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起中指的前提是什么？——兼回应方可成

谢谢方可成对昨天本人所贴文章的回应。关于可成兄对该文提出的一些意见，我回应如下文：

关于北大徐凯文的研究结果，虽说有争议，但争议多数在于他的数据是否有夸大，样本量是否够，对于他提出的“空心病”，认同者应该不少，我本人也比较认同。我的认同来自于身边的案例。

2016年底我写过一篇文章《你不妨撒点野》，文章里有这么一段：“2016年，在我工作的单位，在我身边认识的同事朋友中，很小的圈子，一共有8个人承认正在遭受抑郁症折磨。这一年的12月，我一位四十出头的年轻有为的同事直接从写字楼跳下死亡，据说疑似抑郁症。同样这一年的12月，一位在英国留学的朋友自杀身亡，也是疑似抑郁症。”

这些是我身边的例子，这些人多数为工作后（22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人，徐凯文的调查对象是大学生（18岁到22岁），我工作时间较长，对大学生群体缺少感性经验，但徐凯文是北大教授，临床心理学博士，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总督导，我认为，不管他的定量部分是否符合学术调查规范，起码他的定性部分是有权威度的。

我文中有这样一句，“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与知识文化程度高低的确呈现某种正相关”，可成反对的证据一是：“刊载于美国疾控中心网页的研究报告表明：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自杀率最低；教育水平最低的人，自杀率中等；教育水平中等（高中毕业）的人，自杀率最高。”证据二是：“在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高3-5倍。（费立鹏：《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2002，《柳叶刀》）”

这两个数据我都认同，但是，我在文中说的并不是自杀，而是心理疾病发病率。心理疾病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而自杀与心理疾病并不完全是子集合集的关系（譬如农村的很多自杀并非都是心理疾病引起）。实际上，徐凯文的调查报告也并不是讲自杀，甚至都不是讲病理学意义上的心理疾病，他其实是在描绘一种现象，他的调查显示，有30.4%的北大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北大学生认为人生没有太大意思，在身体表现上，这些学生的心理状态的症状类似抑郁症，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无意义感、无价值感，但奇怪的是，徐凯文指出，几乎所有抑郁症药物都对他们缺乏效果。换句话说，这些学生并没有患上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但却具备了这种症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凯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一个概念以命名，叫“空心病”。

我觉得徐凯文所说的“空心病”概念比较文学化，在《你不妨撒点野》这篇文章中，我把这种介于临床抑郁症到抑郁症症状之间的现象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泛抑郁症症候群”，这些人正处在抑郁症发病的前期，也可能正处在抑郁症易发的环境中，甚至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些抑郁症的类似症状，比如，失眠、嗜睡、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容易悲伤流泪，这些初期的症状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就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发病期。

回到核心问题，如果不谈自杀率，就是所谓“泛抑郁症症候群”，跟文化程度有关吗？

在这方面，没有非常权威的数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于抑郁症的定义都分很多流派，对于抑郁症的判断至今其实还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之间，换句话说，关于定义本身就有争议，在这个定义下作定量调查，调查就会有很大弹性。自杀率跟文化程度是否相关，这个做调查就比较容易，因为自杀是容易定义的事情，而心理疾病很难，更何况是“泛抑郁症症候群”。

可成引用的这个证据，其实能说明一定问题，“刊载于美国疾控中心网页的研究报告表明：教育程度最高的人，自杀率最低；教育水平最低的人，自杀率中等；教育水平中等（高中毕业）的人，自杀率最高。”就算从自杀的角度来看，反倒是教育水平中等的人自杀率最高，那么美国教育水平中等，在中国是什么水平？中国教育水平最低的人群占比又是多少？（应该比美国占比高不少）

我给一个国内的权威数据，来自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组（一个官方组织）。2007年11月至2014年8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广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援助热线组共接听心理热线66802例，其中自杀情况来电1453例。在这1453例自杀来电中，有542例咨询者提供了文化程度信息，其中本科及以上204例，占37.6%；高中及中专137例，占25.3%；初中105例，占19.4%；大专60例，占11%；小学以下36例，占6.7%。

这个数据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学历越高自杀意愿越高（事实上，广东的官方报纸羊城晚报就是这么打新闻标题的http://gd.sina.com.cn/hz/news/2014-09-11/10187451.html），但我也认为这个数据不能提供全部事实，有没有可能学历高的人更愿意接受咨询和干预？有没有可能，低学历者根本都不知道有这种官方心理援助热线？

