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也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

还是让我从猫咪开始这篇文章吧。如果你是一位居住在城里的猫奴，你觉得自己真的了解你的猫咪吗？那个被囚禁在窄小的公寓里，吃着进口猫粮、养尊处优的贵族猫咪，牠的生活单调乏味，每天不是吃东西就是打瞌睡或者望着窗外的风景发呆……如果处在更自由的状态中牠的生活还会那样无聊吗？

生活在乡村里的猫咪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昨晚和前晚，我的猫咪都是彻夜未归，早上六七点才回家。对于她夜里那几个小时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她去哪里了？跟谁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这一切于我而言都是迷。

但是我确实了解我家猫咪的某些方面，例如她很喜欢跟我一起出去散步，例如她有很多男朋友。作为村里唯一的女生猫，她不可避免地成为众多光棍男生猫追逐的对象。有时候，当她陪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她的男朋友也会跟着她一起去。

然而甚至这些都不是自由猫咪神秘生活的全部。

我的父母曾经养过一只黄猫，他不是从小在我家长大的，而是我父母收养的成年流浪猫。在我父母家生活了差不多一年后，大概觉得这里生活还不错，猫奴也算善解猫意、体贴猫心，有一天大黄猫突然领着一窝被人遗弃的小奶猫回家了。这窝小奶猫都有一部分毛是黄色的，我一直怀疑他们就是他的孩子。

又过了若干年，那只大黄猫已经因故去世，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然后我父母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的花猫，依然是男生。那一年我回老家，一只黑色的女生猫经常在村里出没，但她又不是村里人养的猫，显然是个流浪儿，于是我劝父母也收养了这只流浪猫。

黑猫在我家生下一窝小猫，后来因为吃了被毒死的老鼠，不幸离世。她的一个女儿是只花猫，应该就是小黑和那个男花猫的孩子。这只女生花猫被送给附近一户人家，那家人嫌弃她不会抓老鼠，于是我父母又把她转送给另外一户人家。

那一年冬天我回老家，老是有一只女生花猫来我家偷吃东西。起初我父母以为她是邻居家的花猫，不愿意她跟我们家的男生花猫抢吃的，一见到她就赶她回自己家。我看她可怜，会偷偷给她一些东西吃。

后来我看到邻居家那只花猫了，模样跟那只来我家蹭饭的相似但不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他们这才想起来，原来蹭饭花猫就是小黑猫妈妈那个被人嫌弃的女儿。第二户接受她的人家全家都进城了，她就成了流浪猫。可是她还记得我家在哪里，记得小时候受我父母宠爱，于是就回“娘家”了。

我父母只好又养着她。在此期间，她的花猫爸爸又发情了，有好几次，我都看到她爸爸追求邻居家那只女生花猫。但是在她面前，她的爸爸从来都规规矩矩，绝不乱来。

从这两件事，我推测猫咪爸爸们有能力识别自己的孩子，他们不仅会尽可能地避免跟女儿“乱伦”，甚至有时还会照料自己那些被抛弃的孩子。至于他们是怎么识别自己孩子的，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信的答案。

乡村猫咪的这些隐秘生活，从那些居住（或变相囚禁）在城市公寓里吃着进口猫粮、过着无聊生活的贵族猫身上，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富贵猫的猫奴们，又有多少知道呢？有多少能够想象到，乡村猫咪会有这么精彩、跌宕起伏的猫生？

都说贫穷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其实富贵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就因为被富贵限制了想象力，而留下这个流传千古的笑话。而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富人贵人知识精英中产阶级在今天仍大有人在。

在小花梅/李莹/杨庆侠/杨庆英的悲惨生活被曝光之前，那些生活在城市里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人知识精英们，有多少知道并了解这个群体所过的非人生活呢？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文章，例如《3個表姨，1個代課老師，3個來自他鄉的女人，2個姐姐》和《兩個從貴州拐來的女孩》里，讲述我老家那些从1970年代末-1990年代被拐卖到外省的女性，以及进入21世纪前后那些从别处被拐卖或以婚介名义被变相拐卖到我老家的女性，还有那些虽然没有被拐卖，却无法在婚后掌控自己人生、被迫生二胎的姐妹。

那两篇文章的站内阅读时长都不是很多，拍手数也只有一百多，可能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我说的话吧。

在小花梅/李莹/杨庆侠/杨庆英脖子上那条铁链曝光之前甚至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那些生活在中国城市里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们，都宁愿相信张菁胡平王月眉Liyan Qi之类反节育派的话，认为中国出现性别比失衡、男多女少是实行计生之后才有的事情。即使明明知道董志民出生于1960年代，他们也会拐弯抹角地把性别比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贩卖部分甩锅给计划生育。

然而一篇根据大量地方志写成的考证文章，证实了我对老家被拐女性的描述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阜成门六号院｜当代拐卖妇女简史及症因分析》中，作者提到：

