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与他的《三体》：良知污染与宏大深邃的并存
近十年来，科幻小说《三体》风靡中国，漫卷世界。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让中国作品历史性的获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更在于辉映、激发和宣示了一代国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规模的某一批某一类国人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价值取向，在国人尤其年轻人中实现了一种广泛而颇有深度的共鸣。而作者刘慈欣，也成为了《三体》粉丝们的超级偶像，对其的膜拜、维护也达到了其他任何当代作家都难望项背的程度。
我自己阅读了《三体》多次，基本上可以说一句不落、没有忽视任何情节的看完了，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对作者刘慈欣的背景、言论、价值观念进行了有限但已相对充足的了解。相关结论本应在本文末尾讲，但不知本文何时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说个大概评价。所以，我先在本文开篇即此处对《三体》及刘慈欣做出整体上的评价。
《三体》一书假借科幻性质的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斗争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特点，以及对人类乃至宇宙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预测，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整体上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作者个人品格与道德操守也很有问题。该作品的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著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甚至说是一种负面的有害的道德与人文价值。这是我的大略性评价，更具体的评价在文中和文末再写。
《三体》篇幅阔大、细节密麻，我自然无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写这篇书评，是预设读到本书评者通读过《三体》的基础上的。不过，我还是会在评议中夹杂一些背景和情节介绍，如引用《三体》原文，让本文能够被未读（起码未细读）《三体》者也能看懂。为方便行文，我会以《三体》人物和事件在书中提及的次序为序，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单元论述分析，并加以适当的总结与综述。
我会在文中对刘慈欣写作内容的情感、动机做出大量的评断。这种评断当然不可能有法律意义上的“确凿”证据，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测和联想。而且，这种评断也不可能100%吻合刘慈欣的本意，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测出刘慈欣的大脑在想什么。还有很多评断是基于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的客观影响、读者反响。一个作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很大程度在于有自由表达权的读者中的主流所认为的意义（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认却没有否认、否认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作品和反响是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灌输意义。作者在写作时也应该考虑到它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包括自认为的被“误读”。所以，我会通过它在读者中的认知和影响，反推刘慈欣在《三体》中内容情感为何，这并不是故意冤枉他。
还有，本文作为评论性的文章，当然以批判为主，即便我对刘慈欣的一部分观点赞同，也不会大篇幅的提及。对于刘慈欣塑造的一些争议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罗辑等人，以及一些没有特别喻示意义的事件、情节，也就不会费多少笔墨。我写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有异议的那部分。而从整体上，如前所述我赞扬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强
《三体》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科学家汪淼，但第一个细致刻画的人物则是前来约谈汪淼的警察史强。寥寥几页，就刻画了一个粗鲁野蛮、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读《三体》的铁粉当然知道，开篇对史强的描写，以及后面类似的描写，都是在反衬史强精明强干、充满勇气与责任心做铺垫。
或者更准确的说，刘慈欣故意将奸狡顽劣与能干及有责任心联系起来，暗示有流氓习气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内热”，本质是好人。
我们截取对小说中史强的描述，可以看看刘慈欣想表达、试图灌输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在《三体》开篇，史强与汪淼见面时：
（汪淼说）“‘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
“你看看你这个人！”史强大声说，“我们说它不合法了吗？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他 说着，刚才吸进肚子里的烟都喷到汪淼脸上。
……
“我有权不回答，你们请便吧。”汪淼说着要转身回屋。
“等等！”史强厉声说，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给他地址和电话，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稍后汪淼被三体人制造的幻象打击的几乎要自杀时，用巧妙的方式让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气，并振作起来参与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ETO）的阴谋。再往后，史强还出奇策（即“古筝行动”）伏杀了伊文思和“审判日”号，以及多次搭救、保护了另一个科学家罗辑，可谓居功甚伟。此外，刘慈欣还描写了史强与汪淼、罗辑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强的鼓励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气，并且帮助政府和军警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一系列罪案；对罗辑而言，史强更是挚友，一直保护罗辑，并且促使他由放荡不羁到负起保卫人类的责任。
我们一开始看到史强的形象，很像现实中滥用警权、欺压百姓的恶警。书中也的确列举了他的劣迹：处理劫持人质事件时不顾人质安危、鼓动黑帮黑吃黑、刑讯逼供……这样的“恶警”却挽救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进而挽救了人类的命运。
刘慈欣在这里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没关系，最重要是“有用”。而且，这样的人虽然对陌生人、敌人残酷，但对待朋友还是可以肝胆相照的。更进一步，刘的春秋笔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强这种恶人，才有常人所没有的狡黠、胆识、才华，彬彬有礼、遵纪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这就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人们要容忍恶人、恶警，容忍他们的不法行径，因为只有这样历经丑恶、一身匪气的人，才有保护我们的能力。或许，这正是刘慈欣想传达给我们的。这在《三体》中并非孤例，后面还有一些人物如托马斯维德，可以证明刘这种隐隐的暗示。
在全书中，还有许多对史强的正面描写，如前面提到的讲他和汪淼、罗辑的友情，可谓很感人。刘慈欣试图将史强的流氓色彩与侠义之心都强化起来，让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即这种看起来很坏（实际也有明显坏的一面）的人本质上是好的，人们应该理解、容忍、欣赏、赞誉他们。这有点像《水浒传》对那些既行侠仗义又杀人越货的好汉们的描写。不过水浒里那些“好汉”是反体制、反强权的人，刘慈欣笔下的史强和托马斯维德则都是穿着官衣、维护秩序的统治阶层，还都是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水浒传》歌颂的是反抗精神，《三体》则是赞扬“压迫精神”。且无论刘慈欣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为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洗了地是事实。大多数文学作家都会在字里行间谴责暴力机器的野蛮、统治阶层的肮脏（包括格调并不高的黑帮小说《东北往事》，也是先谈了干部阶层的贪腐乃至政权对民主抗议的镇压，再讲民间社会的黑帮暴力），只有刘慈欣这样的会变着法的为体制及体制的附着物唱赞歌。
另一段对史强的描写，不仅再次充实了史强这个“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还透露了刘慈欣对社会中相对边缘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污名、怨毒心态。书中有一段史强与军警突袭ETO会议，遭遇一个年轻女孩持炸弹威胁时的情景：
“站住。”核弹女孩向大史抛了个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紧按在起爆开关上，指甲油在电筒光中闪亮着。
“悠着点儿丫头，有件事儿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远处，从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你母亲找到了。”
女孩儿神采飞扬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来，但这时，这双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灵。
大史趁机又向前跨了两步，将自己与女孩的间距缩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举核弹，用目光制止了他，但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大大分散了。刚才扔掉假核弹的两人中的一个向大史走来，伸手来拿他举着的信封，大史闪电般抽出手枪，他抽枪的动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挡住， 女孩没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边亮光一闪，怀中的核弹就被击中爆炸了。
……
“那个女孩子是谁？”汪淼问。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瞎猜的，这样的女孩子，多半没见过妈。我干这行二十多年，就学会了看人。”
在刘慈欣笔下，妄图破坏现行秩序、采用极端手段对抗主流社会的人，往往都是社会的受害者、边缘人群（当然客观上也的确是这样）。而且，从上面借史强之口说出的对女孩的评价及语气，可看出刘慈欣对其并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厌弃。这种语调就像保守社会里对被性侵的女性那样，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觉得受害者“脏”。在刘慈欣们眼里，这些走极端的、闹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没妈”的可怜又可恨的虫子。
而这是很符合如今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下的价值观的。每当社会上发生极端事件，互联网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只想要他死刑”的声音，仿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杨志林冲（当然严格来说杨志林冲的确有罪）。而对于那些采取和平抗议、正规渠道上访的可怜人，人们也个个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受害者遭受苦难，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视、排斥之，不仅不觉得自己要负上某种责任、参与社会某种必要的改变，还觉得这些弱势者碍了自己眼、影响了自己心情。刘慈欣的《三体》大火，正在于字里行间和中上阶层社达化利己主义化的心态形成互鸣。（当然我并不赞同伤及无辜，而且认为一旦做了这种事，无论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担责任而不能脱罪，但是讨论原因和解决问题哪怕缓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凭借暴力威压、灭杀反弹）
