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影像的異質性

上周連續兩個晚上在香港藝術中心看反送中的社運紀錄片，幾部短片，兩個中長片，歷時一年的運動中的各種場景，在一個安靜屏息的環境裡，被展開，連帶著斑斑血跡，胡椒煙霧，聲響起伏的口號、咒罵、懇求，掩聲哭泣...

這些影像非常重要，除了紀錄片最直接的紀錄、記憶，檔案性的功能，我感受最深的反而是它們相對於主流敘述的異質性，而這些異質性又可以用於繼續思考社會運動的多重複雜面向。

幾部短片涵蓋了去年運動早期的幾個節點，不同的地理空間和抗爭形式，在尖沙咀面對自由行的大陸游客說普通話唱國歌，在機場廣泛的派發、張貼傳單，在和警察對峙面臨催淚彈驅散時大批地乘地鐵離去，那些場面，就如我們所知悉的，快速消失，成為客觀的危險、禁忌，連同一些曾被開啟的感知和互動。現在看來最“有趣“的一幕是在西九龍面對自由行遊客用普通話喊口號，“撤回逃犯條例，我要真普選”， 領讀的弄錯了發音，逃犯條例的犯讀成了三聲，大家也都跟著念“ 逃fǎn”，領讀意識到後笑著改過來，大家也再跟著念。等在中港城的門口，一些人自發的唱國歌，大喊毛時代的革命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還擺出紅軍衝鋒的架勢，一眾人嘻嘻笑笑，是嚴肅的也是輕鬆的。面對集結的人群，看著紛發的傳單，拎著箱子的遊客一臉錯愕，急速走過，也有好奇的、圖省事的人隨手接過傳單。一個本地大叔，用蹩腳的普通話回答另一個從深圳過來“看熱鬧”的大哥對於示範者是否收錢的疑問，他倒是很耐心，“不是收錢的，這麼多人，哪有這麼多現金” ，“兩八萬人”，“8萬？” “兩百萬”， “哦”。一場貌似很高難度的對話，還是和和氣氣的發生了。

一部在年初拍攝的短片，“一罩難求”，紀錄了賽馬會馬主組成公益團體給老年人免費派發口罩，卻引發擁擠推搡的混亂場面。當時市面上口罩稀缺，政府還在全球採購，一聽到免費派發，許多老年人連夜排隊，派發者缺乏組織經驗，加上排隊的阿伯和婆婆也缺乏排隊的心力和體力（不想用“質素”這個詞，這個詞也太有規訓的意味了），不時有人插隊，引發罵戰，其中有幾幕都引得觀眾發笑，好似是看一眾“廢老”們的笑話，但有兩處老人們的尷尬之笑，讓我覺得很特別，有一些聯想甚至是共情。一處是一個婆婆企圖不排隊跑入會場，稱自己早上5點就來排隊，老伴已經在會場云云，一聽自是大話，但她一副非常被冤枉的神情，隔了一段時間，又企圖小跑進會場被女保安一把抱住，她漏出一副頑皮尷尬的笑，活脫一個小孩子犯錯被抓包又不甘心的樣子，那一刻我想，她或許有一種“冒險”失敗的不甘，但同時也為自己的冒失舉動感到意外、刺激。規則於她，可能真是一種不想要承認，但被迫接受的束縛，她肯定吃過很多虧，但總是沒記性一般，又以身犯險，不知道為什麼讓我聯想到一些電影裡面被重複使用的情節，年輕男女吃完飯不買單就冒險跑走，一路飛奔然後喘氣大笑。只是當年輕美麗的面孔換成老婦，觀眾大多不會覺得可愛吧。還有一幕是人龍開始推搡，導演的鏡頭沒有停，隨著人流擺動，鏡頭里面人的身體越來越多，腦袋一個接一個的不斷湧入畫面，波浪一般起伏，一個阿婆，明顯意識到鏡頭的存在，被擠得不得動彈，也沒法避開鏡頭，隨著人浪推前擺後，對著鏡頭，笑了起來，那一刻她好像處在一個夢境般的奇怪遊戲之中，有著被拋入一個遊戲的尷尬，然後被動的擁有了一刻的身心釋放，並且意識到這一刻被鏡頭記錄了下來，有些可笑，但也覺得像是經歷了一件什麼特別的事情。

在中期與警察的對峙中，短片紀錄了前線的很多細節，直面警方，保鮮膜纏繞手臂，紙板盾牌，從街邊拆下的鐵棍，自然袒露著的民間的簡陋，對比防暴警察的全副武裝，完全懸殊的較量。相對於警方的動作，ta們更多是在退守，警方高舉藍旗，警告“非法集結，請即散去，否則使用武力”，前線則有人高舉黃旗，提示大家慢慢後退，也是有一套抗爭的規則。隔天看的一部長片，紀錄下社工夾在警察和抗議者之間，用嘶啞的嗓音通過大聲公向加速中的警陣連環“唐僧念”：“聽一下自己的心跳是否過快，過快就說明你處在憤怒當中，很容易超出最低武力... 你的心跳已經過快了…”(大意）。我隨其他觀眾一樣，忍不住大聲笑起來，雖然在新聞中了解過有大量的社工奔走在運動前線，但在那麼緊張對峙的場面，看到ta們面不改色的開展工作，還是非常驚訝和佩服。在香港這樣有豐富社運經驗的城市，從和平遊行到暴力衝突，都是可以有一套遊走於法制和社運文化的機制來對應，這套機制裡面包含了警察、社工、抗議者、記者，甚至也有圍觀的街坊，當然，很快這個機制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想像中的暴力抗議還是太順滑了，真實發生時的內部摩擦，分歧其實也非常頻密，要不要走，要不要燒垃圾桶形成防線，會不會擾民… 還有長時間的等待，等待中突然有人暈倒，周圍的人七手八腳的抬ta出去急救。畫面中較為緊張的時刻是催淚彈滾動著白煙射到抗爭者腳下，開始是一兩個，後面越來越多，濃厚的白煙自下而上騰起將人們包圍，有人戴手套去撿，丟擲回去，更多人撲過來咳嗽著用瓶裝水澆熄，突然一聲大喊，人們往一個角落圍過去，是那個被布袋彈擊中眼睛的急救員女孩，人們圍著她，焦急又有些無助，有人照相，有人控制秩序，處於中心的女孩捂著正在流血的眼部，一種屏息的不安，凝重...即使這些畫面已經成為新聞事件，作為影像再度經歷，仍讓人措手不及，無從逃避。

