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速主义”思潮的一个阶段性回溯

作者 | 水泥

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Pompeo）向国会报告，指香港不再在中国下享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证香港享有回归前的特殊待遇。据本人的观察，28日在内地与香港的网络上，自称“加速主义者”（Accelerationist）的网民都在“狂欢”。6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港区国安法》的草案进行了说明，首次披露了《港区国安法》的关键细节。从已有的细节来看，香港的司法独立将遭受严重破坏。而且，这个草案，是在蓬佩奥（Pompeo）与杨洁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夏威夷密谈结束过后才向公众公布的，密谈内容势必包括《港区国安法》。围绕《港区国安法》以及香港特殊待遇地位的一系列角力，如今已渐趋明朗。

5月28日，得知蓬佩奥（Pompeo）的报告，以及观察了网络上的“加速主义”狂欢后，我和朋友曾就中港两地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展开过讨论，个人觉得蛮有存档的价值，所以写下来，顺道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要限定语境。这里的“加速主义”只在2019年至今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中适用，在当地运动论述中匹配度比较高的本土表述是“揽炒”。“加速主义”和“揽炒”有一些明显的区别，而且近期兴起的“加速主义”思潮，其定义也和作为政治理论的“加速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总体来说还是处于未成型稳定的状态。但鉴于在实际环境中，“加速主义”与“揽炒”往往会联结在一起，尤其是“加速主义者”往往会是“揽炒派”，所以这里不作太细致的区分。

那么，基于这个语境，蓬佩奥（Pompeo）27日的报告，究竟是不是“加速主义者”的胜利？

我需要先就这个举措下个判断。蓬佩奥（Pompeo）目前都只做了基本的部分，做是应该的，不做便是实打实的绥靖，但现在也还有相当多的绥靖空间。他的表述里为讨价还价与周旋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原话是“不再保证”。到目前为止，“取消特殊待遇”的具体执行步骤依然未明朗。

但问题依然是，香港“加速主义者”（这里主要的行动者是香港众志）游说欧美政客就香港民主与人权被打压的现状向中国与港府制裁的做法，是否真的能实现“揽炒”（玉石俱焚），乃至“推动民主、进步价值及港人主体意识”（出自众志Facebook主页的简介）？

运动应该是可持续的、长期的。不仅要思考当下该做什么，还得思考之后要做什么，并搞清楚现在正在做的，和之后要做的有什么联系，如何连接与实现，并最终实现运动目标。“加速主义”，或者说“揽炒”，如果具体化为用香港在《美国-香港政策法》中享受的特殊待遇来和中国与港府作威胁，逼迫中国与港府答应五大诉求（撤恶法、非暴动、销控罪、查警暴、真普选）中剩下四个诉求的全部或部分诉求，那现在事情就来到了一个关键位置：中国与港府很明显都不打算答应四个诉求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不惜主动出击，彻底践踏《基本法》，也要干成他们想干的事情（比如《港区国安法》）。而诸如独立关税区的关键利益，他们已经舍得放弃了。

到目前为止，对于《港区国安法》，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英国有意扩大BNO持有者的权利，欧盟在刚结束的中欧峰会上，就《港区国安法》表达“严重关切”，G7外长则发布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总的来说，欧洲各国都还可能保持对中绥靖；而最强硬的美国，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今天参议院通过了新的《香港自治法案》，但前者通过至今尚未能看到实质效果，对后者的实效也很难保持乐观，更何况，美国在制裁时的考量掺杂了太多因素，反复无常实属常见；可对于中国来说，强推《港区国安法》只是一个开头，对香港自治的侵蚀还会继续升级。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曾于去年9月表示，“如果现在是新冷战时期的话，那么香港就是新的柏林。”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我认为将香港类比作冷战时期的柏林，实在是大大的不通，把香港看作1939年的波兰会更为准确。对于欧美诸国来说，柏林是要坚守到底的“民主自由世界”的最前线，而波兰是负有道义责任，会口头声援，但最终会被放弃的受害者。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如果说现在“新冷战”已经开始，也绝不是上一次冷战那样，在欧洲沿铁幕冷对峙，在局部热战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Covid-19全球疫情影响之下，各国做的首先是部分“脱钩”，大幅调整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而不是对峙。

这样看来，对于“加速主义者”来说，蓬佩奥（Pompeo）此举不仅不能让中国感受到“揽炒”之痛，还可能会“加速”出自己并不乐见的结果。朋友对此就有一个很到位的比喻，“东亚无战事”。近期中国周边的确多有冲突，但对于试图压制中国在亚太影响力的美国来说，香港并不会是导致它和中国直面对峙的关键点。在“宣战”之后，口头上强烈谴责，实际行动上保持“静坐”，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但是不是因此就不能游说对中国的制裁呢？自然也不是。只是我认为，当《港区国安法》对香港的法治环境将会破坏到如斯程度，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如此严重，对香港特殊待遇地位的取消是一定会摆上台面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更重视“稳定”和“避险”的美国企业来说，这种剧变是他们不乐于看见的，更多地是迫于无奈地接受（可参考端传媒《专访中美经贸斡旋人：与其说是“脱钩”，不如称为“避险”》）。因此这很难真的理解成“制裁”，人家并不是真的基于“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而在抵制中国，哪怕蓬佩奥（Pompeo）口头上说得再动听。

“加速主义”真的有取得胜利吗？这种“胜利”对于“加速主义者”来说真的是有实质帮助的吗？恐怕都不是。同样作为“加速主义者”的我，面对着国内满目疮痍的现状，更多地是把“加速主义”视作安慰剂。无法走向线下，无法产生自组织，无法将自己的政见导向行动，不得已才把“加速主义”视作最后的保护壳。这一年多来，我相信身处香港的诸位，也是在相近的状态下拥抱“加速”和“揽炒”的。只是，如果真的要做点什么实事，那“加速主义”恐怕从来都不是真的能导向“进步价值”的思潮，至少，在反修例运动中不是。

值得一提的是，“揽炒”作为一种思潮，是认定现存框架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力求彻底摧毁现有体制，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框架内的诸多抗争手段，都不再获得“揽炒派”的青睐，比如立法会选举。对于本届立法会选举民主派试图争取35+席位，我自己也不抱有多少的期待，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于6月1日在《紫荆》的撰文，已透露出本次立法会选举的DQ之势（Disqualified，褫夺参选人的参选资格，或撤销立法会议员资格）将更加凶猛，且与《港区国安法》议题紧密捆绑。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框架内抗争手段，是罢工与罢课。6月20日的“罢工罢课公投”，最终因票数均未达门槛而无法启动（参见明报与立场新闻的报道）。如果说政党组织在框架内的抗争希望渺茫，那作为自组织力量的工会与学生组织呢？在罢工与罢课这两项抗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进取一些，更积极一些？

而在6月22日端传媒发表的评论《吕大乐：为什么香港的社会运动不能转化？》，也多少道出了香港众志等香港非建制派政党的困境。因此，“加速主义”思潮是否真的有“加速主义者”在代表，甚至于执行，也是个值得商榷的命题。甚至于，我们是否真的应该继续神话运动的“去中心化”呢？这些问题本文难以全面容纳与讨论，在这里纯当抛砖引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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