《三体》中史强这样的人物，欧美日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有许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个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确不正派）的人却在重要事情和生死关头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责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光辉。但是仔细分析和感受，就会发现其实《三体》中史强、托马斯维德、罗辑等这样的形象及塑造目的，与大多数欧美日韩作品并不相同。后者（例如契诃夫、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刻画的似乎相似的人物）是为了反映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光辉，前者则更像在为强权与恶人洗白，在为压迫者与既得利益阶层贴金。这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感情倾向、细节描写、整体环境乃至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测，当然读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经历也会引起不同感受。饱读中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会产生这种共鸣。
例如雨果最知名的著作《悲惨世界》，刻画了冉阿让这一“罪犯”身份的角色。但雨果并未将冉阿让描写的像“炸弹女孩”这样让人厌弃，相反刻画的颇为令人同情。而执行法律、抓捕冉阿让的沙威警长，并不像史强那样因坏而“酷”、坏的令人佩服，反而被雨果刻画的让读者感到痛恨。最后，沙威警长也良知苏醒，与冉阿让共同完成了救赎。在《悲惨世界》中，每个人都良心未泯，且正是由于都保有底线，乃至在可以达成目的时故意“放水（如沙威放走冉阿让）”，才让“悲惨世界”以走向光明而落幕（而非让法国乃至世界变成“黑暗森林）。
而莫泊桑的《羊脂球》、契诃夫的《万卡》、鲁迅的《祝福》，都以刻画一个弱势受害者为小说主题，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当事人深深的同情，并将她/他们的遭遇归于环境的恶劣尤其他人的无情，鞭挞了社会的丑恶、纲常的虚伪。这三位作家的更多作品，也都是如此的感情倾向和道德立场。这与刘慈欣鄙夷乃至讥嘲弱者、称颂恶人、赞颂秩序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仅这些名家名作如此，即便是一些并不那么伟大的文艺作品，也会保留许多基本的“人味”。例如曾经风靡中国的刑侦剧《重案六组》，里边的警察也是个性各异，但也都保留起码的人性良知。或许三体中史强的形象更符合部分警察的真实面目，但显然不应以称颂和鼓励的态度刻画之。《重案六组》中的警察或许理想化了，但这样的文宣也可以对警察队伍形成一种有益的引导，而非邪恶的暗示。
（二）文革
《三体》中提及文革，被一些书评人当成当代文学作品一大突破，也成为《三体》一大卖点。一些不怎么了解详情的人，还因此以为刘慈欣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反思历史的伟大作家。据人推测，当年《三体》第一部获雨果奖，可能就与书中敢于提及这一中国的政治禁忌有关。
的确，文中提到的疯狂岁月、武斗场面，尺度之大令人震惊。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畅销文学作品中，鲜有如《三体》这样直接的呈现惨烈的文革情景。书中也描绘了对知识的摧残、对学者的迫害，以及政治斗争下家庭离散、朋友背叛的人伦惨剧。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现象、现象。本质呢？原因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刘慈欣在书中和现实里都不曾对酿成文革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集团做任何的不利评判。在描绘文革中种种现象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相关的制度、人物、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只有陈述现象，这种陈述方式和语气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历史中注定发生的悲剧，没有责任人。
如果刘慈欣对文革的冷静叙述还不能完全说明其政治态度，那么他对文革“始作俑者”的态度，足以反映问题了。
在关于“红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显然暗示是毛所写的批语，摘录如下：
“【批示】已阅，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还有这一段：“这个年代，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办坏事，皇上是开明的”的可耻洗地逻辑。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将毛泽东塑造为“伟光正”圣人的崇拜模式结束了（虽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将毛一些逸闻、个性化的言论加以编排，塑造一种平易近人、高瞻远瞩、棱角分明的形象，并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恶，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对其的喜爱甚至崇拜。不得不说，这种描写方式很有迷惑性，远比“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获当代青年的人心。至于描述的对部分科学家“重点保护”，同样是洗地的惯常手段，在屎坑里捡米粒，歌颂“皇恩浩荡”，把责任都推给“阴谋家”。
何况，实际上研发两弹人员在文革中也并未幸免，同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些科学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赵九章被迫自杀身亡，“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他许多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也遭批斗，《三体》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历史。同样，根据相关史实，毛也不可能对两弹领域做出那样“开明”的批示（周恩来有过相关保护，哪怕也不是一开始就保护而是发生了科学家被打死、自杀事件后），这段所谓“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确实在其他事情上做过类似语气的批示，但一不能掩盖其滔天罪恶，二不能说明他在两弹事情上也这么做了，而且史实明确证明他没这么做）。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合理虚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时，必须与基本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刘慈欣在书中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法，不仅将毛的滔天罪恶勾销，还赋予毛一种开明、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这样，刘慈欣的《三体》虽提到了文革的残酷，却不仅没引导反思毛的极权暴政，反为魔头增色、为黑暗年代贴金。这同样与当今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体》即便提及文革，仍然获毛粉众多的青年人好评。
刘慈欣这样描绘文革，某种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谈文革的作者更可恶、影响更坏。借用毛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刘慈欣对那段历史的刻画很像“表面反红旗实际反而在打红旗”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看似讲文革惨剧，实际上却在为相关责任人开脱，用高超的写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却得出相反结论，让人在知晓文革残酷的情况下，还觉得毛等人真是开明和无辜的。显然，这也正是该书对涉及文革的情节没有大量删改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原因。
书中还有段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刘慈欣对毛的肯定态度，如联合国希望罗辑搬到一个更符合面壁者这样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时，罗辑说的话：
“知道西柏坡吗？离这儿不远，那是一个更小的村庄，两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曾在那里指挥过全国的战争，那些战役的规模世界罕见。”
从本段语气及结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呕的毛粉味。这个“国家创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杀害和致死了数千万人（包括刘慈欣老家河南几百万人，且大多数死难者正是刘的籍贯地罗山县及该县所属的信阳市（当时叫信阳专区）的居民），破坏了成千上万乃至难以计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也让中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专制酷政，平民百姓权利丧失，弱势群体苦不堪言，这遗毒迄今犹存。毛泽东创建的这个窃取了“中华”之名、人民也不掌握权力和拥有权利、更无“共和”之实的国家，让十多亿乃至累计数十亿国民生活在有形边界和无形高墙构筑的世界最大监牢中。但刘慈欣不在乎这些，当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在乎这些，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再为骄奢淫逸披上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外衣，为大魔头兼民族罪人而自豪。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症状，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现。
当然，有人会以“当今中国是专制政治，刘慈欣是不得已”为之开脱。但是起码他可以使用中性词汇描述毛泽东及相关内容，而不是以赞颂方式描绘。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刘慈欣的这种赞颂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分还有一段内容，是在讲毛否定那段极左言论后，又让人撰写了一段向外星发射的信息，内容如下：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段话又是粉饰文革、为毛贴金的。事实上，文革中那种政治狂热下，更可能的是原来的极左狂热分子编写的那样：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这恰恰最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辞令、外交辞令。刘慈欣故意编写这两段内容及对比展示，意在讲“毛和政权并不坏不疯狂，疯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这套为文革辩护的旧伎俩。但是这种旧伎俩的确屡试不爽，且在刘的艺术加工下更能以假乱真，对于对那段历史史实并不特别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别有迷惑性）
（三）叶文洁、绍琳和女红卫兵
刘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体》都有很强的厌女情结。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坏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则都是男性（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大体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叶文洁及与叶文洁有关的人物绍琳、女红卫兵。
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刻画的还是很入骨的。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叶文洁遭遇的种种迫害，如因文革丧父失母、被政审干部虐待、被记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对人类充满怨恨与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刘慈欣一定是在现实中了解、接触过这种受害者，或者研究过相关历史档案、新闻资料，才能将叶文洁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对炸弹女孩的刻画那样，刘慈欣显然对社会的受害者筹划报复社会的行为颇有研究。
不过，不像对炸弹女孩那样的鄙夷与厌弃，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刘慈欣还是将叶文洁这样的时代受害者归为毁损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刘虽然对叶这个人物多了同情的笔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会、平叛者的角度来看待叶的，也就是他绝不会称颂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这样的人。在刘的笔下，叶文洁残忍害死丈夫杨卫宁和领导雷志成，引三体祸水涌向地球，归根结底是个罪人、大罪人。单独看《三体》或许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和契诃夫、莫泊桑、巴金这样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抗争的讴歌比起来，刘慈欣对受害者的刻薄、对秩序的维护就无比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书中叶文洁被一个政工干部在冬天泼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刘慈欣同样在用笔往弱者心肝里注入冷水。
