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值此国庆佳节之际重发一篇旧文，愿更多人早日摆脱爱国主义PUA。

我和我的祖国是什么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前不妨先做个实验：拿出一张白纸，把“我”和“祖国”写在纸的两端，中间填上所有认为合适的词，比如支持、认同、骄傲、责任、使命……然后把这些词与“祖国”组成的句子按照不同标准排序，比如你最能理解其含义的是哪些，认为最正确的是哪些，最常听到的是哪些，觉得最重要的又是哪些，如此一来便能知道哪些词处于我和祖国之间的核心位置。对我来说无论排多少次，“我爱我的祖国”总是位于最显眼的地方，探究我和祖国的关系，自然要从这句话开始。

从字面上看，“爱”指的是强烈的情感和偏好，但显然当我说“我爱我的祖国”，和说“我爱玫瑰花” 时所表达的“爱”并不相同，前者除了情感偏好，还包含了对“我要爱我的祖国”这一价值观的肯定与支持。这里的“爱”是如此特殊，在我们的语言中大概只有对家庭、父母、子女的“爱”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问题是“我要爱我的祖国”这一价值观是正确的吗，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我们不能因为很多人怀有同样的情感，就认为爱国是正确的，应该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就像前面所说，可能很多人都喜欢玫瑰花，但“我爱玫瑰花”这句话里并不包含明显的价值判断，如果有人说“我不爱玫瑰花”，大家也不会觉得这是对某种集体价值观的挑衅。更重要的是，虽然“我爱我的祖国”这句话里同时包含了情感偏好和价值认同，我们却无法推论前者导致了后者，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正是因为一个人从小接受了爱国教育，认为爱国高尚正确，他才会有如此强烈的情感。所以，我们必须寻求情感之外的证明。

第一种证明是爱国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类似数学公理，是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解释”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你问一个人“为什么要爱国”，他的回答是“因为祖国很强大”或者“祖国可以让人安居乐业”那么他的爱就是有原因的，按照他的标准，当祖国让他觉得不强大或者无法安居乐业时就可以不爱，标准回答应该是“无论祖国怎么样，无论个人怎么样，每个人都要爱自己的祖国”。

把爱国当作绝对真理必须面对一个问题：爱本身是一种内在情感，我们可以把爱国作为价值观去宣扬，制定规范奖励爱国的人，惩罚不爱国的人，可我们实际所能奖励惩罚宣扬的只是行为，如何把特定的行为和爱国这一情感联系在一起依赖于人的解释。有人说“支持政府就是爱国”，另一些人则说“当政府不代表人民利益时反对政府才是爱国”；有人说“为国而战是爱国”，另一些人会说“如果战争不正义，那么倒戈一击的人才是爱国的”；甚至当一个人公开表达自己“不爱国”时，他也可以这样为自己辩解：“由于爱国主义的内容已经被一部分人曲解并加以利用，此时此刻不爱国才是真的爱国！”在上述例子中，当事人通过解释何为爱国，实际上将不同的价值观置于爱国之上，“爱国”成了可以任意把玩的木偶，这是将某种情感当作真理指导价值观和规范必然会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们把爱国这一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就不能将其他价值放在爱国之上，也不能规定何为爱国，那意味着我之所以爱国是因为爱国至少符合某一个标准。同时由于世界上存在不同国家，而人人都应该无条件爱自己的祖国，那么爱国者必须接受除了爱国之外，人类并不存在其他任何共同价值。当两个国家发生冲突时，只要对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爱国的，我们便永远无法说服对方，因为任何说服必然涉及将自己的价值置于对方的爱国之上，或者替对方规定何为爱国。我们也不能阻止持有不同观念的人脱离祖国甚至建立新的国家，因为坚持国土完整和控制人员流动本身就是对爱国的一种解释。

把“我爱我的祖国”作为不用解释的真理注定寸步难行，我们需要考虑第二种可能：爱国虽然不是毋庸置疑的公理，但它总是正确的。

如果我认可纸上写的所有词：我支持我的祖国，喜欢我的祖国，认同我的祖国，为祖国感到骄傲自豪……我能最终得出“我爱我的祖国”吗？恐怕很难，这些词和“爱”并没有绝对的关联。那么可不可以通过“爱”属于祖国的某些东西得出“我爱我的祖国”呢？答案依旧是不行。因为“祖国”的外延几乎是无限的，准确地说，在某个特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所有东西都是“祖国”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通过列举爱祖国的内容推导出爱祖国这个整体。

