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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何清涟：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2020 年 10 月 17 日

野兽按：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

从政府廉洁这一角度来看，贪污腐败成了中国无法治愈的政治之癌。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二是“盗贼统治”的国家；而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二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年－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年－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年－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等。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而中国现政权则集中了所有的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

通过经济改革所增强的国力不仅使中共极权专制获得了强大的物质支撑，还强化了一种出于政党专权自利需要的政治错觉：专制极权政治＋市场经济＝强国之途。为了消弥日益激烈的底层反抗，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从2005年中国政府颁发《国家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开始，各地方政府均加大警力投入，给政府各部门下达了死任务，以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各地政府则根据本地政情，将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分门别类，分解到各部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应急预案，除了包括针对征地、拆迁、劳动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三类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应急预案”之外，还有各地自己的“特殊舆情”，五花八门的“应急预案”不一而足，其目标只有一个：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而国家角色也在这种掠夺民众生存权、加强社会控制、镇压社会底层反抗的过程中发生了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先是导致了乡村政权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继而导致中国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这一过程与中国的公共权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开化与普遍化同步发展，互为支撑。这个过程可以被概括为“统治手段的非正当化”。统治手段非正当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日常行政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不正当的暴力，这不仅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距甚远，甚至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少见的一种暴政。

何清涟：改革神话的终结与重塑社会认同的困境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四、新左派的改革认知：错置批判对象

五、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分裂

【编者按语】《当代中国研究》编辑部自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丛书的第一本《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已由博大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第二本《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于2007年初出版，本文是该书序言。

着手编这本以笔者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做书名的文集，如何写这篇序言，着实想了很久。因为该说的话，该阐明的观点，早已分别在近年来的文章中说过了。

还是从今年被反复谈到的一个词“改革共识”说起吧，因为改革共识，亦即政治共识是中国重塑社会认同的起始点。

一、重塑社会认同的出发点：政治共识

改革共识之所以重要，缘于“改革”早就成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来重新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出发点。所谓“改革共识”，就是改革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它既包含着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发展经济放在政府工作首位的肯定，也包含着全国人民对政府许诺的期盼，这一许诺就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下简括为“先富带后富”）。因此，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改革早就被赋予了一种改革自合法性，任何政策出台，只要标上“改革”二字，也就天然地具有了不可挑战的政治地位。在官场中用得最多的一句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就是这种改革自合法性的极致表达。

改革共识在中国近30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其实内涵早就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些用来标识改革的口号当中。80年代用的最多的是“先富带后富”；经历过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的南巡终于将改革表达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而“先富带后富”这一口号则慢慢从政治宣传中退位──前一个口号为中国人民开了一张共同富裕的支票，构建了中国人的改革共识，中国的“改革神话”即奠基于此；而后一个口号则完全没有了分配正义。但习惯了在各种标语口号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没意识到这两个口号的微妙变化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假“改革”之名、行掠夺民众经济权利之实的各种“改革”，如住房制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高等学校收费体制的“改革”陆续出台，普通人刚刚鼓起来的口袋逐渐瘪了下去，终于导致改革共识一步步走向破产。

改革共识的破产，其实缘于这种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缺乏社会公正的改革，使得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而大多数人却为“改革”付出代价。改革共识的破产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任何社会转型都无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以求达到社会认同，只有建立于政治共识之上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重新构建社会共识的本质其实就是重新构建政治合法性。

但目前中国恰好在构建社会共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掠夺式改革已经使得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二、掠夺式的改革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辞是“改革与开放”，改革与开放因之也就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两翼，伴随着60年代以前出生的几代中国人，从毛泽东式极权社会的阴影中走出来。不可否认，让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鼓起希望风帆的“改革共识”确实存在过，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奠基于“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口号之上的全民期盼。但即使就在80年代，对于改革的诠释，政府、知识阶层与民众，甚至包括国际社会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多通过官方媒体解说，但其不同还是历历可辨。

