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代戰役(春秋至西漢)論主力兵種(戰車、步兵、騎兵)的演進(三):戰車衰微.步兵雄起
(二)春秋末至戰國世:由戰車過渡至步兵主導
春秋初至末期歷經約三百年。自周平王東遷後,周室的影響力不斷下降,《史記.周本紀》記「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1]這樣的局面發展至春秋後期,周室無力維持秩序,列強兼併亦毋庸節制,錢穆引清人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載「楚并國四十二、晉十八、齊十、魯九、宋六」,[2]從數字可見兼併之風何其盛。
影響所及,國家規模擴大,可動員的兵力自然也大增,觀《戰國策.趙策三》中田單和趙奢一番論兵之言正好作佐證。田單質疑趙奢用兵,說古時「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為何趙奢「必負十萬,二十萬之眾乃用之」,令其心不服。趙奢則反駁田氏不知兵,也不明時勢,直言「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再引二戰例作證,「齊以二十萬之眾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眾攻中山,五年乃歸」。趙奢最後總結:「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眾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3]趙奢不愧為戰國名將,對時勢、戰爭性質的變化了解得相當透徹。他這番話點出了戰國之時數個重點:第一,國家因兼併勢力大幅膨脹,城池規模亦隨之大增;第二,國家之間能動員兵力以十萬計,已是常態,兼戰事歷時以年月計,再非一日能決勝負;第三,戰爭的模式由春秋時的野戰為主轉為城塞爭奪戰。
以上三點的變化,可見經濟元素在春秋後期至戰國之世已累積足夠力量推動另外兩項元素(生產、文化)。經濟的發展帶動生產力的提升,青銅器的打造已相當熟練,甚至連鐵器也開始廣泛應用,軍隊的裝備不再因生產力受制約,平民配備武器、防具後,也能在戰場上發揮出戰力,給步兵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客觀條件。而城池的發展和戰爭性質的轉變,亦意味著戰爭傳統(結日定地)的打破,新的戰術需求在建立,戰爭中追求隊伍的數量和機動力,戰場也不再局限在平原地帶,相應的戰術兵法順之出現、成長、步向成熟。故此,戰車已追不上新時代的要求,而步兵正好能切合需求,故取代戰車成為戰爭的主力兵力。
步兵的基本編制--伍
雖然步兵和戰車的角色倒置了,但步兵以五人為「伍」的最基本編制並未有大變,「伍」的訓練,受古時歷代兵家的重視。藍永蔚羅列了《左傳》、《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歷代重要兵書,皆有相關所載。[4]
按《司馬法.定爵第三》所對「伍」的記錄:「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5]《周禮》亦言:「五人為伍,伍皆有長。」[6]
即五個步兵手持五種不同的兵器,有一名長官「伍長」,構成一個最基本的戰鬥整體。可參下圖。
五位步兵按武器長度及攻擊距離短至長排列。戈最短,排最前面向敵軍;弓攻距最長,亦最利觀察戰況,一般居於尊位為伍長。《尉缭子》記其訓練之職責:「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8]簡而言之,就是教他四名下屬學習戰場上的命令,何時進退,何時左右,行動一致。
步兵的基本戰術分隊--兩
在戰場上主要負責攻守的步兵是上文提及過的「兩」,由五個「伍」隊組成,共二十五人,形成一個小方陣。二十四名步卒由一名甲士統率,此甲士居於隊形的中央進行指揮。可參下圖。
藍永蔚指出,從戰爭意義上,「兩」已是一個能夠獨立實施攻擊和防禦的基本戰術分隊。[10]
代表戰役:吳楚柏舉之戰(公元前506年)
春秋末,正步向衰落的楚國,面對正掘起、原為其屬國的吳國的侵擾。當雄心壯志的吳王闔閭在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即位後,對內採取了孫武積蓄國力之策,對外則採用伍員「三師肄楚」之計,「彼(楚軍)出則歸,彼歸則出」,以疲敵軍。[11]
吳國於大戰前大戰略籌劃得當,讓勝利的天秤向其傾斜。柏舉之戰的過程,本人無意在此詳加析論,只特意點出此戰役中步兵作為主力兵種的重要性。[12]
從上圖可見,吳國兵發南北二路,南軍暗中穿越大別山,進駐柏舉。北軍則乘船沿淮河西進,登陸後留下船隻,趁敵虛未在意時,迅速穿越三關直抵漢水東岸,與楚軍對峙。之後,二軍會師攻郢。
楚將囊瓦擅離漢水,在柏舉戰場被早一步會合的吳南北二軍夾擊,大敗。吳軍之後立即發動追擊,以最快速度行軍,不給楚軍有重整旗鼓的機會,最後成功攻入楚國首都郢。
吳軍能獲得這場勝仗的最大關鍵是充分發揮了步兵的機動力,克服地形的限制,從而滿足到戰術的需要。《中國歷代軍事戰略》一書評價此役吳軍之千里奇襲時,以「兩千多年以後的法將拿破崙率部越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的米蘭,並在馬蘭哥戰役中大勝奧軍的戰例」相比。[14]並讚揚吳軍能「高度發揮軍隊的機動性」,「在春秋時代(後期),是個創舉」。[15]這些優點是戰車兵種不可能達到的。
這是否代表車兵在戰場上失去作用了?非也。藍永蔚指出,在春秋後期起,步兵成為戰爭的中心,戰車成為配角,戰爭攻城時退居兩翼,降為擔任「遠屯警戒」(《六韜》語),[16]掩護主力軍隊;獨立的騎兵隊伍則是機動力量,配合步兵作戰,即步兵為主力,車兵、騎兵協同的作戰模式。[17]
最終回預告:(三)西漢對匈奴戰役:以騎兵為主力
1. 騎兵的發展
2. 代表戰役:河西之戰(公元前121年)
[1]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第一冊,頁149。
[2] 同註22。
[3] 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2月),頁709。
[4]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19。
[5] 《七書.司馬法》(日本:京都大學藏本電子版),卷中,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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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見註9。
[7]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17。
[8] (明)劉寅,《尉缭子直解》(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頁173。
[9]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25。
[10]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24。
[11] 左丘明傳,杜預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頁1747。
[12] 《左傳.定公四年》記載了戰役的過程,可參左丘明傳,杜預注,《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頁1787-1789。若想了解吳國開戰前後其戰略及戰術運作的分析,則可參《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第二卷,頁75-78。
[13]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第二卷,頁74。
[14]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第二卷,頁76。
[15]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歷代軍事戰略》,第二卷,頁78。
[16] 曹勝安,安娜譯注,《六韜 鬼谷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4月),頁169。
[17]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