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影视发展简史 | Media & Gender

2022年情人节，我和朋友辛灿合作了《可见性：媒介发展与性少数群体》

这篇文章灵感源于2020年情人节Apple TV推出的纪录片《从暗到明：电视与彩虹史》，当通过此片回顾西方近70多年的同志运动后，辛灿说：“媒介对于边缘群体‘被看见’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这世上有太多的人不应该被隐形。”

因此，我们也想把这份富有意义的平凡人的史诗记录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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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s—1970s 眼前一片黑暗

“身于媒介之外”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他被看到，却不能看。他是信息的客体，却非传播的主体[7]。”正如警长监视囚犯，老板视察下属，男金主凝视女主播，可见性/视觉与社会权力、地位息息相关。

性少数群体在美国电视中首次出现，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在麦卡锡主义（美国国内反共、排外、极右的典型代表）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为铲除政治见解不同的人，“同性恋”成为了极端分子施加政治迫害的挡箭牌[8]。

经由大众媒体（电报、电视等）传播，“同性恋等于间谍”的言论被大肆宣扬。一方面，诸多共产党员被冠以“同性恋奸细”之名惨遭迫害，另一方面，性少数群体被迫与“反社会”挂钩，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种视觉强化的污名，使性少数群体一度陷入边缘境地。在那个时代，影视出版与传播方都对性别议题持阉割态度[8]，甚至1969年轰轰烈烈的石墙运动爆发（性少数维权标志性事件），性少数群体也被当作“不可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异类被排斥出电视媒介，零散的报纸报道上，几乎布满抵抗、歧视的眼光。

1970s—1990s 残缺的爱人

“成为台前小丑” 

污名化的影响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部分影视作品开始出现了性少数角色，但基本是以搞笑讽刺之形象出现。

随着家庭电视普及，情景剧成为自70年代受众最广泛，且最受欢迎的影视形式。而在娱乐导向的内容中，被视作“异类”的性少数承担起“令观众瞪大眼球、捧腹大笑”的角色。

Ta们通常由异性恋演员扮演，以“奇装异服”（如猛男穿蕾丝裙、短发女孩贴胡子）的形象出现，举止夸张做作，并在台词中不停强调自己非异性恋的身份[9]。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前台与后台”[10]。演员在电视舞台上刻意表演，而观众却对后台（演员个人，及其角色象征群体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

当荧幕中的性少数成为笑点，“异装癖”、“性生活混乱”等刻板印象不断强化，真正的性少数者面临外界演绎与真实自我的割裂，隐藏于社会层面的偏见，压抑了群体现实存在的声音。

“直到'病毒'被传播”

虚幻到真实的转折随一场世界性危机到来。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AIDS）开始在美国及欧洲多地蔓延。而在最早的媒体报道，甚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声明中，艾滋病被定义为“男同性恋的罕见癌症”（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11]。

根据当下的医疗知识，我们可知艾滋病病毒（HIV）通过母婴、血液、性行为三种途径传播，且最初是随越南战争期间携带病毒的补给血液大面积扩散。

然而，在传统媒体时代，电视上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1960s-1970s）一定程度放大了人们对“性”的关注，加之先前对”性少数群体私生活混乱“的刻板印象，大众似乎认定了艾滋病就是只有男同性恋会生的病[8]。

在80年代的影像中，常会有“双重打击”的经典一幕：儿子告诉父母自己身患艾滋病，父母难以置信，紧接着儿子"自然”坦白了“自己是同性恋”

持续的污名激怒了深陷水火的艾滋病人群，1988年，一个名为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的民间工作组织诞生。Ta们由多元身份的成员组成（性少数者、社会活动家、学者、母亲···），游走街头向大众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并通过抗议行动反抗制药公司的高价垄断，推动政府改进医疗措施[12]。