中国政府希望藉改革摆脱当时物质极度匮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深深怀疑的困境，重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寻找合法性，稳固其政治统治。整整30年改革进程中，举凡“改革”，从未偏离过这一目标。如果说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随机的，充满了各种变数，那么改革方向在中共那里从来就没有变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稳固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一中轴进行。只不过，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因此，改革可能有利于中共统治而与人民利益发生分裂，在改革初期几乎不可能被国人（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所能意识到。

中国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期望，伴随着改革主题的不断变奏而发生变化。在80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内部还未发生大的利益分化，还存在一个勉强可称为“阶层主诉”的愿望，那就是：改革之初，知识阶层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在毛时代那种被工人农民“教育、改造”的低贱地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到了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那些能够将专业知识“市场化”为谋利工具与生存手段的科技、医疗等各类知识人士，对政治的兴趣渐渐淡化；而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研究的知识阶层，因其发展与生存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关系，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政治发展表现出的关心，远远高于科技型专业知识群体。这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思考，一度曾引导过中国公众（主要是城市的受教育人群）对改革的认识。如果要说他们曾为中国画过一张“改革路线图”，那么这张路线图的轨迹可以粗略表述如下：通过经济改革，日渐形成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一旦中国的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之后，其权利意识就会觉醒，因此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而以工人与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对改革的期盼则相对简单得多：增加收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在“改革”初期，意识形态宣传仍然保持这样一种基调，即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应该说，工人与农民从未想到过，“改革”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将使他们居于不利地位，最后使他们成了利益饱受剥夺的“弱势群体”。

“改革”就这样承载着中国自上而下各阶层的共同梦想，在中国艰难起步，至今已经将近30年。必须指出的是，在关于中国“改革”的各种梦幻曲中，主调是富国强兵，民众的权利亦即人权从未考虑在内。这一主诉上承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强国梦，几乎被社会各阶层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放在国家利益首位的是军事现代化与国家地位的提高，而绝不是民众总体福利的增长。曾被邓小平出于现实考虑一度放弃的援外也因此成了中国的重要外交国策之一，大量援外再度成为中国获得“非洲兄弟”声援、与美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依靠这些人权纪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支持，中国领导古巴、津巴布韦、苏丹等国家先是成功地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暴政者践踏人权的俱乐部，继而又使联合国改组人权理事会的目标流产──中国政府真的“站起来了”。

在上述对“改革”的三类预期当中，应该说只有中国政府的预期不曾落空。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三，成了发展中国家里第一大引进外资国。而通过改革获得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国内“证明”了一点：专制极权政体也可以促使经济强劲增长，中国并不需要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国际社会当中，尽管还未曾达到自毛泽东以来的强国之梦，即与美国分庭抗礼，但这个政权已经隐然成了“一超多强”当中的一强。西方正热的“中国梦”引诱着各类国际金融巨鳄、跨国公司想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淘金。而中国政府也终于利用利益牵引机制，让诸多跨国公司（包括大媒体集团）成了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利用它们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正在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必将是政治上的，“中产阶级崛起将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神话在国际社会的中国研究界广为流传。由于中国已经与世界各国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曾因意识形态不同且奉行专制政治而饱受西方世界批评的中国政府，目前在国际社会的处境较之毛时代及邓时代要宽松友好得多。距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几十年，尽管中国人民还匍匐在中国当局的脚下，但中国政府却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必须重视的一位强者。

知识分子群体可能早已淡忘了当年邓小平在1978年宣布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的欣喜与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这句话的政治意义将来只有研究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地位变迁史时才会被重新考察。鉴于现代社会权力的四大支柱当中，知识的权力毕竟也构成与政治、经济、军事相侔的一种权力，与时俱进的中共当局早就明智地放弃了毛泽东那种视知识分子整体为敌的愚笨政策，采取吸纳、优养等各种策略，让知识分子们过上了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的好日子，条件当然是要求知识分子必须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因此，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大体采取了驯服之态，因为对学术自由的向往毕竟不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追求，况且这种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未有过，人们对于从未有过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珍视。