兩部長一點的紀錄片，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和運動時間線一樣，愈發推進愈加壓抑。兩個在運動高點的事件，最觸發我的的還是一些“異質性”，像是衝擊立法會玻璃門的過程。衝進立法會，這一在想像中非常激進的姿態，在現實中是若干示威者花了超過四小時的時間，用一架店鋪常用的運貨鐵籠車（裡面還裝滿了廢紙皮），加上鐵棍，雨傘等其他日常物料，一下一下撞擊，撞擊的過程中，很多人也嘗試勸阻，甚至有議員用身體去阻擋，聲淚俱下的懇求，告訴他們不值得為此做十年牢，而下定決心要撞碎那塊玻璃的年輕人，給予的回應是，你們（議員）沒有用，立法會沒有用。 “撞這塊玻璃有用麼？” 印像中那個男生沒有回答，撞擊在持續。我看到的是，社會運動當中身體的釋放，對具有權力像徵性的死物的暴力確實有一種巨大的激情，對參與運動的全情投入者來說是一種當下的解放。這讓我想到之前在看另一部雨傘的紀錄片《扯旗，我要真普选和…..》（廖韜作品），裡面紀錄的一個中年女性，在街頭歇斯底里的咒罵自己的丈夫，咒罵所有人，導演並沒有將她作為與占領無關的發生而剪掉，而是給予了她足夠持久的面對鏡頭的抒發空間，社會運動對於她來說是一種身心的釋放，並不是任何理性框架可以涵蓋的。

另一重“異質性”是記者，尤其是紀錄片拍攝者本身，忘記在哪裡看到過一張照片，警察和示威者對峙，中間圍繞著許多媒體的“長槍短炮”，一系列反修例運動，幾乎每一刻都在媒體的關注之中，尤其是直播，給了很多人一種身臨現場的幻覺，但與現場最大的不同，恐怕是運動中媒體鏡頭的存在被忽略了，紀錄者的身體性、情感性從來都不被納入運動的主體性之中，ta們處在一種模糊的客觀中立地帶，但同樣被暴露在不斷升級的武力之中。紀錄鏡頭作為前述所說的，香港社運機制的一部分，也被兩個陣營不同程度的警惕、排斥。紀錄者自身對於社運的聯結、反思，一種有距離的在場，本應是一個回溯運動複雜性的有益的位置，特別是很多紀錄者也是經歷香港逐年的社會運動現場而成長起來的，ta們本來可以通過拍攝、剪輯，來思考和呈現社運的複雜肌理，療愈社運對於個體和集體的創傷，但在國安法的壓力之下，這些工作恐怕很難完全自由無顧忌的進行。

佔領立法會裡有一幕，是拍攝者在佔領人員、媒體悉數離場之後（包括抗議者最後集體把想要死守的四個人抬出去），匆忙跑回主會場，鏡頭隨著喘息而搖晃，紀錄者拾起遺留在地上的黑色雙肩包，把鏡頭拿穩，拍下眼前的一幕，凌亂的立法會大廳，塗鴉、標語、垃圾，呼吸聲還在繼續，彷彿也可以聽到急促的心跳，感受到紀錄者此刻的百感交集，ta以這樣的身份這樣的方式見證、記錄了歷史。類似的鏡頭也在理大圍城中出現，當示威者突圍失敗，被警察圍捕，鏡頭在一片混亂之中嘗試聚焦、追踪， 待暫時平息之後，再次回到現場，拍攝被捕者掙扎時遺留的一只鞋，周邊的血跡，空曠校園裡的各種”佔領“痕跡，那想必是一種很莫名難以歸納的體驗，紀錄鏡頭的在場與紀錄者相對於運動抗爭主體的不在場，辯證地共存。

映後交流環節有觀眾說起理大，說自己一開始也在場，立馬被周圍的人勸止，ta意識到不妥，也改口說自己發夢，但觀眾們還是從形色的口罩後發出一致的聲音，暗示還是不講為妙，那位觀眾朋友也會意沒有繼續說夢了，三位參加交流的年輕紀錄者也半開玩笑的給彼此起了藝名，偶爾說漏嘴，觀眾們也都會心一笑。這一系列的來回貌似輕鬆、揶揄，空氣中的沉重，措辭的謹慎和慾言又止卻是無比清晰的。

這樣的放映氛圍相比於之前，恐怕也是一種異質性的存在，在場的觀眾也在體驗、紀錄著雙重歷史現場：“我城”歷時最長最跌宕的社運現場與漸漸收緊、壓抑的社運影像記憶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