在刘慈欣笔下，叶文洁以给罗辑讲宇宙社会学的方式做了救赎，随后就被拘捕和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叶文洁所受的创伤，都归咎给了白沐霖等个体，而不会上升到制度与政权乃至文化与社会结构。即便书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时代的大背景、人们在政治风暴大环境下的无奈，也谨守不涉及批判历史现实的红线。呐喊、反思、声讨，是万万不会碰的。
而且，纵观全书，可以合理假设，刘慈欣是将叶文洁引三体力量“改造”地球，暗喻为中国的社会受害者引美国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对此可以合理的这样理解。在《纽约客》一位华裔美国记者采访刘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对相关情节的这种理解。根据这样的暗喻推论，刘慈欣挞伐ETO引三体入地球，也就是在抨击一些“带路党”，或者说把中国自由派强行当成“带路党”，也是刘及《三体》得到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追捧的一个原因。
刘慈欣刻画的另一个反面女性人物，是叶文洁的母亲绍琳。这个女性人物的形象负面，不仅背弃夫妻情分批斗自己丈夫（而且还睁眼说瞎话，作为物理学专家否定被公认的物理定理），还很有心机的勾上一个下放干部，得到荣华富贵后又和新丈夫一起疏远离弃叶文洁。这种情节在文革中应该并不鲜见，甚至说在许多灾祸发生时都不鲜见，刘所写的是一种事实的再现。但是问题是刘将女性这种迫不得已的自保丑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负义。而且，这文章（也包括刘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从没有出现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罗辑那样看似玩世不恭却对妻儿非常忠贞和爱护的男人形象。当然，一部著作是没必要必须在性别议题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结合刘慈欣全书及其日常表现的价值观，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带有性别偏见的。
文中刻画的那三个女红卫兵，更能体现刘慈欣的厌女情结。文中特意写了三女两男五个红卫兵，三个女红卫兵是中学生，两个男红卫兵是大学生。三个女中学生红卫兵非常狂暴野蛮，完全不讲理，只会用口号否定叶哲泰基于事实的辩驳，然后将叶哲泰打的皮开肉绽，最终死去。而男红卫兵反而“对老师（有）一丝残存的同情”，并且在三个女红卫兵将要打死叶哲泰时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呃，这里又一处为毛辩解的）试图阻止悲剧。
文革中的确有不少狂暴的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为首的一群女学生。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女红卫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杀人的记录，如季羡林就忆述女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指挥造反派迫害北大师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跻身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的女性各种暴行，为杨继绳等正史学者特地提及，并诧异于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这种疯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场合，女红卫兵的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破坏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运动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残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数打人杀人者仍然是男性，这同样有大量事实证明，尤其涉及各种变态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数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导的。而女红卫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很大程度在于其暴虐举动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现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会原有的期待，所以就显得更为突出和特异。这恰恰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约束，让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样的糟糕行为，都会得到更多异议和谴责。当然女性的暴力也确有独特之处及某些时刻某些举动比男性更加激进狂热的情况，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热更易被煽动”的印象，那就是进了男权主义建构的意识巢窠中了。或者说，即便这是部分时候存在的某种不应该剥离背景的现实，但也不应该以传统的偏见视角去评价。
（四）三体游戏网友聚会
在这场聚会中，除汪淼和潘寒外，刘慈欣刻画了六个人物形象：
“那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是一位著名学者，以给东方哲学赋予现代科学内涵而闻名。那位穿着怪异的女士，是著名作家，是少见的风格前卫却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她写的书，从哪一页开始看都行。其他四位，两名中年人，一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穿着朴素随意，丝毫看不出来），另一位是国家电力公司的高层领导；两名年轻人，一位是国内大媒体的记者，另一位是在读的理科博士生。”
刘慈欣赋予了这六个角色不同的价值选择。简单来说，将六人分成了两组，一组包括记者、女作家、老年哲学家、博士生，被赋予了厌恶人类现实（甚至厌恶整个人类）、欢迎三体入侵的形象；而IT副总裁和国电领导则被赋予了冷静、理性、捍卫人类文明的形象。再细分，记者和女作家被描绘的最为激进，一幅对人类彻底失望、急切拥抱三体入侵者的形象。
这充分反映了刘慈欣对社会各群体的看法，也是中国社达工业党人士共同的看法。在刘及这些人眼中，记者、作家、女性、文史哲学者、青年学生，都是不理性的、喜好空谈的、容易感情用事的、皈依者狂热的、易受蛊惑的、过于理想主义的、不可靠的、易背叛的……相反，高知理工中年男性、从事理工部门工作的或国家公务员，则是成熟的、理性的、务实的、坚定的、保守伦常道德的、可靠的、对事业、国家和人类忠诚的……
刘慈欣通过这短短的一章，就将几类人群刻画成他及同类们认为的模样。这些社达工业党们向来重理轻文，蔑视社会公正及人道主义，信奉实力至上，反对对制度、强权、强者的批判，擅于选择性利用冷冰冰的逻辑，强调自发秩序反对平权和修正，满嘴law and order却自己经常钻法律的空子及纯熟利用潜规则，享受着作为既得利益者拥有的各种特权和优越条件。他们还很喜欢耍弄其民科型半吊子文史知识，用机械却又狡猾的态度去理解和解释人文社会现象。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跻身国家要害部门，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状态，管理着本应是人文社科院系出身者才能负责的国家事务。这样的人是中国既得利益者中最庞大的势力，在当今中国非常得势。刘慈欣吹捧这样的同类，鄙夷他们对立面的人文人道人权派，当然得到同类们的欢呼喝彩。（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理工科人士都是社达工业党，只是一部分乃至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就颇具危害）
（五）伊文思
伊文思这个形象，就是刘慈欣们所认知的“白左”。只是，刘慈欣有意的将这个“白左”设置成极端环保和动保人士，还有几个加入三体组织的“降临派”也被设置成类似形象，暗示这是所有“白左”共同的特征和倾向。通过将极端者一般化，刘就达到了其污名化“白左”的险恶用心。
刘慈欣首先描述了一个热衷于环保和动物保护、毫不利己专门利它的白求恩式人物。但这只是欲抑先扬。随着刘刻画出伊文思对人类破坏环境的绝望、生出的毁灭人类之心，大善人和大恶人画上了等号，“白左”和恶魔画上了等号。在刘慈欣和社达分子们看来，这些生活优渥、热心环境和动物保护的“白左”们，背弃了人类第一、“人”权至上的原则，最终一定会毁灭人类。刘慈欣也在暗示人们要警惕这样的“白左”当道，防止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又是能引起刘慈欣的粉丝们疯狂共鸣的。在中国互联网平台，被辱骂最多的就是“白左”。不仅环保和动保分子会被视为“白左”，诸如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给富人征税、种族平权、女权和LGBT权利、接纳移民、废除死刑……都会被冠以“白左”之名。社达分子视社会平等和博爱主义为寇仇，他们认为这些以“爱”、“平等”为名的政策抹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堕落。
刘慈欣塑造出伊文思这样一个极端环保动保分子形象，就是传达“白左”祸乱人类世界这一思想。当然，他还塑造了程心这一很有爱心但败事有余的更加典型的“白左”，这留在后面来说。诚然，我个人也反对极端的环保和动保分子，对所谓“白左”的部分价值观和行为不能同意，但刘慈欣这样以偏概全、用极端例子暗示普遍性的故意渲染更为恶心。
书中有一段一位ETO成员的话，很值得玩味：
“这不是谣传！”一个欧洲人大声说，同时挤到前面来，“我叫拉菲尔，以色列人。三年前，我十四岁的儿子遇到了车祸，我把孩子的肾捐给了一个患尿毒症的巴勒斯坦女孩，以此表达我对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愿望，为了这个愿望，我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在做着和我一样的真诚努力。但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们的家园仍在冤冤相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使我对人类失去了信心，加入了三体组织。绝望使我由一个和平主义者变为极端分子，同时，可能也是由于我对组织巨额的捐助，让我得以进入降临派的核心。现在我告诉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它就是：人类是一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已经对地球犯下了滔天罪行，必须为此受到惩罚。降临派的最终目标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神圣的惩罚：毁灭全人类！”
在刘慈欣看来（或者说他想让读者认为的是），那些强烈追求世界和平、美好的人如果达不成这样的目的，就会因绝望悲愤转向厌弃人类、试图毁灭一切，因此这些主张爱与和平的“白左”实质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危害比一般的、谋求私利、道德低下的坏人大多了。而一些“白左”执着、坚定的信念，充满热情的情绪、为改变现实不惜代价的行为，都会被刘慈欣们视为疯狂或走向疯狂的前兆，视为秩序的破坏者或就是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应该予以警惕、扑灭、摧毁。而像伊文思、拉菲尔这样有钱有能力更积极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白左”，刘慈欣们认为更应该被警惕和扑灭，因为这些人有更大的现实危险性。书中伊文思和“降临派”在“古筝行动”中集体惨死，就是刘对“白左”怨毒的显露。即便刘慈欣并不认为白左会去毁灭世界，也是认为白左的种种行为和倾向，最终会在客观上导致世界毁灭。
真实世界的“白左”当然不是这样，或者起码大多数不是这样。虽然左翼分子不乏走到极端的，但是就像为极端理想而诉诸暴力的日本赤军、红色旅、埃塔，以及一些特别极端（尤其使用暴力）的环保动保人士那样，是非常边缘化的，完全不能代表主张变革主义、爱与和平至上的主流左派。至于马列毛那种“左派”或者说理想主义激进主义者，无论价值观还是行为，显然已和刘慈欣所描述的那种“白左”大相径庭，没有比拟的意义。
当然，主流左派确实会在不断努力后却无法解决人类的丑恶而失望乃至绝望，也会滋生一种“干脆世界毁灭算了”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不代表其现实中真的会这么选择。就像人和他人发生矛盾、遇到委屈，某个时间段（或者就是几秒钟一个念头）想弄死对方或者破罐破摔的情绪很正常，但是大多数都会平复下来，而不可能真的去实践。就像鲁迅就经常发表对人性丑恶绝望的言论，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样的话，但是他真的是要人们毁灭世界吗？并不是，相反他在呼吁人们坚定的追求真善美、公平正义。“白左”普遍非常关注气候变暖问题并阻止恶化，如果因绝望、认为世间肮脏而真想毁灭人类，或者觉得人类毁灭也不足惜，那应该是鼓吹放弃拯救气候变暖，以期待若干年后陆地被淹没、高温把人类都热死才对。而且，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左翼或者说“白左”是越来越温和的，且经过20世纪一些极端的尝试失败后，现在都选择更加折中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求绝对完美。
（六）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法则”是刘慈欣《三体》第二部的主题，也直接表达了他的社达主义理念。所谓“黑暗森林”，就是人（或整个人类文明），处于有限而黑暗的空间之中，人与人（或星球与星球）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争夺生存空间、消除潜在威胁，这些人（星球）之间都想方设法要除掉或征服对方。他还通过描述星际舰队自相残杀以争夺资源，来将“黑暗森林法则”更加凸出的展示出来。