人类的行动似乎反过来影响了媒介，电视媒体第一次转播出Act Up示威游行的画面。法国电影《每分钟120击》还原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当真实的艾滋病感染者（包括所有性别性向的人群）第一次在电视上被看见，现实诉求被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观念行为。边缘群体借助媒介靠近大众视野，西方对于艾滋病、性少数群体的污名歧视逐渐减少。

1990s—2010s 传递真实力量

“以女性之名”

事实上，牵扯疾病的污名不会短时消散，平权也不能只靠单一群体去抗争。

作为性别议题的关键部分，当第二波女权运动在社会崭露头角，一些影视工作者发现，女性主义在社会发声时，也表达了性少数群体追求平等人权的诉求。

这种“合作”的形式主要体现在电视剧与脱口秀上。在90年代初的美国日间肥皂剧中，首次出现了青少年性少数的角色。由于受众大多为全职太太/母亲，相关影片中性别/性向平等的信息被部分女性所接受，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家庭对孩子性取向的接纳程度[8]。

同样，90年代后，脱口秀、真人秀兴起，秉持女性主义的演员、主持人等媒体工作者有了亲自发声的舞台。

“美国传媒女王”奥普拉·温弗瑞便重要贡献者之一。作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每周有近3300万观众），《奥普拉秀》热衷邀请不同种族、性别、性取向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Ta们接受采访，甚至与观众展开互动[9]。

尽管传播情况有所改善，但90直到年代中后期，电视上仍然没有一个以主角形式出现的性少数者。

1997年，知名演员艾伦·德詹尼丝（现《Alan Show》主持人）借喜剧《艾伦和她的朋友》，向公众宣告了自己的女同性恋者身份。

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决定无非是重大而危险的。“女性+性少数”的双重边缘身份使艾伦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由于收视率断崖式下降，她被迫失去工作，不得以正面形象登上在媒体版面，甚至隐居缓解情绪时，针对其性别/性向的辱骂恐吓信件留言仍接踵而至[9]。

“呈现自我”之意义

即便艾伦的遭遇反映出社会环境的复杂险恶，但公众人物的出现仍鼓励了这次社会运动。

很多性少数者意识到，只有在媒介中呈现更多真实自我，其正常的生活状态才能被看见，才能潜移默化地消除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异化和幻想。

1998年，一部聚焦于“异性恋女性与同性恋男性友情”的电视剧出现了。一改对性少数元素的刻意讥讽，《威尔和格蕾丝》算得上真正意义的轻喜剧。主角之间的可爱日常和深厚友谊掀起收视热潮，甚至有粉丝称其为LGBT版的《老友记》。

正如其编剧所说：“这部作品本意不在于教育观众性向平权，只是想单纯表现不同性取向朋友在一起的生存状态[9]。”

现代电视剧的成功成为“后台”被看见的转折。

21世纪初，“律师（Will and Grace）、待事（Queer As a Folk）、黑人女性（The L Word）···”越来越多的性少数角色、甚至本身为性少数的演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影视中的人物形象愈发多样丰满，由此延伸的社会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著名美剧《摩登家庭》中，Jesse Ferguson（该演员已公开自己的性少数身份）饰演的男主Mitchell在第一幕便与丈夫Cameron一同登场。不同的是，这部聚焦家庭话题的美剧赋予这对Gay Couple一个前所未有的身份——由于领养了越南小女孩Lily，Mitchell和Cameron也是即将经营自己小家庭的“新手爸爸”。

自2009年热播至今，《摩登家庭》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非传统家庭模式的讨论。而在21世纪，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断背山》、《卡罗尔》、《阿黛尔的生活》等经典同性题材影片从大银幕通过网络二度传播；《美国偶像》、《粉雄救兵》、《艾伦秀》等综艺节目爆火，许多性少数嘉宾拥有了自己的粉丝群甚至应援站。

可见，当性别元素与时尚、悬疑、文艺等多种内容融合，多元包容的视角与价值观正逐渐被传播。人们逐渐感受到，无论是何种性别/性向，我们都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和追求。