认为爱国永远正确，只有可能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下非理性的逻辑跳跃，爱国者从支持祖国为祖国自豪跳跃到“我爱我的祖国”，或是从爱祖国的文化和自然景观跳跃到“我爱我的祖国”。这种跳跃本身无可厚非，人类的语言和情感本来就不是完全合乎理性的，我们做出的大部分判断都要依赖于类似的逻辑跳跃。问题是将爱国作为价值观和规范的人并不允许反对者进行同样的跳跃。比如爱国者可以因为爱某些诗歌，所以爱祖国的传统文学爱祖国的文化最后爱祖国，但他们却不接受因为不爱某些诗歌，所以不爱祖国的传统文学不爱祖国的文化最后不爱祖国。而“祖国”必然包含了彼此矛盾的事物，一个人可以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多少喜欢的，他就可以找到同样多不喜欢的。爱国者要么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要么通过限制“祖国”的外延来证明爱国正确，然而这么做本质上依然是在进行逻辑跳跃，一个人可以说“爱国就是坚持正义，我爱我的祖国”，反对者同样可以说“因为祖国包含一些非正义的，所以我不爱我的祖国”。

如果“我爱我的祖国”既不是不用解释的也不是永远正确的，那么还剩下最后一种证明——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爱国。人们相信爱国是可行的手段，相比于不爱国，爱国可以导致更好的结果。

一个抱有实用主义爱国态度的人会说：“没错，爱国并不总是正确的，如果身处二战时期的德国，我会选择不爱国。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爱国总比不爱国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爱国。”这样的人会强调国家带给个人的益处，然而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不同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有高有低人民生活有好有坏，我们就能很快得出结论：保障人们利益的并不是国家本身，而是好的制度和决策。实用主义的爱国实际上是将国家等同于好的制度和决策，将执行好的制度和决策等同于爱国。就像“坚持正义就是爱国”一样，这不过是另一种较为隐蔽的逻辑跳跃。

实用主义者们还有一个提倡爱国的理由：因为爱国是一种利他精神，宣扬爱国可以让社会整体受益。且不论利他是否比利己更可取，问题是爱国实际上并不能保证利他，爱国真正可以保证的是牺牲，至少将爱国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就牺牲了个人不爱国的自由，而爱国主义要求人们做出的牺牲往往远不止于此。同样的，只有合适的制度才有可能将个人自愿牺牲的利益转化为公众福利，而每一场不正义的战争都是为国牺牲者给他人造成苦难的证明。

作为一种手段，爱国带来的好处并不成立，恶果却显而易见——爱国掩盖了个人福祉和国家之间的真实关系，阻碍了人们对当前体制的思考和改善。可以说，爱国不仅无用而且有害。

现在我们发现爱国既不是绝对的真理，也不是正确的结论，甚至不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是“我爱我的祖国”却成为无数人心中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很简单，只需要把刚才的证明倒过来就可以了。

第一步就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原本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个人条件，外部环境与机遇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爱国主义单单强调国家的重要性，甚至将国家视为个人的基础保障和最强助力。这一招经常能奏效，因为人类是社群性动物，越发达的社会越需要分工与协作，每个人都能时刻感受到集体的重要，国家作为集体的象征自然容易获得人们的依赖和信任。尤其在进入现代文明之后，复杂的社会分工与政治权利的缺失让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国家是由自己参与构建的共同体，强大的国家机器反而让掌权者可以轻易地利用集体之力在精神和物质上碾压个体，一些生活有所改善的人往往自然地将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归功于国家，然而先进的技术、市场经济体制、民主与法制，这些并不是国家所固有的，历史上存在过多少血腥贫困的国家就有多少别有用心之人以国家的名义将人类文明成果据为己有作为爱国主义的养料。

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自身利益与国家息息相关时，爱国主义又进一步地把个人情感和国家捆绑起来。这时爱国者口中的国家慢慢变成了祖国或者民族，目的都是为了扩大时间和空间范围，好让更多人从中找到共鸣。爱国主义告诉人们所有群体的习惯和审美都是祖国的文化，就算是个人喜好，只要你喜爱的事物存在于祖国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它就是祖国的一部分，你爱它们的同时就是在爱国。在爱国主义的感情观里没有什么是不能和祖国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对熟悉的事物环境感到亲切必然是对祖国的眷恋，甚至一个人静静地回忆往昔，爱国主义也会跳出来告诉你过去的时间属于祖国，你此刻的温情便是爱国的印证。一个合格的爱国者就像在脑袋里装了一个爱国主义滤芯，所有感情都要从中过滤一遍，积极的情感被留下来作为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消极的情感则自己消化，永远和国家无关。这个爱国主义滤芯是如此自相矛盾，有时候包罗万象，有时候油盐不进，它要求你从路边的一草一木联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又要求你死守在“祖国”这一特定的时空里绝不向外多迈半步。