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主要显然并不是为了解释星球之间的关系，而是喻指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刘慈欣曾在对他的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其言不由衷。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内容和宣扬的价值观，都是在喻指现实世界、人类社会，而不是为科幻而科幻。
刘慈欣这样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或群体对立起来，将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认为只有消灭或征服对方自身才能安全，与两三个世纪前至上世纪中期盛行于全球（也曾一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有非常多共同之处。而今日的世界，这一理论虽已不在庙堂之高公开被认可，却在江湖之远四处流行。从俄罗斯到印度，从尼日利亚到印尼，社达思潮都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在中国，则普遍以尊崇强权和体制、歧视和欺凌同胞中的弱者等形式存在着，且更加贴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来面目：恃强凌弱、适者生存。例如中国精英群体聚集的论坛知乎，就是社达主义大本营，也同样是《三体》及刘慈欣本人的粉丝集中地。
“黑暗森林法则”的根本缺陷是，无视人或人群之间存在的互助合作、传播文明的善意，无视道德、是非与人道主义的因素存在，无视未来有更好的价值观和方式来改善现状的可能性（刘在书中甚至对这种改善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原因下一节就会提到），无视追求人道、平等、互信的必要性，将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完全当成没有人性的冷冰冰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以机械主义的理性代替人性的理性与感性，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中的人际族际国际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人际族际国际关系中存在博弈、对抗甚至零和的一面，并不否认相关关系中存在广泛的尔虞我诈、阴险与暴力（甚至恰恰相反，我很确定这些的存在，以及其历史及现实中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典型的例如美苏、印巴等国之间及世界各核大国之间的核威慑，即是“黑暗森林威慑”的现实版。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从官员到普通职员中，各方拿着对方“黑材料”以互相要挟的情形。人与人之间往往也都存在着基于实力、未知、心术等的博弈、斗争的得失。可以说，“黑暗森林”的许多情形早已在地球的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发生。
只是，这并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恶的东西是现实，但是不代表它是合理的应当的，更不应该提倡这种恶。刘慈欣的《三体》将这一侧面放大为社会关系的全部，并且将之视为存亡的基础和博弈的准则加以肯定，并暗示只有如此之恶、失去人性摒弃温情，才能保住人类文明。这是在毒害人心、破坏善意和信任，让人民不再去探求一种更加合理的解决争端和生存生活方式，将人们真的引向黑暗森林法则思想指导的社会环境之中。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不能放弃使用筹码保留威慑能力的必要性。这的确也就陷入了“黑暗森林”的巢窠，但我们的确无法完全脱离这样的现实。只有用剑与盾护住的花，才能长久开放。只是，我们不要彻底迷失和沉醉在这种“黑暗森林”式的社会关系之中。
（七）大低谷之后到星际舰队毁灭、威慑纪元后期这两个时期
这两段岁月被刘慈欣描述的十分美好，物质丰盈、社会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比如，全自动化、数字化带来的高度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对“面壁计划”产生的人权侵犯、权力滥用、不受监督情况的谴责和终止；生活中发生意外情况均可以得到经济赔偿；银行为冬眠者提供优厚的巨额的存款利息……总之，让人们可以舒适的、有尊严的活着。
但是，这一切又是欲抑先扬，或者说是为后面的悲剧做铺垫。在刘笔下这时的人们，已经对人类自身的文明变得过度自信，并且因此生发出过多的同情心同理心，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后来星际舰队的覆灭，以及威慑纪元之前那段人类处于绝望中的痛苦。而对威慑纪元后期（至威慑失效时）的描绘也异曲同工。在此摘取几个典型段落予以分析。
在星际舰队接触三体派来的“水滴”之前，有这么一段描写：
“公众对三体世界的感情，开始由敌视和仇恨转向同情、怜悯甚至敬佩。人们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三体世界的十个水滴在两个世纪前就发出了，而人类直到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它们的含义，这固然因为三体文明的行为过分含蓄，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被自己的血腥历史所扭曲的心态。在全球网上的公民投票中，阳光计划的支持率急剧上升，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火星作为三体居留地的强生存方案。”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人类在大低谷结束并进行“第二次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大革命”、“给岁月以文明”后，人类对三体问题及三体世界看法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原因，正是自己物质丰富、军事强大、思想文明的产物。人类处境的改变、社会再度高度文明化，让人类由对三体世界恐惧、敌对和保持高度警惕，变成了一种同情怜悯。这时人类的心态，与后面发生的星际舰队被几乎全歼时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这段描写史强所在地区政府会议中官员的态度为例：
“这是小区政府的一次会议，区行政官员都到了，冬眠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余是现代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开来：虽然都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但冬眠者官员都在低沉的情绪中保持着常态，而现代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会议开始以来，他们的情绪已多次失控，史晓明的话再次触碰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区最高行政长官泪痕未干，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另外几名现代人官员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区教育的官员则歇斯底里地大笑，还有一个现代人痛苦地咆哮起来，向地上摔杯子……”
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平民百姓。后面还用几万人集体淫乱、罗辑先被膜拜后被驱逐等描写，反映了人类的绝望。
人类心态由绝望到自信再到绝望，这跌宕起伏令人唏嘘。在自信时对三体世界的那种“怜悯”，也成了巨大的笑话、人类给自己的残酷讽刺。以善意揣度对手，却落得面临毁灭的结局。地球舰队覆灭，很大程度正是在于人类的轻敌和轻信。这种轻信也来源于人们生活在文明岁月已久，对宇宙的险恶丧失了警惕，把敌人想的太美好、仁慈了。
刘慈欣对人类善良却被欺骗、善意导致灾祸的讥讽，并未到此为止，相反，《三体》中的人类在此后又重复了一次这样的悲剧，也就是威慑纪元后期发生的那段历史。
人类在地球舰队覆灭和残存舰队自相残杀后，本已十分绝望，只等着地球被侵占、人类在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消亡。但科学家、面壁人罗辑却巧妙利用“雪地工程”，设置了向宇宙发射太阳系及三体星系位置的系统，并以此成功迫使三体世界放弃对地球的入侵。此后，三体与地球达成和平协定，地球和三体互相传递自己的先进知识，允许地球设立数个可发射可引至黑暗森林打击的“咒语”的威慑系统，双方实现了类似于“核威慑”的平衡。人类终于转危为安。
但是，威慑形成、重归安全之后，人类再一次“不安分”了起来。程心在公元纪年冬眠，威慑纪年61年苏醒，醒来后她就看见电视上有人在谴责罗辑涉嫌“世界灭绝罪”。紧接着，她被公众拥护成为“执剑人”。而公众拥护她的原因之一，则是对罗辑这样冷酷的执剑人感到恐惧，以及对罗辑所代表的绝对权力的恐惧：“罗辑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毁灭世界的暴君”。人们又由集中于解决基本生存转变为关注人权、反对极权统治。于是，就需要换下罗辑这样的人（更不愿意要维德、曹彬那样“野蛮”的公元人），选择程心这样心地善良、代表着爱与和平的女性承担这种威慑任务。
正如这段描写：“看，她是圣母玛丽亚，她真的是！”年轻母亲对人群喊道，然后转向程心，热泪盈眶地双手合十，“美丽善良的圣母，保护这个世界吧，不要让那些野蛮的嗜血的男人毁掉这美好的一切。”人们已经将地球舰队覆灭的惨痛抛之脑后，对美好和善良的追求再次超过了对生存安危的重视。在新老执剑人交接后，罗辑还被以“世界灭绝罪”拘捕了。
仅仅在程心持有发射作为威慑、面对三体世界入侵时应该发射的引力波信号的按钮十五分钟后，三体的“水滴”就向发射器扑去。无法面对两个星球毁灭结果的程心放弃发射会导致两个星系暴露和毁灭的引力波信号，三体的入侵已不可避免。
但是，呈平日久的人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慌。当三体世界要求人们移民澳大利亚时，大家都没有响应。“直到这时，人们仍然幻想着至少一代人的平安生活，所以在智子的讲话发表后，没有一个国家响应，更没有人开始移民。”人类还抱有鸵鸟的侥幸心理，直到“水滴”袭击了几座城市，造成30多万人死亡，人们才在恐惧中开始了迁徙。
但是，人们的侥幸心理还没有彻底破灭。人们还相信智子所说的，“三体舰队到达后，完全有能力使澳大利亚的四十亿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占领者还将帮助人类建造火星和太空中的居住空间，在舰队到达五年后就可以向火星和太空大规模移民，十五年后就能基本完成。那时，人类将拥有相对而言足够大的生存空间，两个文明将在太阳系开始新的和平生活。”
然而三体世界并不给人类存活的机会，而是一步步摧毁人类的抵抗能力、生存能力。在人们缴械、移民后，摧毁澳大利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再然后，就是切断电力和农业生产能力，逼迫“人相食”。“智子环视大厅中所有的人，“粮食？这不都是粮食？每个人看看你们的周围，都是粮食，活生生的粮食。”这时的人类才知道什么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借智子之口说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刘慈欣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看法：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这就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进化的旗帜将再次在这个世界升起，你们将为生存而战，我希望在座的每个人都在那最后的五千万人之中，希望你们能吃到粮食，而不是被粮食吃掉。”
刘慈欣描绘的人类两起两落的过程，是令人震撼的。他所描绘的人类在安全幸福时滋生的同情心、对警惕的放松，濒临灭亡时人类的绝望与狂乱，以及三体一步步将人类逼入灭绝境地的巧妙设计，都很能反映人性的弱点。像人类在澳大利亚被三体设计灭绝（未遂）的过程，与包括罗马人屠灭迦太基城、靖康之难（金军攻克开封）、南京大屠杀等各种屠杀的过程颇为类似（可以看看相关的记述，然后对比。或者刘慈欣就是看过这些记述才写出来《三体》中类似情节的）。这都体现了刘慈欣对人性、人的心理、对人类历史上生存斗争残酷性的深刻认识和生动诠释。
这一节内容，我是对刘慈欣的有相当程度的正面评价的。但是本文主要是为了批评，这一段当然也有需要批评的。
其实以上这些内容，也就是刘慈欣黑暗森林理论的延续及具体化。刘慈欣的这些描述和分析确实很深刻，也与人类部分历史与现实相吻合。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后面也还要多次说），刘慈欣在准确描绘了某种黑暗事实的同时，却将这种黑暗合理化，并且暗示甚至明示这种现实的不可更改性，传达出一种只有放弃善良与同情心、选择残酷与狠毒才能得以生存的价值观。
同样的事实与道理，用不同的感情倾向、描写侧重点，就导向不同的结论、达至迥然相异的目的。而根据刘慈欣字里行间的描述，以及结合全书乃至其个人在其他场合的言行，足以得出其主张在人际族际国际关系及竞争事物中摒弃善意、以恶度人、广用诈术、心狠手辣的结论。除此之外，他还借此想表达或暗示其他一些东西，放到后面再说。
在描述这部分内容时，其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一度是消灭极权的力量之一，但当威胁文明生存的危机出现时，科技却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的土壤。在传统的极权中，独裁者只能通过其他人来实现统治，这就面临着低效率和无数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百分之百的独裁体制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技术却为这种超级独裁的实现提供了可能，面壁者和持剑者都是令人忧虑的例子。超级技术和超级危机结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退回黑暗时代。”