上述这些成了中国改革最可以炫耀的骄人成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改革的漂亮包装。而改革的另一面却被中国当局刻意掩饰，这就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每天都在发生的资源劳工双重损失的矿难，日益严重的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中国人在改革中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利，诸如养老保险金的大量积欠，医疗保险使人们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使中下层民众子女的受教育权利被严重褫夺。更严重的是，为了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政绩，6,000多万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370多万城市居民被赶出了家园；而政府为了保证“依法征地”、“依法拆迁”，其行为日渐黑社会化，统治手段日渐非正当化。为了让改革包装继续保持亮丽光鲜，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媒体与网路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上述问题凝聚而成的阴影越来越大，早已导致“改革共识”──其实就是政治共识的破裂。

产业管制制度被官员们作为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譬如煤矿、金矿与其它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挖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土地国有化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象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用低价逼老百姓出让土地，再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2006年倒台的陈良宇牵涉了十几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国有企业私有化获得地方政府狂热支持。河南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力主“大胆闯禁区”与“积极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见“‘内陆特区’沦陷录”，《南风窗》2002年3月上）。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偏爱某种类型的改革。中国至今改革已逾28年，但永远处于不透明的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国有企业改制、证券市场建立、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状态的金融体制改革，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及“利益相关者”成了富翁。

上述这些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使这个政权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现阶段中国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拥有永远掌权的自信，掠夺而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于是中国的政治精英集团与经济精英集团偏好移民它国，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比上述腐败更严重的是，中国政治腐败早就渗透到了权力授受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官员任免制度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倒是可以发现中国为政治学研究所做的独特“贡献”：权力授受过程中的官位买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分析样本；而对“买官卖官”行为的研究已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重点课题。

从民众受益程度来看，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权力市场化制造了一批富人的同时，制造了数量几十倍于富人的贫困者群体。从劳动者福利来看，中国尽管成了著名的“世界工厂”，但却是著名的“世界血汗工厂”，其存在是以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与劳动者福利损失为前提的。最可叹的是，维护这些血汗工厂工人权益的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中国本土，而来自于中国政府最不欢迎的各种外国NGO，是它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回飞镖效应”，才使得可怜的中国劳工的处境有所改善。

尽管任何社会都会有穷人，比如美国就有相对贫困人口，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表现为三点：第一是缺乏救济贫困人群的社会政策。第二是剥夺了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福利。政府积欠的养老保险金在2004年就高达1万亿；而医疗保险改革中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放弃则导致国民失去了病有所医的权利；数量高达2亿的农民工虽然沉积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里，却属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弱势群体。第三，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为龙头产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率高达40％－60％，而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土地却完全依赖于掠夺农民的耕地及城市居民的旧房宅基地，政府成了侵犯国人人权的罪魁祸首。

从环境资源来看，中国政府所炫耀的经济成就奠立于对环境资源掠夺性使用的基础之上，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中国的生态破坏包括沙漠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所有类型的污染。只要阅读国家环保总局每年的年度报告，对中国的生态污染现状就会产生触目惊心之感。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要占到当年GDP的8%；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到GDP的15%，目前中国已经有1.8亿多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4年中国举办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众多专家在考察后指出：长江水系已陷入深度危机，若不及时拯救，10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中国当局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断送了中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人口压力也日渐加大，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于本世纪初就进入了知识型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中国大学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日益严重，就业比率从2000年的70％下降到30％。这一现状的严重性在于，它阻绝了整个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加剧了社会底层的绝望与对抗。

可以说，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堕落为当权者用来剥夺亿万民众社会福祉乃至生存资源的藉口，人们对中国这种以统治者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怀疑日深，“改革”神话日渐褪色，到了近两年几近破灭。

中国离民主化道路越来越远。这种遥远，首先体现在中国当局完全拒斥民主自由价值观。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份洋洋3万言的白皮书宣称，中国的民主政治正在蓬勃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并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不能复兴，祖国就会分裂；中国人民不配享有任何民主，“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持有偏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以西方的民主标准来衡量中国，对此视而不见”。而与此相配合的则是部分知识精英，他们不是开始论证中国的传统德治如何符合中国国情，就是论证威权统治是中国国情所允许的最佳政治模式。而处于绝望状态的社会底层则开始怀念他们想象中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盛世──毛泽东时代。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媒体以及学术研究，所有不符合当局政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大陆难以公开讨论，民众只能通过“网易文化调查”那种“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做中国人”之类的话题宣泄不满，剩下的就只有当局允许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改革认知粉墨登场。在诸种改革认知当中，有两种堪称代表。一部是号称“反映了改革真实面貌的政治大片”的电视连续剧《我主沉浮》，另一部则是新左派的又一力作──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两部剧作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塑造国人对改革的认知。

