轻人不同，托尔金决定先拿到大学学位再参军，毕竟这个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而他还有一年就能毕业了。1914年这个秋季学期让托尔金一时间难以接受，学院里原本180位大学生只剩下不到一半，作为一个适龄且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不去相应国家的号召，也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后来他得知有一个方案，可以边上学边接受军事训练，拿到学位后再入伍，于是就在这份方案上签了字。1915年6月，托尔金大学毕业，立刻作为一名少尉加入了兰开夏燧发枪团（Lancashire Fusiliers），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和等待，1916年6月，托尔金登上了前往法国战场的船。

托尔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直接作为下级军官进入军营，但他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同僚们，反而觉得那些普通军士、二等兵更值得尊重。部队并不允许军官和普通士兵交朋友，但每个军官都有负责照料装备、关心他们生活的勤务兵，很多年后，他会把对于这些勤务兵的感念投射到《魔戒》中弗罗多忠实的同伴山姆·甘姆吉身上，当山姆在末日火山上对弗罗多说，“我不能为你背负它（魔戒），但我能背负你”，几乎没有读者或者电影观众不会流泪。真正的战场十分恐怖，《托尔金传》中描述，“满地的死尸，被弹药炸得血肉横飞，头脸尚存的那些会用可怕的眼睛盯着你……举目四周……只剩下一片淤泥之海……”这一场景在之后也会出现于通往魔多的“死亡沼泽”中。

在现实中，索姆河战场的情形不容乐观，T.C.B.S.的两个好朋友史密斯和吉尔森此时已经处于这场战役的中心。实际上，1916年7月1日，战斗第一天吉尔森就牺牲了，但托尔金直到7月15日自己从战场上回到营房，才通过史密斯的信了解到这一情况，他回信给史密斯说，“我感觉不再属于一个完整的团体。说实话，我觉得T.C.B.S.已经结束了。”但史密斯回复：“T.C.B.S.没有结束，也永不结束。”之后一段时间，托尔金和史密斯似乎交替着进入战壕，并抓紧短暂的机会见面，这种会面随时可能成为最后一次。10月份，托尔金不幸或者说幸运地患上了战壕热，发起了高烧，因而撤离了前线，由于一直不退烧，他于11月8日坐上了回英国的船，然后被送到伯明翰的医院。

这所战时南部第一中心医院实际上设在伯明翰大学的中央大厅里，就在爱德华国王学校现址对面。进入伯明翰大学，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组红砖建筑群，包括由走廊连接并围成半圆的五个穹顶、高耸的钟楼和图书馆，1909年由阿斯顿·韦伯爵士（Sir Aston Webb）设计建造，大学的音乐厅以及地质博物馆都包含在这组建筑中。走进正对钟楼的中间那个拱顶，绕过圆形接待处，就是中央大厅，平日并不开门，只在一些特殊场合才能进入，比如毕业典礼，以及年底学校合唱团的表演。大厅门上方的大理石刻有红十字标记，铭文记录了该建筑作为战时医院的历史，这段话最后写道，“在这四墙中，人们为自己的国家牺牲；让后来者以同样的精神报效祖国”。12月12日，伯明翰大学的圣诞合唱在中央大厅中举行。为了进入大厅，我特意记下了这个日子。原本以为只是安静地坐着听唱歌，实际上是一场十分有仪式感的弥撒，不仅是欣赏音乐，还有朗读福音书片段以及全场大合唱。在合唱团和管风琴的带领下，观众按照提示起立同唱赞美诗，这些乐曲颇为朗朗上口，虽然从未听过，却也能看着印发的歌词在管风琴伴奏中跟着大家一起唱。这些诗篇中，关于引路明星的句子总是特别打动我，毕竟星辰在中洲有着特殊的含义。

可以说，战壕热让托尔金幸免于阵亡，没几天功夫，他就离开了绝望恐怖的战场，躺在医院洁白的床单上。这样迅速的场景转换也可以在《魔戒》卷六第四章找到回响，并推向极致，魔戒销毁引起了火山爆发，弗罗多和山姆被困岩浆中的孤岛，于昏迷中被巨鹰救起，带回到伊希利恩，故事描述了山姆苏醒时的困惑与喜悦，他这么说，“难道所有悲伤的事到头来都不是真的？这世界是怎么了？”当然，在托尔金自己的生命中，所有悲伤的事都是真的，1916年12月的第三周，他康复出院，并且收到了正在海军服役的怀斯曼的信，告诉他史密斯已于12月3日阵亡。就在此前不久，史密斯还写信给托尔金，鼓励他去写那些谋划已久的神话史诗，“我亲爱的约翰·罗纳德，若我命中注定就此离世，愿遥远的将来能借你之口，说出我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离开伯明翰大学/战时医院后，1917年初在大海伍德村疗养期间，托尔金写下了整个中洲神话体系中第一个成文的故事，在一个廉价笔记本的封面上，他写下为这个神话取的最初的名字：“失落的传说”（Book of Lost Tales），其中所写的故事，会在他一生中不断演变，最终在他本人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克里斯托弗编辑整理，于1977年出版，即《精灵宝钻》。

若是觉得关于战争的回忆过于沉重，不妨在走出伯明翰大学前去东大门边的艺术学院画廊（The 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 Gallery）转一圈，这桩1936年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中，收藏了波提切利、鲁本斯、德加、莫奈等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经典大师不像当代艺术家那样尖锐且具有批判性，但他们用各自时代的方式毫不羞涩地呈现光和美，总能让观看者动容，这也恰如阅读托尔金作品的体验，或许他所推崇的勇气、光明和美在他生活的20世纪已然显得过时，却总是人类内心深处渴望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