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论不服从》（1981）

第四章 先知与祭司

如果将观念和思想仅限于教学授受的形式，它们是不会对人们发生深刻影响的。在这种形式下，它们通常只会改变另一些观念；新思想替代旧思想；新词汇替代旧词汇。但所有的改变只是概念和词汇的更迭而已。

恭逊和谦卑的态度

先知（prophets）：预告观念（不必是新观念），同时又践行这些观念的人。

许多民族都出现过他们的先知。佛陀之言行成为经典；基督以他的肉身降临；苏格拉底为自己的理念不惜赴死；斯宾诺莎则一生奉行自己的理念。这些先知们都在人类历史上印迹甚深，因为他们的理念是通过他们每个人的血肉之躯流芳百世的。

先知们在人类历史上仅间隔地出现。他们身后遗留下了各自的思想要义。这些信息被千百万人接纳，成为人们心中弥足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人方可利用众人对这些先贤的爱戴达到他们的目的——进行统治和控制。我们不妨将那些利用先知所预告理念的人称作祭司（priests）。先知实践自己的理念，而祭司则操控先知的理念，将这些理念传示给那些景仰先知的众人。这些理念于是失去了活力。它们变成了僵化的教条。

祭司宣称这些理念如何形成很重要；当体验缺省，形式就自然变得重要起来；统治者一定得掌握一套“正确的”公式，否则怎能通过控制思想来有效地控制众人？祭司利用观念把众人组织起来，通过控制如何正确表达观念来控制众人；他们将众人麻痹到了某种程度时，会宣称众人皆浑浑噩噩之辈，无法靠一己之能过好日子。于是他们，这些祭司们，就得承担义务，甚至是出于怜悯，来引导芸芸众生；没有他们的引导，众人便在自由中丧失方向。当然，并非所有祭司都这般行事，但他们相当大部分的确如此，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的人。

罗素在《科学展望》（The Scientifc Outlook，1931）中的文字，俾读者一睹这位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如何深刻体验生命中的愉悦的：“爱人、诗人、神秘主义的人，都比权力追求者拥有更大的满足，这是后者所无法想象的。权力追求者得周而复始地变换他们的手法以免受空虚感的折磨，而前三种人之所爱对象是恒久不变的。我行将就木时，不会有枉过此生之憾。我在暮色中见过红赤的土地，晨光中见过晶莹的露珠，霜天中见过闪耀的冰雪；我嗅到久旱后甘霖的气息，我听过风暴中的大西洋拍打着康沃尔郡花岗岩那种惊涛裂岸的轰鸣。科学有可能将这些以及其他的愉悦赋予更多原本不曾欣赏到它们的人。果真如此，我们便善用了科学的力量。但是，就在科学离开了生命——那种体现价值的生命——的那一瞬间，它就不再值得称道；无论它有多高明，无论它有多精巧，它都可能将人类带上一条不归路。”

歌德曾说过，信仰之有无构成不同历史时期最深刻的分野。他又补充说，所有新纪元来临时，但凡信仰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这个朝代就蒸蒸日上、兴旺繁荣；但凡人们失去了信仰，这个朝代就凋敝消亡，因为没人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一个没有结果的朝代。歌德这里说的“信仰”，是深深扎根于挚爱生命之土壤的。创造热爱生命的环境的各种文化，都是有信仰的文化；反之，不能培养热爱生命的文化也培养不出信仰。

我们大部分人头脑中的政治、国家和社会观念远远跟不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如果人类会自我灭绝，那是因为人们会服从那些命令他们开启死亡按钮的人物，是因为人们会服从恐惧、仇恨、贪婪这些远古就有的情绪，是因为人们会服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荣誉等陈词滥调。尽管苏联领导人热衷谈论革命，我们在“自由世界”的人则热衷谈论自由，但是他们和我们都同样不鼓励不服从，只不过苏联是通过武力明目张胆地阻挠，而“自由世界”里的阻挠则隐晦得多，用的是循循善诱的规劝。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服从都被视为美德，而不服从被视为恶行。道理很简单：迄今为止大部分时期都是少数人在施行对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造成的事实必然是，生活中的精华物质只够少数人享用，多数人则分得剩余的碎屑。如果少数人欲维持对精华物质的占用，并使多数人为少数人工作和提供服务，有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多数人必须学会服从。诚然，服从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力来建立，但动用武力有很多不利因素。有朝一日多数人亦可能找到采用武力推翻少数人统治的手段，这对统治者构成一种常在威胁；再者，若服从的背后完全由恐惧主宰，很多事情是难以妥善完成的。正因如此，由武力威慑而形成的服从性就有必要转换成人们发自内心的服从性。人不再因恐惧而服从，而怀着一种服从的愿望，甚至有一种服从的需求。为达此目标，权势必须使自己看上去具备一种全善、全智、全知的特质。这一切营造起来后，权势便能宣扬不服从是一种罪恶、服从是一种懿德；一旦这种观念广而告之，多数人便也欣然接受了服从性而鄙视不服从性，因为这是在趋利避害，而且他们不必再为自己不作为的懦弱自责。

每一个社会都想方设法不让它的成员，或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觉察到某些冲动，因为在他们进入意识层面时，这些冲动足以导致“危险的”社会思潮或行为。这时社会必然启动有效的审查机制，但审查印出来的文字或说出来的话为时已晚，应该防思想之患于未然，亦即是说，要对危险的意识进行抑制。当然，社会无意识的内容因社会结构形式不同而大异其趣：冒进、反叛、依赖、孤独、忧愁、厌倦，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受压抑的冲动必须一直保持在压抑状态，并以否定的，或者肯定其反面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在当今大工业社会里，意识形态教育那个倦怠的、烦躁的、苦恼的人，让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充满乐趣。（西方“自由”社会）其他社会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则教育那个被剥夺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人，让其觉得几乎已经处于最完美的自由状态，即使当时只有其领导才能以所谓的自由名义说话。某些体制压抑人们热爱生活，却培植人们钟情财富。另一些体制压抑人们对异化的意识，而宣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化”的说教。

西方文化的发展导向是这样的：创立基础让每个人都能充分体验其个性。人们通过使个人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通过教育其独立思考而非盲从某种权威的压力，寄望其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感受“我”的存在，即自己本人是其所有能量产生的中心和活跃的主体，并时刻体验到这种状态。但是真正实现了这种关于“我”的崭新体验的人仍在少数。对大多数人而言，个人主义仅是一个冠冕堂皇的门面，它的背后仍隐藏着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感的失落。

（应该看最后我们是否获得了主体性与快乐？而不是简单地认同民主自由，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糟糕的）

一旦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西欧和美国目前的水平，亦是说，一旦他们能满足民众过上舒适生活的要求，他们就不再需要集权，而是转向使用和现在西方同样的操控手段：暗示和利诱。（中国）这一发展将带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大汇合。这两个制度的基础都是工业化，都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财富为目的。两种社会都在管理阶层和职业政客的控制下运行。他们骨子里持的是唯物主义观点，尽管表面上西方社会将基督教思想挂在嘴上，东方社会则尊崇凡俗的救世主。

他们以一种集权的系统，以巨型工厂、群众政治集会等方式将民众组织起来。两种制度中，如果他们各自沿着既往的路径往下走的话，社会上有创造活力的、会思考的、有感觉的人就会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人、异化人，是一些衣食无忧、娱乐至死、跟着官僚指挥棒转的机器人，而官僚们也和大众人一样没有人生目标。物质排在万事之首，人则如行尸走肉；人只会空谈自由和个性，实际上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