三、与官方趋同的改革认知

《我主沉浮》是作为正剧登场的。近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影视片曾盛极一时，但中国当局终于在2004年下了“禁播令”。《我主沉浮》这部以周梅森小说为基础、且由作者本人亲手操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开拍上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他“不碰政治高压线”。所谓“政治高压线”，自然是指政治敏感话题，而一切当局不喜欢的话题，哪怕是事实，都归于此类，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一党专制更是“雷区”。

毫无疑问，周梅森本人很努力，读了不少关于评述改革的资料，也钻研了令不少作家头痛之极的经济类书籍，所撰写的台词表现了这方面的能力。但其创作思路却令我这个对改革历史、过程与大事件有着深切了解的人不敢恭维。

首先是剧中涉及题材的精心选择与似是而非的牵强表述，这里只试举几例：

剧中对近年来诟病颇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选择了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红帽子企业”伟业国际。经电视剧展示后，将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掠夺公共财的“真问题”变成了一个源于人们思想观念认识不同的“假问题”──须知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重灾区与典型根本不是“红帽子企业”，也不是近年来成为万炮齐轰目标的顾雏军的“科龙”，这两类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而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资产并非典型的国有资产。这些企业与政府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产权界定，而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的腐败问题连中共中央亦无法讳言，只是至今为止不愿意认“制度性腐败”这个帐，但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在这部片子里却变成了25年以来一连串为了改革而被迫进行的违规操作，片中最严重的“经济犯罪”是1998年宁川市长钱惠人为私人目的而挪用3亿资金，让一家民营企业“绿色田园”完成资产重组。该次挪用因为很快归还，几乎不显山不露水，最后还是被锐意改革的省长、与钱惠人曾共20多年风雨的赵安邦“大义灭亲”给挖出来了──相信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等人看了此片后，一定要怀疑自己每年在审计报告中罗列违规现象是否小题大作。

而渗透整个中国官场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周梅森的笔下竟然成了片中汉江省高层人人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个别官员的作为。唯一的“跑官者”文山市长田丰义也因跑官而被“贬”到清水衙门省作协去了──作这一描述时，编剧者对近年来媒体在受控制状态下所披露的大量买官卖官现象视而不见，更是否定了中国官场上因利益而结成的政治保护关系之存在，让国家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的主持人王明高看了后也要怀疑其研究报告的价值，因为王明高总结了非常严重的“买官卖官”现象：“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批发”买卖。

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即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是改革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也从未否认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是目前中国腐败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这部电视剧中的资本恰好不愿意与权力结合，伟业国际董事长白原崴公开表明，与权力结合是危险的，他坚决不走这条路。剧中白原崴的“原罪”全部来自于股市上的资本运作。经过如此展示，似乎以后中国不需要再讨论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了发展必须支付的代价”。

而引发社会矛盾最烈的征地、三农问题、贫富差距，以及贪官80％与土地有涉、95％以上有情妇这些官方公布的资料，在电影中或是片言只语的虚写，或是根本不涉及。拍摄地的选择更是匠心独运──经济最落后的文山市亦是高楼林立，霓虹灯如云的现代化城市，破败的农村与中小城市在电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省人大副主任、改革尖兵白天明遗孀住的低收入房水平也相当于深圳市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全国文明小区水平──片子要暗示的是：改革的成就如此巨大，而腐败是如此的微小，批评腐败者无疑是小题大作。