很难判断刘慈欣这段话实际上所想表达的意思。根据刘慈欣惯常表现的政治观点，他并不反对现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不过这段话描写的情况却与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现实非常相似。这段话很精准的论述了科技与极权主义关系的演变。互联网出现时，人们都以为将打破信息封锁促进自由民主，然而如今科技极权、数字极权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立，包括民主国家也无法逃脱监视主义的幽灵。而中国等专制威权国家在新冠疫情下利用科技进行的高强度管控，以及未来在遏制气候变暖中各国所必须采用的集权与数字化管理，这两个事例都高度符合刘慈欣所说“威胁文明生存危机出现时，科技可能成为催生新极权土壤”的论断。那么刘慈欣对这种科技极权是否赞同呢？这是个不太好判断的问题，或者说刘对此并非简单的赞同或反对。
（八）托马斯维德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最能反映刘慈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也可窥见刘慈欣对人的品质、价值的判断标准。
托马斯维德出场后的第一句话，就足够震撼：“你会把你妈卖给妓院吗？”维德问（问程心）。通过这句震撼的话和侧面描写，就把一个冷酷残忍的情报人员形象刻画了出来，也显露了维德凶阴的性格特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有力的说了出来：他突然一改一贯沉稳冷淡的语调，像发狂的野兽般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当发送人类去接触三体世界的计划因运载重量限制而受阻时，维德冷酷的说了句“只送大脑”。
还有这段侧面描写：“有两个显然也是公元人的男犯人冲程心轻佻地打口哨，但看到程心要找的人后他们立刻变得老实了，都赶紧垂头干活，好像对刚才的举动有些后怕。
程心看到这人（维德）第一眼时就知道，他没有放弃，他的野心和理想，他的阴险，还有许许多多程心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弃。”
当然，仅仅这些还不能完全刻画出维德的冷酷残忍。刘慈欣后面还有更多笔墨在刻画维德。但仅仅从这几句，就可以让人们明白维德是个怎样的性格、形象、特质的人物了。维德这样的人物并非只是文学形象，现实中也颇有类似的真实的人。大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小到地方豪强、黑帮首领，乃至学校和单位里既心狠手辣又有手段实力底气的人物，都与维德的某些侧面甚至整个形象吻合。一般人接触到这样的人物，免不了前胸后背头上脚下都冒冷汗，不自觉的就对其产生畏惧，即便是有些心气和能力的人也会在这样的阴狠者面前萎缩几分。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怕他，那他对你施展一些招数之后，那你会比一般人对其更加恐惧敬畏。
而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却是人类的救世主，或者说起码是救世主之一。维德不仅推动了阶梯计划，将云天明的大脑送向三体世界，最重要的是研究了光速飞船，让人类保留了生命的火种。而且如果不是程心中间造成的“破坏”，维德和其他人完全可能将人类带出被二维化的险境，甚至一开始就不会让三体得以打破威慑威胁地球，后来一切灾难也不会发生。
刘慈欣把一个魔鬼般的人物赋予具有天使般的拯救力，正是想表达他借维德之口说出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以及“不择手段的前进”。或者将两句话折合，就是说只有不择手段、不顾人性人权才能胜利，顾忌道德和手段、被人性人权束缚，那就只能失败。这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或者说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而是社达主义中最为阴恶的那一面，即邪必胜正、祛善扬恶才能生存。
这一点在刘慈欣的三体全篇中有许多出展现，对维德的刻画描写则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那么，这样的观点对吗？如果我们纵观人类乃至万物历史，这在很大程度的确是一个客观现实。不谈别的只谈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更多，还是文明消灭野蛮的更多？无疑是前者。精致雅典亡于精悍斯巴达，罗马亡于蛮族入侵，宋明亡于金元和满清，都是众所周知的事例。即便那些自诩文明也的确开创了文明的力量，其崛起与辉煌又何尝不是建立在野蛮残暴、不择手段之上的呢？对古罗马来说，背信弃义的在迦太基人解除武装后将之屠灭，是其称霸地中海的关键；李世民先发制人（当然某些史料看是“自卫反击”，只不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子嗣，才有了后来“天可汗”的贞观之治。除了这些恢宏的历史，市井之中又有多少“好人不长寿，坏人害千年”的例证呢？“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早就有人对此做过精辟深刻的总结。
所以，刘慈欣借维德之口所说的，某种程度确实是现实。
可现实并不代表正确、应当。相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恰恰是在一次次对野蛮的鞭挞、对丑恶的克服中实现的。如果没有对恶的批判与克制，人类如今还在日复一日的相互攻伐中，斩首截肢炮烙凌迟还是家常便饭，人类也不可能沐浴在相对的和平与发展之中。正是无数人对于善的坚守，才让恶一步步被限制和压缩，起码大恶大祸只在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那里不幸的发生，而大多数人都可以相对和平宁静的度过人生。
所以，刘慈欣在三体中所暗示甚至宣扬的极端社达主义观点（没错，是极端社达而不是一般社达），我们只能“扬弃”，知其现实性但更要遏制其现实性，认识到不择手段的可怕后更要坚守良知和理性，去抑制丑恶的滋长与残忍的再生。我们即便是恶留下的产物，也不应该延续恶以生存。就像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远古至近现代各种强奸行为（或者准确说是非自愿性行为）而产生的后代（谁敢说自己所有祖先都是合意性交的产物吗？），我们都是强奸犯的后人，但是我们肯定不应该讴歌赞颂强奸，而是坚决的批判与唾弃之。像日本731部队和纳粹德国进行的活人人体实验，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并且造福着现在的人类，但这完全不能因此而为之粉饰美化、不能将其正当和合理化，更不能允许类似暴行再次发生。
刘慈欣并不是（或者起码不会公开承认是）极端社达主义主张的宣扬者，但是在客观上无疑是暗示甚至说明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与欧美乃至中国许多描绘黑暗和坏人不择手段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同，那些作品是为了鞭挞丑恶讴歌正义，而刘的《三体》却是在描绘黑暗与不择手段的同时千方百计进行合理化甚至颂扬，将之表现为一种悲壮的、伟大的、对延续人类生存发展而言唯一可解的价值与实践。这就很值得警惕与批判了。
关于刘的社达主义价值观，我还会在后面再做批判，现在回到对维德的评论上来。
刘慈欣对维德这个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正面的，他虽然描绘了此人那么多凶恶阴险之处，但是都是为了衬托其目的的伟大、方向的正确、行为的正当。而且，刘慈欣所描绘的维德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维德自己，而是都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维德成了一个谈不上“毫不利己”但明显“利人类”、不是“一身正气”但明显“两袖清风”的英雄人物，所做一切都不是私利而是出于公心。而且这样的英雄人物既让他人惧怕，但是自己却从不对任何压力低头、不畏惧谄媚任何人乃至外星生物（例如在被智子监视、人人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大胆发言，反而故意利用这种监视），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这让他一切“反人类”、“反人权”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正义、无私、必要。
但现实里，像维德这样形象的人真是如此始终正直、执着、坚定、硬骨头吗？从某些方面看或者表面看的确如此，我上面说的从国家元首到黑帮头子，再到学校单位里的狠人，往往也都是威风八面，颇为强悍干练，无所畏惧。可其中绝大多数人（除非真的天下无敌）在面对比起更“硬”更“牛”的人物时，其卑躬屈膝程度往往胜于常人，因为他比常人更知道自己同类有多可怕、比自己强的同类多么不能得罪。而他们面对体制，虽然有时会做出挑衅、反叛之举以对他人显示其强悍、展示力量或仅仅为了自己的舒爽，但更多时候则会服从体制、谄媚体制，对有强制力为后盾的制度和规则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虔敬。因为他们知道，体制的能量是无穷大的，是其个人可以利用却不能推翻的。他们绝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上都腰杆硬直、不卑而亢，而是由于其人格特质和生存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精致利己。贝利亚、戈林这样的人像不像维德？他们在斯大林、希特勒面前又是怎样一副德性（当然他们在后者们临死前又换了一副德性）？他们面对邪恶的制度和环境，是反叛与对抗，还是屈从和利用？
还有，即便托马斯维德成为（代表）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普京那样的最高领袖、独裁者（而非打手），又真的是纯洁勇敢的吗？根据现在披露的各种资料，他们很多时候远比民主国家领袖更加恐惧和虚弱。如斯大林在德国入侵时、去世之前，都表现出恐惧之情，死亡时也不真的“虎死不倒架”。电影《斯大林之死》虽有些戏剧化，但反映的事实基本无误。而毛泽东呢？李志绥的披露并不是孤证，而是可以和多方信息验证，且记录的真诚性黎安友等知名主流学者肯定。而普京在入侵乌克兰遭遇挫败后的表现，也能看出这种“硬汉”的色厉内荏。而刘慈欣塑造的托马斯维德的形象，其实与这些独裁者表面的形象如刚毅勇敢等特征相似，却有意回避这样的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
还有，维德这样的人真的清廉、不利己、为理想献身吗？也真有这样的人，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像他们这样思想和行为的人并不比普通人更少欲望，且其能力手段足以得到更多非法利益，他们又怎能如柳下惠般在权力金钱美色中洁身自好？还是拿那些道貌岸然、冷酷无情的布党高层和纳粹人士为例，如雅戈达、戈培尔，看看关于他们的史书和回忆录，就知道他们比一眼可知的龌龊之人要更龌龊、明目张胆贪淫的人更贪淫（当然相比而言布党比纳粹更加心口不一和无耻贪婪）。他们会为人民奉献牺牲吗？或许某个时间点会的，但是肯定是其贪淫享乐之后，以及使用各种损人利己的方式去奉献牺牲的，绝不会像《三体》中那样悲壮的牺牲。纳粹和苏联的覆灭及曝出的内幕，也证明了其牺牲捍卫的并不是值得的东西，而是肮脏透顶。或者说像东条英机、乃木希典，这些人确实是挺无私奉献的，可是是用几千万中国人、美国人、俄国人/苏联人的生命挣得的他们的“无私”及对日本人的“伟大”。我们难道要这样的人吗？（最重要的是，这世界并非只有这种奉献和存活方式）
可刘慈欣并不描绘这些，而是将维德以及前面的史强，描写成很清廉、寡欲、不会畏惧、不谄媚的人。当然这可以说是因为他们的操行并不是《三体》的重点，所以没必要写他们的贪婪、畏惧、谄媚那一面。于是，维德这样残忍酷虐的人物才反而显得对人类来说十分伟大，史强那样的形象也显得虽不完美但更完整真实。如果刘慈欣写出了这些人贪婪、畏惧、谄媚，其良好的形象就会坍塌，失去了刘慈欣和社达主义者所认为的人物应有的（至少表面上要有的）那套道德操行，就无法塑造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那种英雄了。
这又是当今中国文宣体制下描述历史人物的方式。以前也就是“前三十年”尤其文革那十年，对大人物、正面人物一律以“伟光正”形象示人，没有半点缺点（顶多会有一点平易近人的描写）。而现在不同，对于那些伟人、英雄、正面人物，会有意突出其一些野性、刁蛮、低素质、知识贫乏等特性，但是同时又在涉及根本廉耻的“大节”上绝不“抹黑”，这样让正面形象更加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可这种人性化、真实、有血有肉，其实是回避了许多其更多更重要的作恶甚至犯罪的事实的，是用小的“毛病”遮盖真正的龌龊肮脏，用戏剧化的顽劣带过血淋淋赤裸裸的暴行。这种描绘我在本文前面涉及“毛泽东批示”那点就提到了，刘对维德、史强这种人物的描绘方式，立场和动机与之一脉相承。
刘慈欣刻画的维德这样的人物，及其他与之相关的描写叙述，都在强化“不择手段的前进”和“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观点。刘不仅是在描述一种客观事实，还有主观上的赞成与褒扬，这是其与其他传世文学佳品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值得批判之处。
还有，前面已经提到，刘慈欣描绘的维德和史强这样的人物，代表的是统治机构的暴力机器（或者说是他们其中之一员），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林冲、杨志、鲁智深这样的体制的反叛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相对抗者。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于叶文洁等受害者和反叛者颇有微词，但是对于人类秩序的捍卫者则不吝赞美，这也可以反映刘慈欣骨子里的保守主义特质及《三体》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确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其社达不是为了变革，而是为了让旧秩序更加稳固。这更显出刘慈欣及《三体》价值观的丑恶和反动。
十分讽刺的一点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这种捍卫体制和旧秩序的保守反动，与其所赞扬的毛泽东所持的反传统反秩序思想形成鲜明对比。刘慈欣在书中和采访场合多次对毛泽东有所赞美（或起码在提及时不贬抑批判）。毛泽东罪恶罄竹难书，文革也是亘古未有之浩劫，但是恰恰有一点可取的，就是其对体制性压迫的反抗、对传统秩序和思想意识的反叛（虽然这个过程及之后建立了恶劣的体制、更暴虐的秩序，也造成了更残酷的压迫，但前面毕竟是在对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旧规则旧秩序旧道统的反叛和反抗），一种打破旧巢窠束缚的反抗精神。这可谓是毛时代文革酷虐中唯一的亮色。刘慈欣一再为毛泽东贴金、为文革作恶者及相关体制和组织洗地，却与毛主义及文革中唯一可取可敬之处背道而驰，可知其与人道主义及进步潮流多么“恰巧”的完全相逆，又与丑恶反动保守多么高度一致。