我们研究当代人口拐卖史，仍发现大规模的人口拐卖始于1970年前后。据《四川省志》记载，“1968年起全省拐卖妇女之风渐渐兴起，数万人被拐卖到外省”，至1974年3月，仅仅遂宁、蓬溪两个县被拐卖的就多达5834人。

我的两个表姨就是1970年代中后期和/或1980年代初被拐卖到江西的，跟该文提到的时间段吻合。

3.主要拐卖人口流出地的拐卖高峰是1990年左右，此后大量下降，但是直到21世纪初仍有相当数量拐卖发生。

我的小学代课老师就是1990年左右被拐卖的，而我老家那两个来自贵州的女孩，则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那几年被拐卖或变相拐卖来的。我的观察和记录或许不如该文那么全面，却也能从中对全国的人口拐卖状况管窥一二。

反过来说，如果连我这个从18岁就到外省求学和生活的人，都知道老家有那么多被拐卖的女性，那么该文作者保守估计“从1968年至2008年四十年间，全国被拐卖过的妇女至少有100万”的数字，应该是可靠的。

遗憾的是，“阜成门6号院”在分析当代拐卖妇女的原因时，只是敷衍了事地把这归结于“农村普遍的贫困愚昧”，而故意忽略了前计生时代的性别比失衡因素，以及导致性别比失衡的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思想。

至于他们在分析2008之后人口拐卖数量减少时，认为“经济发展是遏制人口拐卖的最基础因素”，其实也同样忽视了另一个事实：1980年代实行计生最初的十来年，在B超技术普及并被滥用之前，因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中国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光棍数量比此前此后的几十年都要少。需求少了，买卖自然也就随之减少。

这几个方面的数据，我在前面写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有分析。

在《张菁，你还在继续撒谎！》里，我根据1953年prc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算出，当时0-1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失衡其实已经相当严重，男性比女性多出1348万以上。

1960年代出生的人口或许在出生时性别比失衡并不严重，但由于这代人出生率高，以及重男轻女导致女性出生后因家庭虐待或忽视而死亡，到他们进入婚育期时，男性依然比女性多出654万以上（参考拙文《该怎样防止没上梁山的李逵买妻？》），如果再加上1954-1959年出生的人口，即使排除掉大饥荒受害者，这几代人累计的“多余男性”到成年后保守估计也肯定超过1000万，甚至有可能达到1500万左右。如此，也就难怪贩卖女性的狂潮从1968年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独家】"被拐"媳妇和儿子的自白(上): 我们这种"买来的人"》也从侧面证实了我的推测。该文的自述者“董茹”，自称出生于1960年代，“丈夫”比她大二十岁，也就是1940年代生人。

在该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低等"云贵川姊妹》里，列出更多被拐卖到当地的女性，虽然自述者对大多数案例都没有说明买媳妇的光棍年龄是多少，但从“我们一个(云南村里)队上一个女孩，跟我同一年生”、“男人五十几岁，女人二十出头”这些表述看，光棍们应该都以196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为主。

这一切，都跟我在《张菁，你还在继续撒谎！》里对她自己文章中提供的那些案例的分析一致。

然而，遗憾的是，自由亚洲电台那一系列文章在总结拐卖女性的原因时，也跟“阜成门6号院”一样敷衍了事，“董茹”的儿子“洛奇”在被问到“你说过你认为拐卖是一种集体作恶，为什么这么看?”时说：

集体作恶归根结底是政府、中共（作恶），他们是漠视人权的，不光是20、30年前，到今天也是漠视人权。

RFA这个系列的文章勉强守住了媒体人的职业底线，这次总算没有把拐卖女性全部或部分甩锅给计划生育。可是1921年才成立的共匪，他们的恶又是来源于哪里呢？贩卖拐卖女性又不是从1921年才开始的。

不管是“阜成门6号”还是RFA，都没能（或许是不肯？）点出男尊女卑、多子多福这两个导致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拐卖女性的祸根。

在丰县事件曝光之前，这些养尊处优的城里人、西方华人在这方面的无知或许可以归结为“富贵也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但这么多事实摆在面前，而且这些事实就是他们自己摆出来的，他们却仍然挖不出这两个祸根，那或许就不是无知，而是刻意忽视，甚至是刻意偏袒刻意掩盖男尊女卑和多子多福思想及其背后的父权制家庭和社会。

虽然富贵也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但富贵应该不会限制一个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富人和穷人都会无知，而比无知和愚昧更可怕的是偏见，即使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富贵阶层人权女权斗士也无法避免偏见。最终，偏见必然导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失灵。

请不要忘记小花梅/李莹/杨庆侠/杨庆英们，小花梅和李莹依然下落不明，从董家囚徒变成赵家囚徒、被变相囚禁在病床上的那个她，依然身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