其次，这部片子的主诉，即对改革的总体评价与“谁主沉浮”，值得关注──“谁主沉浮”这个词用成白话文表达，即由谁主宰这个世界，谁说了算。这部电视剧不止一次地通过省委书记裴一泓及省长的口说出来：以往的改革都是通过不断的违规推进的，没有这些在特殊条件下的违规，就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与改革的巨大成就相比，腐败只是次要的枝节问题；以前的违规不要再追溯，因为一切不可能推倒重来；以后只要建立相应的法制与规范，对现存制度加以完善与巩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这部片子通过省委书记的慷慨陈辞与省常委军区司令员放置在会议桌上的军帽交替的电视镜头道出了该片的主旋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主沉浮！”──说白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枪在手，政权何愁不稳固？是与非，对与错，由党说了算！奠立于民选、民治、民有的民主政治根本就是扯淡。片中最愚弄观众的内容是，将共产党内的“同体监督”硬说成是“异体监督”的“权力制衡”，于华北这个主管纪检、且令人生厌的副省委书记成了“权力制衡”的象征、原则的化身。

《我主沉浮》将一个邓小平南巡以前在中共党内存在的问题，即姓社姓资的争论，模糊延伸到现在，将改革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笼统概括为党内对改革的认识不同即思想观念问题，而不是内植于政治体制的问题。至于90年代以前的改革是围绕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所谓“改革”变成了对民众福利与经济权利的赤裸裸掠夺，比如住房、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体制改革这些对民众影响至深至巨的事件，在这部长达40集的片子里竟然都未得到反映。

周梅森的创作思路无疑是他对中国当局政治宣传策略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解，他个人的能力使这种宣传变得相当精致与技巧，片尾挂上了江苏、浙江等省省委宣传部作为合作单位，就是官方认同这种改革认知的最好说明，他本人也表明创作此片“不是以曝光社会阴暗面来取悦观众”。

据本人观之，这部文学与权力相结合炮制出来的电视连续剧，与其说是政治反腐片，还不如是部政治宣传大片。其更深的用意不仅在于取悦权力，还在于用电影这种形式塑造一种对改革的认知并影响受众。这种认知如果以政治宣传的枯燥形式表达，定会引起受众的反感；但如果以电视剧这种隐含形式巧妙表达，再加上演员的成功表演，则很容易为受众所接受。苏联共产党的始祖列宁就很清楚地表达过：电影是政治宣传的最佳艺术形式。

四、新左派的改革认知：错置批判对象

黄纪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算不上正剧，这部剧作的副标题是“近三十年的社会心理史”。作者与一些剧评认为，这是一幅展示“世态人心的历史长卷”──作者既以“心理史”为重心，自然是展示人们对改革的认知──当然作者也通过这种展示来构建他自己对改革的一种认知。

作者对“改革”起因的认知是如此脱离中国的现实：他将中国的改革当作是在资本主义“虎狼世界”环视之下的救亡图存之举：“本剧是激越的爱国主义史诗，是对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呼喊，是对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致敬，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的歌唱。”戏单扉页另有以编剧黄纪苏落款的一段话：“谨以本剧表达我们对自身的一种敬意，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伟大文明也表达对自身的一种理解，因为以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六十年左突右冲、九曲九折所完成的，是一个苦难民族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宿命；还表达对自身的一种信心，因为早已将‘天道’、‘大同’铭心刻骨、早已有仁人烈士道成肉身的中华民族志存高远，一定会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旋律’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在政治剧受到全面禁止的今天，这番表白为《大路》一剧的上演上了政治保险，并获得一张通行证。

其实，中国改革的起始因素不是民族危机，而来自内植于中共极权体制深处的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这种先天性缺陷就是最高领袖个人权力凌驾于党的权力之上，个人意志主导了整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方向。这种缺陷自中国共产党当政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发作，导致中国政府制造了无数国家罪错，最后还使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陷入深刻危机。

再追溯更远的历史，自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以来，其所经历的一次次政治危机，没有一次来自于外患，却都是内忧。而且这些内忧并非来自于社会内部的反叛者，而是来自于毛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与“大跃进”这类荒唐之极、遗祸无穷的社会实验。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并非起因于外敌环视，而是起因于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危机的政治自救。