（九）程心
程心，是刘慈欣着墨最多、被《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批判最狠、本书争议最大的人物。简单来说，她就是托马斯·维德的反面，当然详细说那就复杂多了。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也是书评的重点，所以还是要详细说。
“圣母”，是《三体》及刘慈欣粉丝最常称呼程心的词汇。当然，这并不是赞美，而是深深的鄙夷。如果了解中国互联网语境，就会知道，“圣母”这个词在中国网络上不仅不是好词，还是个特别有恶意的诋毁谩骂之词。这同样是和高度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中国现实高度相关的。
不过，“圣母”这个词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本意，倒和西方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是指爱心泛滥、对一切都爱与包容、反对所有仇恨和压迫的人，只是中国和西方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好吧，准确说是“部分中国人与部分西方人对这种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这种“圣母”的定义中还包括不分是非、没有黑白对错观念、没有立场和原则、一味输出爱心和同情心的特点。
中国人是恨透了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种“圣母”只会坏事，出卖自己国家民族群体的利益，最终害人害己。在中国这个丛林社会，也的确会经常出现这种后果。
我总说中国、中国，难道世界不是这样吗？西方发达国家不是吗？世界的确到处存在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西方也不乏各种“农夫与蛇”的故事在现实上演。我在前文一再说这个世界仍然是丛林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世界所有地区所有群体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生活的，有和中国并不一样（哪怕根本上“质”一样，但是“量”上有很大区别）的、“圣母”很多且可以好心得好报的社会的。被他们攻击诋毁的西欧和美国左派中起码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对此没有同情支持，而是更加愤恨。不知道是嫉妒还是不相信，或者兼而有之（没错，这两个看起来不能同时对同一个对象兼而有之的，中国人能（又要更正下，是“部分中国人”能））。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世界上真有爱与和平，或者说极为嫉恨，于是疯狂攻击各种他们认为的“白左”、“圣母”乃至这样的虚构人物形象。而《三体》中的程心就是靶子之一。当然，痛恨程心的还有一种人，这种人后面再说。
程心这个名字一出现（人物还未正式出场），就被读者谩骂（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了后面的一些内容，或者读过了又从头看起，然后又在这里作注）。而她正式出场，也就是在云天明要被安乐死（未遂）的时候。她救下了云天明，然后说了句“你知道吗？安乐死是为你准备的”。这句话被无数人喷了无数次无形的唾沫。
当然，看这个情节，程心是该被喷被骂，因为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维德、史强、章北海、罗辑做的，这些人也就不会如此谩骂了，甚至觉得是其舍小取大的果断行为。然而程心不能这样做，因为她是“圣母”，有了道德枷锁，再做什么都要被检视。当了好人就不能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虚伪”、“双标”，哪怕其远远不如批判者虚伪和双标。
说到这，很多人一定觉得我这是故意在较真，一个故事情节罢了，读者也只不过是在为虚构的故事而谩骂，也就图个发泄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也就没必要说这些，甚至整篇文章也都没必要写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文学作品及与读者的互动，深刻反映着现实世界及现实中人的判断与选择。
程心参与“阶梯计划”那一部分，倒是没人喷程心，这些技术问题上也没什么可喷的，相反人们应该对其技术水平感到佩服（但是这不影响后面继续喷她），甚至还有人为刘慈欣描述的女性刻板印象而进行批评。这在中国读者中倒是少见的现象，或者后来才逐渐出现。
然后，就是程心知道云天明给他送星星，然后竭力阻止云天明被“安乐死”然后未果的情节。程心知道了云天明对她的爱，于是想挽回一切，这顺理成章，也说明她前面让云天明安乐死并不是负心之人而是无心之过。可是，这里又是对她“虚伪”的一片骂声。她真的虚伪吗？显然不是。真正想谴责，不是应该谴责不择手段、明知云天明是程心所爱还要为完成任务（或者故意如此做一个不可笑的恶作剧）的维德吗？当然，这样说又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较真、没意思了。但是我觉得那些批判程心忽视维德的，在现实里大抵也是这么做的。谴责一个老好人没什么风险，去攻击有攻击性的人就麻烦了。而且还是前面说的，人们总是对好人求全责备，对坏人就是“他坏在情理之中没必要谴责”了。人们对艺术人物的看法，一直都是现实里的反映，只不过有时候会夸张一些，但是本质还是现实的映射。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的切入点，是她参与竞选执剑人并当选。人们将代表爱与和平的她选为执剑人，取代了已变得严肃坚韧的罗辑（以前他是玩世不恭的），更没有选择和维德类似的曹彬、毕云峰等人。于是这就埋下了人类丧失对三体世界威慑力的祸根。而程心在三体探测器“水滴”攻击威慑设施时的懦弱，犹疑，则成了读者密集嘲讽谩骂的焦点区域。这段表现，也是程心被攻击谩骂讥讽的核心因素，即她这种“圣母”的爱心与软弱是会坏事的。
其实，我倒对这段内容中对程心的嘲讽谩骂很能理解，也比较赞同。刘慈欣编排这段内容，某种程度也确实是有很大合理性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白左”、“圣母”的人，这的确是其致命缺点，虽然未必是其中每个人都有的致命缺点。善良之人总是不想伤害别人，更不愿意去毁灭、同归于尽，甚至想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而如果其肩负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那这种行为就会导致全国全民族的集体沉沦或毁灭。这也的确是良善者的弱点，也是阴狠者的优势。
可还是像我前面所说的，这是事实，但应该如此吗？为了胜利，我们一定要变成恶人吗？并不见得。我们并不是不能培养出“行霹雳手段，保菩萨心肠”的人，现实中也并不乏这样的人。二战期间，德日军队凶残无比，而美军则被视为“少爷兵”，可美军最终战胜了日军，德军在西线的失败美军也是首功。这和武器装备有关，但是美军也没普遍贪生怕死。至于当今的“白左”政治家，很多时候只是想恪守原则不让国家世界陷入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罢了，真的动起手来那些凶顽残暴之辈未必是对手。甚至，“白左”在正义信念下更加坚定。三百年前的罗伯斯庇尔不是“白左”吗？照样让顽固保守的旧贵族纷纷断头。
当然，像程心这样性格和价值选择的人，的确不适合承担这种需要杀伐果断的任务。人类如果都变得软弱，丧失了警惕性与战斗性，也确实可能被那时还残存的少数疯狂顽固之徒“团灭”。刘慈欣的本意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客观上提醒了我们，在持守善意之时，也不要放下手中的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以死相搏甚至同归于尽，是否真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乃至对对手），或者这种心态博弈是否最好的威慑？大多数《三体》和刘慈欣粉丝都会说“是”，我的看法则在是非间摇摆。确实，越是抱定同归于尽的方式，越是可能在博弈中胜出，这就是“看谁先怂”游戏的核心。但是如果没有人肯低头，那这个世界就会在不断耍弄这种游戏中毁灭。或者，各方都会因此绞尽脑汁强化自己、削弱对方，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人类丧失良知、对对方赶尽杀绝或者绝对压制，道理永远干不过拳头，仇恨与弱肉强食在智力加持下膨胀，人类世界会变得比动物丛林更丛林。至于威慑平衡，有永远的平衡吗？不会有失控的一刻吗？这样的世界真的好吗？谁能肯定自己是最终胜利者？或者说有最终胜利者吗？那些失败者就应该仰胜利者鼻息而活吗？这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明世界吗？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这样做的人就会胜利，就会统治群体、区域、国家、世界。那样的世界，当然是地狱。所以，为了对抗魔鬼，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只是希望是个还不那么恶的魔鬼，或者最好是有魔鬼的手段但是却有天使的心灵。可天使的心灵在这样的博弈和生存竞争中怎可能不被污染？
程心下一个被嘲讽攻击的点，与前面的原因大同小异。程心阻止了维德等人研究光速飞船，要他们放弃与政府的对抗放下武器。而这，也就注定了人类几乎全员的灭亡。而讽刺的是，她最后却成了极少数没有随太阳系二维化的幸存者之一。她的阻止导致太阳系人类的几乎全灭，却得以逃生，不被骂才怪。
可这同样是她好心办坏事。或者，正是她好心总是办坏事，所以才更令人憎恶。如果是坏心办坏事，像维德、叶文洁，人们反而不会那么攻击谩骂了。这又是前面说过的，不再絮叨了。在这一点上，她被骂也是理所应当。可是我还是想强调其好的初衷，因为“本意是好的”已经是现实世界中稀缺的东西了，而好心办了坏事，并不总是会发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几率还是低于50%的。
其实，刘慈欣文章中也写了许多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程心正面的、闪光点的情节，例如放弃联合国为购买云天明送给自己的星星可以支付给她的巨款而是选择捐出、为责任冒险与云天明见面、为宇宙重启而放弃小宇宙来归还宇宙质量，这些也都得到了很多读者的称赞。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谩骂程心？这两波人有重合吗？
有部分重合。有些人就是可以将一个行为连贯的人割裂评价，肯定其某部分却唾弃其另一部分。如果其一部分值得肯定，另一部分值得唾弃，那这样当然可以且非常应该。但对不应当唾弃或者应该更加全面客观评价的，却一股脑否定，或者否定也否定不到点子上而是乱喷乱骂，就属于愚蠢或者道德败坏了。
还有一部分并不重合，其一以贯之对程心是谩骂的。除了前面我所说的嫉妒或者认为程心这种“圣母”不可信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更加可怕了。也就是那些恶人、恶棍，包括道貌岸然的保守主义者和青面獠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些人谩骂程心及所有“白左”、“圣母”，是因为他们内心非常恐惧世界变的爱与和平、他们被排挤或者同化。为了他们自己继续以恶生存下去、为了他们恶的价值观永世长存，达到其各种现实利益和价值利益目的，他们要对“白左”、“圣母”百般诋毁、全面否定，批倒批臭，这样他们所推崇的丑恶价值观才能继续大行于世，这些人也才能继续如鱼得水。这样的人在世界很多，而在中国尤其多。
值得一提的是，刘慈欣本人对他自己塑造的程心这个人物看法也颇为负面，不是说他不满意于程心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是说他就是反感程心这样特质的人。所以，刘慈欣本人也属于以上那些攻击谩骂程心的人之一，且他的看法更加深刻（自己塑造的形象认识能不深刻吗），所以他的阴恶也更可怖。
最后说一下我对程心这样的人的评价，我认为就是六四开，六分正（不是六分“对”）四分谬，其品质可嘉但价值选择很多时候不可取。如果爱与和平能解决世上一切，天下大同早就实现了。为了正义，我们不得不做些不好的准备罢。
（十）性别偏见争议
刘慈欣的《三体》出版后（尤其被翻译成英语等外文并获雨果奖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中一项争议，就是认为他在作品中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偏见。
我在阅读了全文后，发现的确是这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他对叶文洁、绍琳及女红卫兵的刻画反映了歧视与偏见。其实何止如此，全书更多处及整体更是有着普遍的、明显的性别歧视与偏见。
在全书中，刘慈欣刻画了十多个主要人物形象，大多数是较为正面的人物（起码这些人“本质是好人”），这些人大都在拯救地球中付出很多牺牲并做出卓越贡献。而这些人物除了被设置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萨伊为女性外，其余均为男性，如罗辑、史强、章北海、托马斯维德、曹彬、泰勒、雷迪亚兹、汪淼、常伟思等人。即便明显属于正面形象且有较大贡献的萨伊，也属于出场次数有限的配角。而为数不多负面的形象，则几乎让女性“包揽”。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女红卫兵，后面还有专门对女性形象的丑化。在《三体》末尾部分，写到太阳系二维化、程心和艾AA乘坐光速飞船离开时，其他试图逃离者发现他们时的情景：
“快看，那艘船怎么加速那么快？！”一个女人尖叫道。
“哦，天啊，里面的人会被压成肉膜的。”一个男人说。
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你们这些白痴，那样的加速飞船也会被压扁！可它没有，那不是聚变发动机，那是空间曲率驱动！”
“曲率引擎？！光速飞船？！光速飞船！”
“看来传闻是真的了，他们自己在秘密建造光速飞船，自己逃跑……”
“啊呀呀呀呀！啊！！啊！！！”这是第一个女人的声音。
“前面的，拦截它！撞死它！！”
又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啊！他们能达到逃逸速度，他们能逃掉！他们能活！！啊啊啊！！我要光速飞船！！拦住它呀！掐死里面的！！”
