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夷所思的刑事案——04.涉及到美国总统的事情才是关键

2017年5月29日，赣州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黄金岭派出所。

早上6点左右，趴在面前小铁板上的胳膊被压麻了，加上空调太冷，醒了过来。简单活动了一下手脚，揉揉胳膊上由于穿短袖而裸露在外的皮肤，使身子变暖和起来。

无所事事，开始回忆了一下昨天的第一轮审讯情况，发现了自己有很多地方没有发挥好，比如不应该让警察那么顺利的拿到手机密码，比如回怼他们的时候，态度不够强硬，或者说言辞不够尖锐等等，总之，就是觉得自己昨天的表现差那么点意思，不够满意。

不知不觉到了10点左右，进来两三名警察，跟我表明身份，我可以确定他们给我看过其中一个人的警官证，但对当时的人数和人员信息记不清楚了，甚至不记得是不是昨天相同的警察。

这是对我进行的第二次审讯，这次他们好像在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除了一些基本信息及标准程序之外，询问了我近期的具体行程，可能是为了与我昨天的回答做一致性验证。后来着重询问我与中国劳工观察及李强的一些合作经历，并要求查我的银行账户信息，我直接告诉对方，我的钱都在支付宝里面，所有的资金来往记录完全可查，这些钱与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让他们完全没必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然后可能他们觉得银行信息肯定能有所发现，就拿出从我行李箱里搜出来的全部银行卡，要求我提供密码，我告诉他们：“你们完全不用那么麻烦，可能唯一对你们有用的银行信息就只有一张光大银行的借记卡，这个账户里面仅在2017年3月份，有一笔来自中国劳工观察的三千美元的收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这笔钱是我在该法实施之后收到的，你们可以拿来做点文章，但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虽然这笔钱是3月份收到的，但是用来支付我2016年的欠款，也就是说具体的工作行为发生在该法实施之前。至于其他的，你们连想做点文章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们显然觉得事情没我说的那么简单，逼着向我要去账户密码，可能去银行核实了吧，但我并不确定，最主要我也不怕。

在银行资金方面揪扯一番之后，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没有从我这里得到有用的信息，又开始具体询问关于这次调查华坚工厂的事，问我为什么要调查华坚，我直接怼回去说：“我没有调查赣州华坚鞋厂，完全没有，如果你们认为有，可以拿出证据来，再说，即使你们有证据证明我调查了赣州华坚鞋厂，那么我犯法了吗？”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调查赣州华坚鞋厂，这在我第一篇记录里面有说到准备入职，但后来放弃了，并拒绝了华坚鞋厂提出的其他可供我选择的岗位。对方又再次逼问我确定没有调查华坚？语气中暗示我不仅是指赣州华坚鞋厂，我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回答说：“我的确进入过东莞华坚鞋厂，但首先需要明白几个问题，第一，我是通过公开的应聘方式，合法进入到东莞华坚鞋厂进行普通工人的工作；第二，我没有进行过任何工厂公开明确禁止的行为，更没有进行任何非法行为；第三，即使我的行为有涉嫌任何违法问题，按照属地管辖原则，这事也应该是由东莞警方来管。”对方有些恼羞成怒，开始拍桌子了，语气也凶狠了很多，不用说，这样也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对方追问我有没有将东莞华坚鞋厂的调查情况给李强，我回答说我在东莞华坚的调查没有形成任何文字性的调查报告或结论，就是在工厂的公开区域拍了几张照片给李强，难道拍这几张照片违法了？

对方看我不会主动承认他们想要我承认的事情，开始上蹿下跳，试图各种引导，最后无奈直接问我李强为什么要我调查华坚鞋厂？我说这我怎么会知道啊，要想知道这事，得直接问李强，问他为什么要调查华坚鞋厂。对方又问我调查华坚鞋厂，是不是因为这个工厂给伊万卡代加工鞋子，而伊万卡又是美国总统的女儿？我回答说：“任何工厂的经营首先必须遵守法律，同时也需要遵守工厂与客户之间达成的各种关于道德采购的协议，也就是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能去调查一间工厂。但至于为什么李强要调查华坚鞋厂，我还真的不知道，但难道因为华坚鞋厂给伊万卡代工就不能调查了吗？”前后僵持了很久，直到12点左右才结束审问。

下午大概两三点左右，警察又进来，这次来没聊几句，直接进入正题，问我是不是有一只可以偷拍的手表？我知道他们肯定是从同仁们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所以就直接告诉对方，我是有这么一只手表，并在他们的要求下，从他们拿过来的我的行李箱中找出这只手表。

插入一点关于这只手表的情况，BBC Panorama在2014年与我有一个关于苹果供应链状况的纪录片拍摄合作，当时BBC方面提供了一只可以用于隐秘拍摄的手表，但由于当时这只手表就难以操作，所以并没有使用，后来BBC方面也没有收回这只手表，因此而留在我这里。由于这手表外观难看，仅有计时功能可用，所以一直放在我家书桌的一个角落里。直到2017年3或4月左右，李强让我将这只手表借给其同事使用，但并未告诉我具体用途及相关细节，我也就没问，而是直接快递给李强在中国的同事——同仁A。直到我第一次到赣州的时候，同仁A将这只手表还给我，并告诉我说“这手表不好用，画质不清晰，电池待机时间很短，操作也很不方便，所以我没有用这个手表，现在就还给你。”我拿到后就随手扔在我的行李箱里面。

警察马上追问关于这个手表的来历，我回答说“前几年协助一家媒体拍摄一部纪录片，对方提供给我的，但由于不好操作，就没有使用，拍摄结束的时候对方也没有收回去，所以这只手表就在我这里。”

他们明显来了兴趣，一再追问我这次有没有使用这只手表，我明确告诉他们说“我这次绝对没有使用过这只手表，因为这只手表根本就不在我这里，因为我之前借给了同仁A，直到我第一次到赣州，他才还给我，但自从我第一次到赣州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的调查工作，所以我肯定没有使用过这只手表。”这些信息对方肯定是已经从同仁A那里获取到了之后，才来问我关于手表的事，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查过快递记录。但对方显然有些不死心，坚决追问我有没有使用，我来气了，直接怼回去：“电子产品最不会撒谎，我相信你们肯定会用技术手段去查，而且也肯定查的出来，所以不用跟我纠结是不是用过，赶快用技术手段去查行了。”这个建议他们还真采纳了，而且还很迅速，慢慢看后来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警方费尽心思找到的那只表大概长这样，不过比这只难看多了。

他们知道了关于这只手表的一些情况之后，结束了第三次的审讯。我也曾提醒他们，截止到现在我被带来派出所已经超过24小时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可能他们也不想被指责违法办案，所以很快就让我带着行李出来办案区，来到派出所的一间调解室，这里是没有监控的。当时大概四五点钟，在这里我见到了同仁A和同仁B。

在调解室也只是几名协警在看着我们，两位同仁和我一样，整个状态都不好，精神压力和肉体的折磨让我们萎靡不振，加上对食物和水的缺乏更让人难受（在我的印象中，这24小时内他们好像给过我一次水和早餐，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我完全没有主观恶意抹黑办案机关的意思所以在此特别说明。），虽然我并没有饥饿感，但我们还是相互问候和自我调侃，使自己能放松下来。我们就这样各自带着自己的行李在这间调解室茫然的等着。

直到一两个小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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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整个案件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一天，所以内容有点多，加上自己又想偷点懒，所以今天先写前半部分，明天继续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