资本主义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从改革以来，无论是邓、江时代以及现在，都比毛泽东时代要缓和得多。中国人民尽管在本国政府面前仍然未站立起来，但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却站起来了。外国资本为求进入中国市场并进而立足，早就低首下心对中国政府叩头不已，即使对本国政府批评不断的媒体到了中国，也只能记住自己作为媒体的资本属性（赚钱、开拓市场），而不是媒体的社会属性（批评监督）。而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其主要责任与其说在欧美国家，还不如说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与港台资本。因为所有的政策都是由主权完整的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维权活动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都是本国政府设置的。事实上，帮助中国劳工维护权益的那些NGO，恰恰都是来自于美欧发达国家。

《大路》一剧堪称荒唐。首先，该剧政治内核是荒唐的，它为中国改革危机找到一个替罪羊，即“虎狼般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全球化”。其次在于形式的荒唐，整个剧本通过语言暴力，以一种极度自傲的慷慨激昂掩盖了它那内植于心灵深处的深刻自卑。它处心积虑地错置一个批判对象，让观众在一片闹哄哄中宣泄情感。剧终曲散，人们经历了煽情后的虚幻激情仍旧跌入一片迷茫，既无法找到构建社会认同的起点，也无法看到摆脱改革危机的终点。用批判远在数万里之外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来代替对本国当政者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于中国人民争取自身权利并无任何裨益。

作者认为（一些评论者也这样看），最能体现人性光辉以及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这么一段话：“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样多惨；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

这话新鲜吗？不新鲜。且不谈现实中类似的语言早就成为中国政府统战海外华人的主诉，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皈依了“上帝”的洪秀全就反复宣称过，“天下多男子，尽皆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姐妹之辈……”；待“兄弟姐妹”们用自己的血肉帮这位“上帝之子”、“大哥”打下了江山，将他送进了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之后，普通太平军成员未曾享受到“兄弟姐妹”的待遇，而与洪秀全曾为手足的诸王内斗，其残忍血腥令人胆战心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比洪秀全的理论层次高了一大截，知道要将数亿人当作“兄弟姐妹”对待有点困难，于是便用“阶级论”将人划分成敌人与自己人──在未夺取政权之前，因出于统战策略的考虑还有一大批“革命的同路人”──声称“对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对同志（即阶级兄弟姐妹）要象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残酷无情倒是完全做到了，但同志间的血腥争斗却从未停止过。在一次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将当年的革命同志，包括为树立毛的个人权威立了头功的刘少奇等人全部送进监狱直至死亡，当然更多地是殃及无数无辜。

《大路》一剧的作者作为一位诗人，这样呼喊当然很能表现道德正义感；但这种呼喊刻意不提是“谁”将“姐妹兄弟”变成了被现代化列车无情抛弃的失败者，只一味引导人们去仇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将本来就被当局的政治宣传、洗脑教育弄得一片混乱的认识搅得更糊涂之外，于达成有益的社会共识又有何用？

“天下大同”毕竟只是理想，目前最为切实的还是先让中国人活得有点尊严吧。为什么不能在富国强兵的理想上再加上一条：人权，将人民本该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当然，这将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公权力的垄断，不要再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糊弄民众，混淆视听。本来就应该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强要代表人民，将自己的所谓“政治共识”、“改革共识”强加于人民。人民只要有了说话的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圆桌旁有了一张真正属于自己的座椅，这比每天叫喊“天下大同”，被“圣者”“王者”在口号中和许诺的未来世界中当作“兄弟姐妹”对待，而在现实中却毫无权利、备受欺压要现实得多。

共产党用暴力革命颠覆了人类社会千百年以来构建的社会秩序，许诺给中国民众以比中国大同之梦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不过28年光阴，就又重新一步一步开始了“否定之否定”过程。正如笔者几年前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中所讲的那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分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所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暴力革命并没有出路；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以暴力革命夺得权力的中共政府正在处心积虑地防范暴力革命的产生。“拿出有钱人的钱来分一份”说起来痛快，但执政的共产党根本不会认同此举──当年它分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天下，所以慷慨；今天有钱人中的大多数就是官员们自己，他们又如何肯割下自己的肉来饲喂他人？因此，指望在党的领导下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几乎没有可能。