对女性的丑化不言而喻。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负面形象的小人物，例如驱赶走罗辑的居委会主任也是女性（当然现实中居委会主任大多数的确是女性）。
还有对女性的物化。例如罗辑的妻子庄颜，就是一个被高度物化的女性形象。当然，这不完全是刻板偏见，而是刘慈欣为剧情需要（如衬托罗辑性格及其变化）有意设计的人物形象。但是反过来说，其他丑化女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设置就不是必须的了，负面人物不是必须设置为女性的了（可刘慈欣却这样设置了）。
程心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圣母”形象，就是女性，而且书中若隐若现的暗示正是她的女性气质（“圣母”），让她“败事”了。这在前面专门分析程心那一节已有阐述分析，就不重复了。程心也是刘慈欣在《三体》中，将性别歧视与刻板偏见渗透最悄然而深入的女性人物形象。
而与程心性格脾气相反的女科学家柯曼琳，则是那种粗鲁的、且还喜欢雌竞（女人难为女人）的女人。
“用资源改变原理？”一个叫柯曼琳的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用轻蔑的口吻说，她是来自欧洲航天局的高级顾问，觉察到了男人们集中到程心身上的那种眼光，她感到很不舒服。
……
又响起几声笑，柯曼琳笑得最响，“亲爱的，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卡通式的场景……”在越来越多的笑声中，她接着说，“你最好重做一遍大一的作业，算算推重比。”
……
男人们的目光依次从程心身上移开了，现在他们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她所说的话，对她的欣赏暂时顾不上了，只有柯曼琳始终盯着程心看，好像不认识她似的。
……
她把文件举了几秒钟，并没有把它递给谁，而是狠狠地摔在地上。
“见鬼！”柯曼琳气急败坏地大叫。
……
“你，还有你，”维德指指程心和柯曼琳，“以后不允许出现这样没有意义的精神失控”。
由于篇幅问题及相关内容分布的琐碎，所以我无法将《三体》中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一一列举，但是以上的例子已经足够，其他的读者们其实也都看过，并不需要我一一列举和重复。
这些可以说毫无疑问是性别歧视和偏见。但是，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客观事实呢？即女性是否的确是这样的？
以我的个人意见，首先，根本上说，刘慈欣刻画的这些女性的负面所作所为及负面人格特质，尤其各种丑恶言行，是男女共有的，并非女性独有。其次，的确在某些程度上某些情况下，女性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一些与上述被丑化或刻板化的形象或言行等，存在某种有别于男性的特质。但是，程度远没有刘慈欣这样刻画的严重。
而且，究竟是她们天生就如此，还是男权社会将其塑造和规训成这些样子？这个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
我认为，这当然是后天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而非先天必然的情形。女性在有些事情中、情境下存在较突出的偏狭、反智、物化、柔弱，是被社会准确说是男权社会所制造、诱引、逼迫出来的，刘慈欣的《三体》就是参与制造、诱引、逼迫的其中一份子。这就像说“农民工文化素质低”，并不是农民工素质天生就低，而是他们往往处在恶劣的家庭、社会环境中，没有条件得到良好的教育和良善的外部环境塑造，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天然的低素质劣根分子。我们要做的是同情和改变，以及对造成这种后果的人或制度环境进行谴责，而非对这些受害者鄙夷讥讽、指指点点。
同理，女性出现一些偏狭、反智、物化、柔弱的特性，并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不是男权社会压迫女性、归罪女性的借口，相反她们是受害者，她们这样反而需要男权社会承担责任，通过对制度、文化、习惯的改变，缩小甚至消除非生理的性别差异，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和性别正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男女在某些特质上的差异，其差异程度是远小于男性内部、女性内部的差异的，也普遍小于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无论生理还是非生理方面，男女的共性都远大于“个性”或者说特异性，非生理方面尤其如此。对性别差异，人们可以讨论、有各自的观点，但是不应该因此限制、迫害任何性别（包括跨性别者）的各种基本人权和学习工作生活各项事务中的自由选择权。以这些非自愿性差异来评断、规训、责备男女或其他任何性别/性别认同者，都是谬误的、应被批判的。
那么，《三体》中有这样多的性别歧视和偏见，是不是代表刘慈欣本人有这样的性别歧视和偏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刘慈欣在采访中否认了这一点，但是其否认并不成立，因为与事实相违背。或者说，即便刘慈欣没有主观上歧视的故意，也有客观上歧视的实质。刘慈欣在展示被认为在女性身上比较凸显的某些特质时，显然是歧视性的立场，而非认为需要同情和改变的态度，更不是为了特意以此揭露和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影响和规训。
此外，刘慈欣还曾经在一场和学者江晓原的辩论中假设，如果世界末日，只剩下他、江晓原和现场一位女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刘慈欣站在“吃”的一方。虽然这很大程度只是个假设，但刘在假设中将对象设置为“美女”（即便当时他们身边确实有个女主持人），即一位女性，本身就含有将女性作为牺牲品的意思。即便不深究，这也足以反映刘慈欣对女性的某种不良的心理和价值取向。即便作为玩笑，也是不合适的。而且刘慈欣还认真的和江辩论，说明他并没当成个玩笑，而是将假设当真的一般对待。
（十一）大众的形象
刘慈欣在《三体》中，对人民大众不仅没有赋予团结、勇敢等特质，反而给予了极为强烈的贬低与鄙夷。在刘慈欣笔下，大众是自私的、盲从的、虚弱的、野蛮的，是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
除了前文提及的红卫兵批斗叶哲泰、地球二维化时女逃难者喊叫，还有不少反映大众劣性的情节。
例如罗辑根据黑暗森林法则预测的一个恒星被摧毁，此事公开时正逢星际舰队毁灭，大众把罗辑当成神一样的人进行朝拜以图在危机中幸存：
“看到罗辑停下，人群便向他移动过来，在距他两三米处，前排的人极力阻挡住后面人群的推进，然后跪了下来，后面的人也相继跪下，发光的人群像从沙滩上退去的海浪般低了下去。
“主啊，救救我们吧！”罗辑听到一个人说，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嗡嗡的共鸣。
“我们的神，拯救世界吧！”
“伟大的代言人，主持宇宙的正义吧！”
“正义天使，救救人类吧！”
……”
当罗辑表现出无法解决危机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及对待他的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弯：
在一个冷雨霏霏的秋天的下午，新生活五区的居民代表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罗辑驱逐出小区，理由是他影响了该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在雪地工程期间，罗辑常常外出参加会议，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小区里度过的，他就在自己的居所中同雪地工程的各个机构保持联系。罗辑恢复面壁者身份后，新生活五区就处于戒严之中，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影响。后来，随着罗辑地位的衰落，对小区的戒严也渐渐松懈下来，但情况更糟：不时有城里来的人聚集在罗辑所住的楼下，对他起哄嘲骂，还向他的窗子扔石块，而新闻媒体对这景象也很感兴趣，往往来的记者和抗议者一样多。但罗辑被驱逐的真正原因，还是冬眠者们心中对他彻底的失望。
……
面对着这个已经耗尽了一切的人，主任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她总觉得不管世界多么黑暗，总在冥冥之中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终极的公正，罗辑先是证实了她的感觉，然后又无情地打碎了它，对他的失望曾令她恼羞成怒，她冷冷地宣布了会议决定。
……
“呀，他好像是面壁者呀！”于是孩子的父母也都回头看他，他只好承认自己就是罗辑。
这时，车内响起了《山楂树》。
车停了下来，“下去。”孩子的父亲冷冷地说，母亲和孩子看他的眼光也如外面的秋雨般冰凉。
罗辑没有动，他想听那首歌。
“请下去。”那男人又说，罗辑读出了他们目光中的含义：没有救世的能力不是你的错，但给世界以希望后又打碎它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
……
一路上很顺利，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有人认出了罗辑，于是车里的人一致要求他下车。罗辑争辩说自己已经输入信用点买了票，当然有权坐车。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拿出两枚现
在已经很不常见的现金硬币扔给了他，他还是被赶下了车。
“面壁者，你背把铁锹干什么？”车开时有人从车窗探出头问。
“为自己挖墓。”罗辑说，引起了车里的一阵哄笑。
面壁者、民粹主义者、委内瑞拉总统雷迪亚兹，在结束面壁回到祖国时，被知道他试图用同归于尽方式对抗三体的民众乱石砸死：
雷迪亚兹高举双手，含着热泪对着拥向他的人潮深情地呼唤道：“啊，我的人民！”
他的人民扔来的第一块石头打在他高举的左手上，第二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前胸，第三块砸在前额上并击倒了他。随后，人民的石头像雨点般飞来，最后几乎埋住了他那早已没有生命的躯体。砸向面壁者雷迪亚兹的最后一块石头是一位老太太扔的，她吃力地举着一块石头一直走到雷迪亚兹的尸体前，用西班牙语说：
“恶人，你要杀所有的人，那里面可是有我的孙子，你竟想杀我的孙子！”
说着，她用尽力气，颤巍巍地把手中的石头砸到雷迪亚兹从石堆中露出的已经破碎的头颅上。
还有一些细节，也能看出刘慈欣对大众的鄙视态度，例如在申玉菲丈夫魏成口述自己一些经历时夹杂的这段话：
对来这里的游客和香客都没什么好印象，那些游客根本不知道是来看什么的，只是东跑西窜地照相；而那些香客，看上去普遍比游客穷得多，都处于一种麻木的智力抑制状态。
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下面这段描述人类在星际舰队毁灭后悲观绝望，所以十万人聚集在一起进行裸体性派对的情景：
整个广场上白花花的一片，那些白色的颗粒蠕动着，像一锅煮着的大米粥。
“那都是人吗？”罗辑疑惑地问。
“裸体的人，这是超级性派对，现在人数已过十万，还在增加。”
当然，刘慈欣也在本书中描绘了一些平民大众人性的善良与大爱。例如在描写太阳系二维化时有这么一段：
在飞船A.I.拉出的一个放大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对情侣拥抱着跌入平面，二维化后的两个人体在平面上并行排列，仍能看出拥抱的样子，但姿态很奇怪，像一个不懂透视原理的孩童笨拙地画出来的。还有一位母亲，高举着自己还是婴儿的孩子跌入平面，那孩子也只比她在三维世界多活了0.1秒，他们的形体也生动地印在这幅巨画上。
但是这样的描绘凤毛麟角（这都有些夸大了，似乎很正面描绘大众的只有上面这一段），绝大多数关于平民的描绘都是贬斥性质的。而且要注意到，刘慈欣对大众的赞誉仅仅指其对家庭成员的爱，而非公共领域的利他、为公。这虽然是陈述某种事实，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慈欣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立场（重视传统家庭、轻忽公共领域，是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
刘慈欣对大众的描述，很符合《乌合之众》等批判大众（或者说“群众”）劣性的那些学术分析所说的那样。其他也有不少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大众的劣性，不过很少有像刘慈欣描述的这样生动、恶辣。
刘慈欣的这些描述，确实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大众的真实一面。而在中国，大众的这种劣性更为普遍突出。
但是，与前面各种描述一样，刘慈欣在陈述事实的同时，并不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而是纯粹的冷嘲热讽。刘慈欣对大众的理解，不是那种深刻的同情式理解，而是嘲讽式理解。这与鲁迅那种强烈批判国民劣性，但是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同情之心、善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性质和导向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刘慈欣所描绘的是未来的世界，且其设定的场景尤其“大低谷”时代后的人类世界，很多时候是非常发达的，人民也是善良和有素质的。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应该出现类似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公民社会的，民众也有一定的参政素质。但刘慈欣并没有描述任何有公民素质的大众，也没有描写公民社会（只有极少数提到类似的东西，例如市民对议员扔西红柿，还是贬抑）。相反，《三体》中却有很多英雄人物。当然，这同样可以以严苛的言论审查环境严酷来辩解。可是，根据刘慈欣在本书中及其他场合的价值取向，根本上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即便没有严苛的言论审查，他同样不会写公民社会，或者说不会写公民社会的“好”。
（十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相对于粉饰独裁者、性别偏见、鄙视大众等属于刘慈欣思想“枝叶”的东西，其社达主义价值才更是刘慈欣及《三体》的“躯干”。