现在人们相信爱国既符合个人利益也顺从个人情感，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走到了第三步：把“我爱我的祖国”变成神圣的真理。此时爱国主义最需要的不是信众而是敌人，再没有比同仇敌忾更好的宣传，正是面对敌人的众志成城帮助爱国主义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

爱国主义最重要的敌人是一群“邪恶的外国人”，他们经常出现在历史书和新闻里，有时是一个国家，有时是一股势力，有时是某个具体的人，有时是一些意义不明的短语。大部分爱国者都没有亲眼见过这群外国人，唯一确定的是这些人无处不在并且极端邪恶，他们就像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兽，总是对我们国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跳出来撕碎我们的生活，践踏我们的感情。这些人听上去就像恐怖小说里的怪物，实际上他们才是爱国主义真正的守护神。正是由于这个守护神的存在，当国家和外界发生冲突时，人们不会思考个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大家只会下意识地想到那群邪恶的外国人又来了，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同仇敌忾，一次又一次地众志成城，一次又一次地把爱国主义捧上神坛。在爱国主义的叙事下，所有外国敌人都是那群恶棍中的一份子，而所有本国敌人，最后都会被塑造成那群外国人的“帮凶”。

为了更方便地讨伐敌人，爱国主义还需要一些象征。爱国主义的象征可以是一些特殊的人或事物，也可以是某个编造的概念和符号，比如领土、主权、国旗和传统，爱国主义告诉人们这些象征代表国家，代表了所有人共同的情感和利益。一开始大家还记得那只是象征，可随着不断的宣扬和歌颂，渐渐地象征本身也成了人们情感利益的一部分，甚至大家对象征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象征原本所代表的意义，如此一来就算实际上没有侵犯任何人，只是破坏了某个象征，人们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直到这一刻，爱国主义才真正摆脱了个人理智，变成如宗教戒律般神圣的真理，接下来要做的只是选择合适的象征并加以解释，把爱国主义写成某些人需要的剧本。

“我爱我的祖国”这句话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象征，它包含了毋庸置疑的道德，不可证伪的智慧与无中生有的利益。在这句话成为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无数次非理性的逻辑跳跃，对所有不利证据的熟视无睹，以及对异见的不断打压。他们编造了一个个概念，却只允许自己根据需要进行解释；他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敌人，随后制定法律，用威胁和恐慌将所有人困于爱国主义的高台。

拆穿爱国主义谎言不用多么高深的理论，只需要严谨的逻辑和对事实的洞察。首先要做的就是拒绝被那些概念和象征所代表，此外还要警惕爱国主义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强行拔高，我们认同的不是传统、民族、文化，而是具体的事物和行为；我们支持的不是国家和政府，而是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与决策；我们批判的不是什么祖国的敌人，而是正真对个人造成伤害的恶行；最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自己困于现实故步自封，至少应该支持别人这么做。所以爱国主义还差最后一步——改变我们的语言。人类用语言记录和思考，改变了语言，人们就会失去反思的能力，爱国主义就能永远稳坐神坛不被讨伐，这便是爱国主义的终极目标。

现在让我们重新拿起那张纸，看看自己在“我”和“祖国”之间写下的那些词，里面有多少褒义的又有多少贬义的，我们是否更习惯用褒义词描述“祖国”，当一个贬义词和“祖国”放在一起时，我们是否觉得不自然，这些都是爱国主义对语言的影响。原本“祖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就像“玫瑰花”一样，每个人都有对“祖国”不同的理解和印象，我可以喜欢玫瑰花也可以讨厌玫瑰花，我可以爱我的祖国也可以不爱我的祖国，同样我也允许别人爱或不爱他的祖国。可是当爱国主义总是用积极的情感和价值去描述“祖国”时，渐渐地形成一种语言习惯，人们会自然地接受那些褒义词和“祖国”组合在一起，看见“祖国”旁边的贬义词就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协调。一个人长期处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又如何能察觉到爱国主义背后的荒谬呢？

当我可以平静地说“我不爱玫瑰花”却不能用同样地语气说出“我不爱我的祖国”时，只有一种关系明确地存在于我和祖国之间，那就是：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祖国是一场漫长的服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