不肯正视中国社会失去政治共识亦即改革共识原因的《大路》一剧，在权力与资本中，选择了较弱的一方本国的富裕阶层作为仅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象，除了让人们获得一次宣泄的快感之外，只让观众更深地沉入了无出路的迷茫与痛苦。

五、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重分裂

本文的第一、第二节表明，有关中国改革的神话事实上已经终结。这种以官僚权贵自利为目的的改革，既不可能让全体民众共同富裕，更不可能将中国引领到当局许诺的和平发展道路上去。通过压制民众利益诉求为主要手段所达成的“和谐”，也绝对无法通向真正的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中国政府处理这些矛盾的严重失当，使得社会象患了精神分裂症状。而当局向毛时代回归及其使用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更加剧了这种分裂。分裂的征兆之一是2004年笔者在“党务系统向左转、政务系统向右靠”一文中谈到过的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所谓“党务系统向左转”，即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也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2004年还再次象征性地表示要回归“延安道路”；而“政务系统向右转”，指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特征，对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的腐败问题放任自流，对收入差距问题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广东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完全与其意识形态所表述的“重民、亲民、爱民”相反──这种执政理念与执政行为的严重分裂显而易见，但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却以一副对这种分裂假作不知的“深藏不露”来掩盖自己的黔驴技穷。

分裂的征兆之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改革认识的严重分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分裂虽然表现为对所谓“改革”持赞成还是批评态度，但双方都各自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赞成深化改革者回避了一个改革的名实问题：改革使谁获利？他们根本不想揭穿这种假改革之名，行掠夺公共财与民财、苛剥占人口近80％的下层人民利益之实的改革真面目，而是将改革图腾化、神圣化，以此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批判改革者虽然是从改革造成的诸多问题出发否定改革，但开出的药方却是要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他们回避的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改革前的旧体制是今日问题之根。所以这药方既治不了病，还将使中国陷入更深的认知分裂之中──读者且不要认为这种讨论如同自由民主社会之政治或学术争论，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争论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将批评政治体制与政府列为禁忌；而中国却不然，即使捍卫改革者谈到今日中国的问题乃是改革不深化所致，也避免谈深化的方向是什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不懂得需要改革的对象其实就是今日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体制。有的人出于可以理解的政治高压，缄口不言；而有的人却出于政治谋算，想方设法为这一政治体制积极辩护。

分裂的征兆之三是底层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现状与解决出路认知的严重矛盾。一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几句话就将官厅学者用理论层层包裹的改革实质揭了老底：“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就业难得你整天头痛。”这种旨在掏空百姓储蓄的改革，民众自然不拥护，但他们中很多人想的却是要回到改革以前那种让中国历史倒退了大半个世纪的小农式社会主义中去。底层的毛泽东情结反映了这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惑。

上述种种分裂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但执政集团对舆论的严厉管制与政治上的严重封闭，却使得人们没有任何制度性管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言论被强行逼缩到网路上的BBS这一块小而又小的空间中；而表达渠道的逼仄最后导致了表达方式的逼仄与表述语言的狂烈，精英与民众的对峙在这里达到极致，知识者当中的“草根”已经到了逢精英必反的地步，而精英对此的典型回应堪称“要顶住网路舆论的压力”。有名有姓的精英们自然不敌无数穿着“马甲”的网路“草根”。过去20多年向政府献策论最多、为“改革”撰写辩护词堪称车载斗量的经济学界精英，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2005年关于“中国到底有几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争论，就是网路激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认真的批评者并非不知道经济学家的专业素养与道德良知是两回事，也并非不清楚有无道德良知并非评判专业资格的主要依据。但这种模糊是有意的，它代表了在当前政治语境中，草民阶层对整个改革的愤恨以及在一种无出路状态下的发泄；而被批判的精英们不敢说出来的是这样一点，他们在为自己的言论立场挨批的同时，也在代当局者受过。

目前中国的政治状态已经让任何隐喻以及暗藏机锋的理论研究与文化表述失去了读者，以和平理性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则成了底层反抗的行为主流。但当局对此的回应却依然是对暴力镇压的迷恋，这让人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的根源是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共识。

