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時而姓中時而姓美姓蓋茨，不必抱有幻想

文／胡楊

最近特朗普威脅要退出世衛，並且永久停止資助組織，此舉再次挑起關於世衛在此次疫情中表現的爭論。世衛姓中還是姓美或許不重要，我們本就不該對一個拿著大國資金，只能看金主眼色，已然成為大國博弈場的組織有太多幻想。在防疫這件事上，我們該依靠人民。

最近，特朗普威脅要退出世衛給世衛斷糧。他的理由是世衛太相信中國的「假消息」了，導致組織屢屢失足，給全世界抗疫帶來沉重代價。特朗普話音剛落，比爾·蓋茨馬上火力全開地批評他在這個抗疫關鍵時刻停止提供資金很危險。與此同時，習近平也在世衛大會上宣布，中國將進一步參與全球抗疫，包括提供20億美元的國際援助、將中國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使用等等。

無論中美，主流輿論普遍指責特朗普推卸責任。也有輿論為特朗普「斷糧」叫好，認為世衛確實很「親中」，所以停止對它撥款，就是給中國穿小鞋，沒毛病。那麼作為進步左翼，我們又該持什麼態度呢？其實我們一直都不該對世衛抱有幻想，但原因並不是因為它親不親中，而是它本就不是一個為大多數老百姓服務的組織。

世衛曾有一個美好夢想

今日的世衛也曾經有過一個美好夢想，並實現過其中的一部分。

世衛組織成立於1948年，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府間公共衛生組織，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世衛稱自己的目標是「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一個更美好、更健康的未來」，而「健康不僅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工作領域則包括衛生系統、生命全程促進健康、非傳染性疾病、傳染病、全組織範圍服務、防範、監測和應對等。

雖說世衛組織在今天經常被噴，但不可否認它曾經對人民有功。按照世衛組織自己的說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成績包括：1979年在全球範圍內徹底消滅天花；從1956年到2006年減少了99%的小兒麻痹症病例；還有2003年建立的全球控煙框架等。艾滋病和SARS最早的確診也有世衛組織的功勞。

如果說它一點作用都沒有，確實不太公平。但發展至今日，世衛組織遭受的質疑已經遠遠超過它取得的有限成績。

世衛只能看金主吃飯，親中親美都一樣

美國公共衛生史專家Theodore Brown教授研究世衛組織多年，毫不留情地指出世衛組織的兩大痼疾：第一是架構不合理和嚴重的官僚化，導致危機來臨時，世衛反應慢、決策慢。

這一點體現在2014年世衛應對埃博拉病毒（Ebolavirus）時最明顯，當年世衛於8月8日才拉響全球警報，其時距離出現第一起疑似病例已近20星期，世衛事後向全世界道歉，承認處置過慢。

第二是過度依賴少數幾個大金主，所以經常會被金主們要求「指哪打哪」。最突出的例子除了美國曾在冷戰時期利用世衛來對抗蘇聯，就是2000年後蓋茨基金會對世衛的影響。蓋茨基金會（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是世衛組織的第二大金主，僅次於美國。蓋茨本人對消除小兒麻痹症很感興趣，所以世衛組織近年投入最多的項目也與小兒麻痹症有關。2008年金融危機後，不少世衛組織成員國都減少了自己的撥款，所以世衛常常還要專門去為其他的項目「化緣」。像加強貧窮國家基礎公衛設施這種項目，雖然很迫切，但如果不太受金主青睞，就只能暫且緩一緩了。

說白了，世衛的根本矛盾在於它是該為全球絕大多數老百姓服務，還是為少數金主服務。世衛既然聲稱自己是為全人類「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服務的國際非營利組織，那它本來最應該關注占全球人口絕大多數、創造了世界上絕大多數財富的亞非拉廣大勞動人民的最基本需要——這可能是基本的衛生用水和食物，可能是消滅寄生蟲、傳染病（如血吸蟲病），可能是防治職業病（如塵肺病），可能是改善廣大農村和工業區的公共衛生設施，等等。

但縱使世衛組織有心，它也常無力，因為它靠吃資本家和精英權貴政府的嗟來之食生存，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往往不是他們最重視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世衛內部有點理想的人可能覺得裡外不是人；想渾水摸魚的人干脆就貪污腐敗，能撈多少是多少。這樣的問題，不是換一個總干事就能解決的。

誠然，特朗普譴責世衛和中國是在為自己開脫，但中國大張旗鼓地捐錢和支持世衛組織，未嘗不是在為自己貼金。如果中國真的能兌現習近平在世衛大會的承諾，使20億美元在受疫情影響嚴重的發展中國家用得其所，中國研發的新冠疫苗確實有效、而且能被全球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大規模使用，那我們應該歡迎——雖然現實可能不一定是這樣。

在防疫的事情上，最終能夠改變勞動人民命運的，只有勞動人民自己而不是大國。一方面，廣大勞動人民要組織起來鬥爭，發出自己的聲音和力量，讓世衛組織和它的後台向人民讓步，能爭取一點是一點。

另一方面，這樣的鬥爭其實也在教育廣大人民，不要對官僚和資本家有幻想，不要覺得不經過鬥爭，他們就會「可憐」和「恩賜」人民。只有將自己組織起來，搞自己的人民衛生運動，用群眾的力量送走瘟神，才是真正的出路。這一點，已有印度喀拉拉邦的抗疫經驗在前。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由印度共產黨作為地方政權執政30年，在這次疫情中喀拉拉邦經歷了成為疫情的「震中」到感染曲線被拉平，離不開它長期建立的完備的基層醫療保健網絡：喀拉拉有941個村級自治組織（Grama Panchayats），829個初級保健中心（PHCs），且村級自治組織有保健中心的控制權，分配三分之一的醫保預算。在關鍵時刻，長期深耕的自治組織即有力地組織起人民主動上報潛在／確診患者行蹤，培養追蹤隊伍追蹤接觸者。

依靠群眾及其建立的基層自治網絡，或許比依靠時而姓中時而姓蓋茨的世界衛生組織對抗疫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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