在我看来，可成跟我的分歧的源头，也就是定量部分其实是有争议的，尤其是，如果是按照我所定义的“泛抑郁症症候群”，争议更大，原因是，概念定义本身就模糊，不同地区国家，情况也不同，而调查本身从技术上也并不容易。

这算是对可成第一个问题的回应。至于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我觉得纯粹是在定性上的分歧，关于教育是否阴柔化、过度文明化的讨论，以及需要什么解决方法。

在元概念上，双方的理解有不一致的地方。譬如关于文明一词，可成说的文明和我在本文中说的文明其实是有不同的意思，实际上，可成所说的文明（现代政治学意义的文明）我并不反对。但我们都是大陆人，应该知道，文明一词，在大陆的口语化环境中，会有很多跟现代意义上的“文明”一词之外的引申意思（比如有文化、读书多）。

可成认为，中国大陆的教育规训跟文明没什么关系。关于中国大陆孩子的教育现状，他列出几个方面，对中共领导的绝对认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认同（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认同，对党国意识形态的服从。可成认为，这种党国乖学生，其实跟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相距甚远，所以，他们不是过度文明，是离文明还差很远。

我觉得这段论述跟我所说的是南辕北辙。我所说的“文明”是相对去政治化的文明（当然，或许什么文明逃不开政治大框架），这种文明也是一种大陆口语语境里很多人嘴里的文明。其实不难解释，林奕含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我说，林奕含过度文明化的时候，它未必就跟可成说的党化教育这类完全相关，实际上，台湾现在是没有大陆那种党化教育的。林奕含出生时，台湾甚至已经民主化了。

我这里说的过度文明化就是林奕含身上的那种过度文明化，这里的过度文明化的意思，我在《关于房思琪的一切》中描述过：太乖，太书生，太文明，太有教养，以及太低估这个世界的恶意并且太在意这种恶意。而林奕含本人其实对此就有过明确的反思，她在电视访谈中认为，多年教育下，自己养成迎合学校和老师，配合成人世界的性格，对有知识有文化且是学校权威的老师过分迷信。

所以，我说的过度文明化悲剧其实是民主国家同样有的，包括东亚韩国日本台湾很多电影和现实中都出现过的这种过度文明化和过度压抑导致的悲剧。我们在很多电影都见过，善良、教养和遵守规则对抗不过邪恶、阴谋和流氓手段。这种悲剧我觉得不分中国外国，也与党国意识形态没有关系。

我跟可成的分歧在于，我讨论的是一个相对普适性广泛性的话题（没有国别政治差别），而可成在回应文章中引入了泛政治化的特殊性因素，他用中国大陆的特殊性去反击我提到的普适性话题，双方其实不在一个讨论维度上。

最后，关于可成提出的解决方法的分歧。其实我跟他没有分歧，只是因为有了上面的讨论维度的分歧，才有了所谓分歧。我当然认同要用文明去战胜邪恶，我想这是基本共识吧，这种文明包括法治进步、媒体公正和社会正义感的提高，这些当然都同意。可是，这种解决方法是一种静态均衡下的宏观视角，只是针对宏观层面，国家社会层面，你跟那些正在遭受各种迫害饱受抑郁症折磨的每个个人说这些，人家不会搭理你。

之所以我说我们俩并不在一个讨论维度上，这也是一个原因，我们俩讨论针对的对象不同。我这篇文章是林奕含去世后几天写的，我写给我的公众号读者看，写给很多咨询我的患有抑郁症的或者同样遭受过林奕含困境的很多朋友看。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现状不能瞬间改变，社会文明程度也无法短期内提高，他们的这种困境怎么摆脱？我还写给很多家长看，告诉他们怎么去教育，怎么让自己的孩子强大起来，让他们“野蛮”一点，让他们不必太害怕这个世界编织的各种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权势。

最后我想说一句，知识界其实不必对“野蛮”、“文明”这类词过于过敏，我理解对政治正确的捍卫，但很多时候，未必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框架中套。我这篇文章其实只是一篇杂文，谈的也只是我所关心的泛抑郁症症候群，在我的身边，这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勇敢起来，强悍起来，对迫害伤害我们的人事，对让人愤懑的社会不公，我们完全可以撒点野，我们不必太乖，不必恐惧，很多时候，你就该对这个世界竖起你的中指。仅此而已。（文中或有叙述不当之处，请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