中国现在确实面临一种制度性无出路的困惑，这种制度性无出路伴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让生活于这个制度下的穷人深感绝望与痛苦，而社会精英同样也缺乏安全感。用卡住人们的喉咙、拿枪杆子威逼人们放弃反抗的方式，是无法建立和谐社会的。

剥极必复。改革神话的终结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改革。通过对中国特色式的改革的痛切反思，人们应该悟出一点：中国百年来以富国强兵为主诉而忽视人权的改革，最多只能养成一个又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而民权则难获伸张。如果历史还给中国以机遇，人权理念与人权的伸张应该成为与富国并立的一种价值主张。更何况，一个视国人如政治奴隶，剥夺了人民人格尊严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真正的国际尊重。可以说，中华民族如果不与目前这种压制人权的极权政治决裂，中国将再次进入一轮历史循环。

美国、欧洲民主国家从未强调过要建立全民认可的政治共识，那是因为这种民选政治没有政治合法性危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已经深深内植于它们的价值体系。几个小故事或许可以看出美欧国家各阶层是如何共处的：

华盛顿有一所工业博览馆。展览馆入口处放着一幅用纸板绘制剪切的巨幅彩画，画面上身穿20世纪上半期服装的工人与资本家互搂肩膀，笑迎参观者，声称“我们是兄弟，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并非如同中国政治教育中宣传的那样，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欺人之谈。美国工会势力之强大举世闻名，国会议员从来都要仔细倾听它的声音并代为伸张。也正因为劳资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权利与自己的权利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也承认双方互为依存（即兄弟之意），美国工人才有强大的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有了工会与资方的利益博奕机制，美国工人的处境因而日益改善，成了根本不想革命的阶级──2002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访问时，美国极左派组织“斯巴达克斯”的一位负责人曾对我感叹过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非常低下，一点也不想革命。我当时的回答是：“如果中国工人能够过上仅及美国工人生活水平一半的日子，中国工人也不想革命。”

2006年11月，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为了他的领地威尔斯三百多位工人即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而奔走，与他同样焦急的还有出生于威尔斯的好莱坞影星Ioan Gruffudd。惊动这两位名人的事件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想象：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廉，Burberry计划关闭威尔斯工厂，将其品牌产品“英国精典”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市场，大约将有三百名英国工人因而失业。对此，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表示反对，他接触了一些政府官员，询问他能提供哪些协助。影星Ioan Gruffudd也出面反对Burberry的关厂计划，并致信该公司行政总裁，希望能收回成命，“寻求另一种替代方案”。他还透过电子邮件向威尔斯籍议员莱顿·安德鲁斯转发这封信。中国人什么时候见到过上层为底层的生计发愁奔走？从政治宣传直到春节文艺晚会，都反复劝诫失业工人要为国家着想，甚至还有学者专门撰文谈“工人下岗是改革必须支付的代价”。

说到底，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形成社会共识尤其是政治共识。而所谓“共识”，无非就是社会成员经过讨论或者争论、更重要的还有利益妥协而形成的共同见解。从中国象形文字的造字功能来看，“和”字意味着“口中有粮（禾）”，“谐”即“人皆有言”。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点就是让穷者能够搭上现代化列车，让所有阶层在政治圆桌旁有张座位且能放言说话。然而，中国政府目前构建社会认同的方式仍然是由政府垄断话语权，以灌输的方式向民众强行“供给”一种“政治共识”，即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才能维护祖国统一。谁不这样认为，谁就是政府的敌人──如此作为，又岂能达成真正的社会共识？

本书遴选的13篇文章在国内的政治语境中未必有立足之地，但它们都是作者秉持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中国改革的洞见之作。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中国改革面临的危机，以及中国目前面临的一种制度性无出路困境，试图通过解构改革，从现实和历史路径为今天的中国寻找未来发展的政治坐标。

而中国目前需要的就是这类声音。

【作者郑重致歉：本文第二段原来将“原河南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绰号程卖光）”误作“山东诸城陈卖光”，现已改正，在此特向陈光先生深表歉意。今后网友如果有转载，也请使用修改后的文章。】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6 Issu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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