2010s—待续

隐藏一朵“彩虹花”

至此，笔者简要梳理了媒介传播与（西方）性少数群体运动相辅相成的历史。而到社交媒体时代，性少数议题的呈现形式已愈发多样，且不只西方国家，在网络平台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带有性少数元素媒介作品。

然而，作为一个（社会）行动后果，可见性不仅只是表象呈现，它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物质（Social-Materiality）语境之下，需要考虑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信仰等多重元素[2]。
由于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恐同历史、相关法律、网络审查制度等），中国大陆的媒介作品尚且不能直接呈现性少数议题。

例如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张国荣饰）对师兄段小楼（张丰毅饰）的爱意就通过大篇幅的单人演绎来呈现，极具爆发力的感情浸透“一切尽在不言中”之悲凉。

在如此的传播环境下，大陆的媒体工作者们似乎形成了一种“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的默认规范[13]。

无论早先《风声》中抗战主题下女特务（周迅饰)，《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在国外尝试管婴儿的Les母亲（海清饰）,还是《小红花》以照片和局部镜头出现的同性爱侣；亦或是《陈情令》、《鬓边不是海棠红》等耽改剧爆火，手游《江南百景图》中LGBT元素的设计···制作者委婉的呈现形式，映照出性少数议题在中文“低可见性”语境下生长的独特模式。

然而，正如学者周宪所言：“视觉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知识性和学理性的探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一种借以批判当代社会文化的策略[14]。”

即便媒介作品中的线索隐晦，但也传递出制作者对社会议题或浅或深的思虑，经受众“挖掘解码”后，更全面深入的讨论或许也是提高“可见”之路径。

“我只是不知道有什么比电视的影响力更大，当你看到反映自己生活的画面时，它会提醒你，你的生活很重要[9]。”在《Visible》的结尾，人们感叹媒介对性少数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改变。

“当你打开那扇门去理解不同的故事时，人们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媒体，当看电视时，我们真的希望看到一个能展示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它的工作，那就是讲述真相[9]。”

在这段以视觉为导向的历史中，我们见证了技术演进，更重要的是了解社会多种群体的记忆、历史实践和追求。

诚然，考虑到年龄阅历之局限，在深入研究前，笔者对性别议题、甚至传播理论或许还带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般不严谨的论述。

但是，既然人类的故事始终离不开爱与人性的核心，那在本篇推文中，理性思维上的“不可能性”，就会被感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可爱给战胜。

那最后，祝愿所有人都能有一个温暖的情人节。

放下手机去牵Ta的手吧，除非你和我们一样孤寡的话。（苦笑）

Reference

[1]联合国开发署.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EB/OL].2016

[2]Jeffrey W. Treem,Paul M. Leonardi,Bart van den Hooff.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of Communication Visibility[J].2020

[3]Bregman, A., & Haythornthwaite, C. Radicals of presentation in persistent convers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Annual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2001

[4]Treem, J. W., & Leonardi, P. M. Social media use in organizations: Exploring the affordances of visibility, editability, persistence, and association[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13

[5]Stohl, C., Stohl, M., & Leonardi, P. M. Managing opacity: Information visibility and the paradox

of transparency in the digital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6

[6] Brighenti, A. Visibility: A category for the social sciences[J]. Current Sociology, 2007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8]悠游的拖鞋.《从暗到明：电视与彩虹史》分集小结与观后感[OL].豆瓣,2020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2357519/

[9]Ryan White.Visible: Out on Television[OL],2020

[10]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1]MG Winiarski.AIDS-related Psychotherapy[M],1991

[12]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困境中振臂高呼，二十年风雨兼程——ACT UP/NY二十年工作历程回顾[OL].中国发展简报，2009

[13]Jamie J. Zhao.It has never been “normal”: queer pop in post-2000 China[A].Feminist Media Studies,2020

[14]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