关于刘慈欣在《三体》中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并不需要我再列举新的例子，前文中那么多分析和举例，几乎处处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核心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八个字也是自然界进化论的核心，社达则是将此从自然界搬到了人类社会之中。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却可以包罗万象。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有许多分析研究，我在此就不搬运了，直接针对刘慈欣的《三体》及刘本人进行分析。
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可以说这三要素就等于小说的全部内容。而刘慈欣的《三体》，其人物、环境、故事情节，都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
维德、史强、章北海，就是依靠不择手段，达成其重要的目的。而且，是必须使用在文明社会评价体系下不应该乃至坚决反对的方式，才能达成其重要目的，拯救人类。维德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而另外两人不算完全的社达主义者，但是有时会表现出社达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行动。而程心，则是他们的反面。程心的思想和所作所为，都很合乎文明环境下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要求，甚至还非常有爱心、特别善良、高风亮节，可这些德行却正是其失败、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人类灭亡的关键。借用一句诗就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些当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特征和表现。
而文中对于环境背景的设计和描述，同样令人感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凸出。“黑暗森林”理论及现实，就是社达色彩最为凸出之处。此外，诸如文革的背景和叶文洁的遭遇、人类与三体较量的过程、“乌合之众”即各种大众式人物在文中的表现，都在反映这个社会的残酷与黑暗，强权、恶人、心狠手辣、谎言与背信、欺软怕硬欺善怕恶……无不是在告诉读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才是社会法则的基础和主流，也只有适应这种生存法则才能胜出或起码存活，拒绝甚至对抗社达规则，那不仅无法生存，死的连渣都不剩。
不仅从小说基本要素看，《三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处不在。按情节先后的时间和叙述顺序，社达主义也贯穿了整个小说故事的始终（虽然小说的开篇部分和回忆叶文洁经历的文革部分极少涉及三体世界，但这些人类的尔虞我诈都为后面人与三体世界斗争起了引子、做了铺垫）。人类与三体世界斗争的过程，跌宕起伏的成败得失，都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有关。
人类和三体的交手过程简化后是这样：人类社会自身的不公正与迫害，催生出了叶文洁这样的反叛者。而另外的一些反叛者却是因为生活太过优越、道德感正义感太强而加入反叛邪恶人类的大军。人类反叛者引来三体世界入侵后，地球为对抗危机陷入大低谷。但大低谷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给岁月以文明”，实现复苏。但复苏后人类丧失了警惕性与危机感。同时，三体世界在得知人类思维的不透明后，学会了欺骗，成功的让人们麻醉在和平的幻梦中，然后在星际战役中一举击败了人类。而人类通过建立黑暗森林威慑体系，又从绝境中复苏。但复苏后“故态复萌”，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这里‘人权’也包括其他星球生命权）”而放松警惕、变得柔弱和不设防，选择了程心这种“圣母”做“执剑人”。然后人类因此再一次几乎落败。可获胜的代价则是让地球和三体世界都暴露在宇宙的黑暗森林打击目标中。而人类再次因为强调道德和“人权”丧失了逃脱黑暗森林打击的机会，最终除极少数人之外都走入死亡。
显然，这一切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现实及社达思想在现实层面的胜利。被道德和法律禁锢就会失败，顺应人性乃至宇宙恶的一面就能生存。
一部小说的思想意识，很大程度（甚至是完全）就是作者本人自己的思想意识。《三体》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大抵也是其本人所赞成和拥有的。而且，刘慈欣的作品中，并不是只有《三体》这一部如此。在刘慈欣另一部作品《球状闪电》中，同样有明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例如女主角林云就是通过同归于尽式的方式，逼迫敌人放弃入侵，让自己国家赢得了战争胜利（或者说从失败边缘挽回危机，实现停战）。
《球状闪电》中，还有更加露骨的社达主义倾向的内容。
“是啊，爸爸，当时听完我的话，您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两张照片，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只是有一张的一角烧焦了，另一张上面有些褐色的痕迹，后来知道那是血迹。照片上是一个三口之家，父母都是军官，但他们的军装与爸爸的很不一样，戴着当时爸爸还没有的肩章，那女孩儿岁数和我差不多，是个很漂亮的小孩儿，皮肤白里透红，像个细瓷似的，在北方生长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皮肤，她的头发那么黑那么长，一直拖到腰间，好可爱的。她的妈妈也很漂亮，爸爸十分英俊，真是让我羡慕的一家人。可您告诉我，这是两个敌军军官，都在我们的炮击中阵亡了，打扫战场时分别从两具尸体上找到这两张相同的照片，现在，中间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没有妈妈，也没有爸爸了。”
将军说：“我还对你说，那些杀死你妈妈的敌人并不是坏人，他们那么做因为他们是军人，必须尽自己的职责，就像爸爸是军人，也要在战场上尽职责去杀死敌人一样。”
……
南疆战场上，我的一个战友被它的尾巴舔了一下，结果他身上的皮一碰就掉下来，活着还真他妈不如死了，就在野战医院，他趁人不注意用手枪自我了结了。当时我就想到最后在医院见到的妈妈，她全身的皮肤也都溃烂了，她的手指肿胀发黑，连用手枪自我了断都不可能……这经历可能会使一些人一生远离武器，却也会使另一些人迷上它，我属于后者，恐怖的机器潜藏着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像毒品一样迷住了我。”
……
“云啊，我们两个女人，为了理想和信仰，为了祖国，走上了这条本不该女人走的人迹罕至的路，在这路上我走得比你长，所以对它的凶险知道得更多一些。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包括人们认为最轻柔最无害的那些力量，都可能变成毁灭生命的武器，而这些武器中有一些之残酷之恐怖，你不亲眼看到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一个你认为像你妈妈的女人还是要告诉你，我们的路没有错，我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希望你到我这个年纪时也能这样。孩子，我已搬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以后也不会再和你联系了，在告别之前，我不送你空洞的祝福，祝福对一个军人来说毫无意义，我只给你一个警告：那些可怕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落到你的同胞和亲人的头上，落到你怀中婴儿娇嫩的肌肤上，而防止这事发生的最好办法，就是抢在敌人或潜在的敌人前面把它造出来！孩子，这就是我所能给你的祝福了。”
这些文字究竟在传达什么信息，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说其具有社达色彩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需要补充一下，最具震撼性的社达词句是这个：
“斩尽杀绝，这是对一个文明最高的重视。”
除了书中的东西，刘慈欣还在现实中有所表现。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和一位学者辩论“为延续人类文明要不要吃人”的话题时，倾向于为达成人类延续的目的不惜吃人的“不择手段”立场。此外，他在接受一些采访时，也表达过一些倾向，例如赞同新疆“再教育营”政策。当然，他也表现出过一些中性的态度。例如在接受一位媒体人李佳佳采访时，其评论事情就没有明显的情绪，而是温和理性，说的也颇务实中立。
正如我开篇所说，我当然没能力透视般看到刘慈欣脑子里边究竟在想什么，一切只是根据情理的推测。我评价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者社达主义的支持者，我认为还是符合事实的。
回到《三体》，这部书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种特征和表现，最重要的是，书中对于社达主义或者说“弱肉强食、不择手段”是倾向于支持同情而非批判反对的。这也是其与其他反映人性黑暗、社会丑恶的作品所不同的。这又是前面已经谈过的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必要再说一次。所以，综合《三体》的内容广度深度、思想倾向、暗示主张、现实影响，足可称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恢宏史诗”。
其实，之所以认为《三体》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读者中有很大比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崇拜黑暗森林法则，对托马斯维德、史强、章北海等人十分佩服，推崇书中“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的思想，进而对《三体》全书强烈推崇、对刘慈欣高度崇拜。。正是这些人的理解与解读，让本书原本就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更加浓厚。这也正是我要说的，《三体》的火热不仅在于书中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还在于其与现实中国人的价值观相辉映，昭示着21世纪中国高知群体社会达尔文化的客观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底至今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生活普遍艰难。这给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记重击，让他们发现“有本事”、“奋斗”仍然不能得到收获。这导致社达主义有所衰落，而又刺激了中国青年毛派的崛起。但是如今中国青年毛派仍然具有强烈的社达情结。巧合的但某种程度也必然的，刘慈欣的《三体》不仅迎合了社达主义者，也迎合了青年毛派，所以《三体》在疫情爆发的当下依旧火热。
（十三）“是什么”之后“怎么办”？
显然，我已经将一些问题重复的叙述、分析了。所以在综述部分，我也就不再重新列举内容，而是根据前面已写内容为基础评论分析。
综合我在以上具体叙述分析中强调的重点，我对于刘慈欣所说的各种黑暗丑陋的现实存在是承认的；而在这样现实的成因和责任问题上，我和刘慈欣的观点有分歧；但在如何对待这样现实的问题上有根本不同（哪怕有些非质的层面恰恰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是什么”上我和刘慈欣观点某种程度很相近，在“为什么”上有重大分歧，在“怎么办”上的选择有质的不同。
借用几句俗语谚语名言来概括“是什么”，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在凝视深渊时（与恶结怨，交锋），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可能在反抗中变成一样恶的人，反之可称为‘宽顺者’）”、“好人不长寿，坏人万万年”……那么，我们到底要做“君子”、“高尚者”、“宽顺者”、“好人”，还是去做“小人”、“卑鄙者”、“恶人”、“坏人”？
如果在这样的简单条件下，人们还可能有许多选择前者的，那么再逐次增添条件，即失败者者重要利益受损/很在乎的东西被损害呢？严重受损/很在乎的东西严重受损呢？自身无法生存呢？国破家亡、重于生命的东西也会被以残酷方式毁灭呢？还选择前者吗？
如果再增加条件，好人未必完全好，坏人未必完全坏；好事未必全是利，坏事未必全是弊。选择做“小人”那一串有了更多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那又如何选择？然后还能增加许多加大或“减轻”选择难度（“减轻”选择难度未必是真的“减轻”）的条件，然后又如何选择？
这类讨论并不鲜见，尤其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思想自由的发达民主国家。但这些讨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共识。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则鲜少类似讨论，但是现实中却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选择（虽然未必像所述那些谚语所说的善恶正误那么分明），至于选了什么应该众所周知。当然也不止中国，全人类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选择。而刘慈欣的《三体》，则是将这样的问题更加深刻和尖锐的提了出来。维德的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则是刘慈欣针对问题给出的浓缩版答案。
现实的选择当然更加复杂，可是总是有相对的正邪与胜负、善恶与兴衰。我们在很多时候，尤其攸关个体、家庭、社群、国家、人类命运的时候，往往必须要选择。我们每个人人生都可能会参与这种选择甚至参与许多次这样的选择。或许我们不需要丧心病狂，并不是每一次都选择为生存而变得邪恶，可终究不会干干净净。
（因matters字数所限，最后一章（关于刘慈欣”，在评论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