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與中國言論管控的現狀

我们可以发现对红十字会愤慨，对政府隐瞒感到sad😭和对李文亮医生惋惜的人有很多正是平时乖乖听话的「小粉红」，正所谓是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当希望值过大，对未来充满希望，再遇到「不平」的现实时，就会非常悲伤了。

如果是明眼人，对社会、国家有充分认识的人，在这些事面前，他们的心态是保持一条线的，就是底下的那条线，他们如果在疫情之前就是坚定的，那么发生时，内心只有无穷的愤怒而不是悲伤。他们与小粉红的最大区别在于心情曲线上不去，没有开心的时候，他们往往认为这种开心是盲目的开心，小粉红看到「治愈率超过死亡率」「特效药研制」「李文亮为吹哨人」就把政府捧到天上去了，在明眼人的心里，这就像是「卖了你还帮忙点钱」，「被共产党洗脑了」。

「党和政府已经在竭尽所能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尊重党的奉献，理解其在为人民服务时极少量的不周之处。中央内部还有各种派别在斗，地方还在和中央斗，领导人压力很大。」

這是粉紅們最近幾天的感受，他们为国家设身处地的思考政策决定的难处，可以说是非常周到了。

最近李文亮事件发生后，国内开始流传一段话。（官方也有发布过，像人民日报，以此反对言论自由的论调）

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就从你开始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就从你开始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她有缺点，我们一起修正，而不是一昧的谩骂，抱怨，逃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是的，这些话都没错，但前提是你无论权力大小，都能真正的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去。

真实发生的是，如果你觉得你祖国不好，他们就会粉饰她；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他们总会开脱她；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他们就会煽动没素质的人民辱骂你；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他们会把这种愚昧无知说成是爱国热情。

往往这些话后面还会引用鲁迅：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

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套话术的精妙之处在于，把你原本无权插手的事务当作你的义务，从而把你对任何事情的不满和愤怒转化为你自己的无能。

比如说，你觉得红十字会不公开不透明，这套话术下就变成了，红十字会的问题并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你的无能。而当你试图加入红十字会时，才发现你根本进不去，里面的人都是......你作为白马要加入黑马俱乐部，是因为有些马实在是太黑了，结果人家的入门条件就是“不许讨论马的颜色”

所以，你说你🐎呢？

除此之外，这套话术还利用你行为的不自由来反驳了你思想的不自由。

有小粉红被官方引导之后就可能说：

以前可能会觉得像你这样的公知讲得很有道理，现在看来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问题，与其在这不停的责问，不如多想想发生一些问题之后如何处理的办法。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这样的逻辑和上面的那套话术如出一辙--用你改变的行动缺失，去否定你改变的意愿，用个体的无能为力，去否定言语本身的价值。

其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绑架！

无病呻吟这句话对了一半，我呻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我并没有病，有病的是......

你可以用这套话术来反驳任何事情，记住，是任何事情。比如说，我可以拿这套话同样来反驳你：

以前可能会觉得像你这样的小粉红讲得很有道理，现在看来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与其在这不停的责问我，不如多想想发生一些问题之后如何处理的办法。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里面需要你的声音，也需要我的声音，但是通过这套话术而去否定我的声音或者你的声音都是荒谬的。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如果我觉得祖国不好，我会怎么办？

如果我觉得我的祖国不好，我会去督促建设他的人，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如果我觉得政府不好，我就去监督治理她的人，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如果我觉得人民没素质，我就去思考人民没素质是如何被允许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粉丝；如果我觉得同胞愚昧无知，我会思考为什么愚昧无知是被统治者所需要的，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有缺点，那么至少请允许“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拥有将社会一起变美好的权力。

（已经说的非常中肯了，但还是被删了）

之前有个读书会，里面也将到了「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这时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流行民主、自由，这时的你们流行拼爹、打酱油。………………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们便是唯一的光」

一开始看上去还不错，到后面竟也成了思想绑架，限制公民监督权的话语，不知道鲁迅老爷子是否气得要从坟里跳出来了。明明是社会问题，却要用个人的无能来解释并且鼓舞中国的青年们，这难道不是歪曲吗？

用社会来绑架个人，把社会问题化为小粉红的动力，这是他们善于做的。

在中国的「国家崇拜」是恐怖的，还有对「个人英雄」的塑造。

具体体现在这次疫情上，每次灾难的结束之后，我们所记得的永远是「伟大的医疗人员，伟大的人民英雄，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她善于集结力量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社会主义万岁！」

我们真的有实足的长进吗，吃一堑长一智？

恐怕不是。不然灾难也不会重演了。

丁香医生说：「人类在这场病毒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我反而觉得这句话显得可贵了，在一个有国家极权主义倾向的社会中，我们竟然无法做到！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无国家是一个重要特征，还有无政党。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所谓的「曲线救国」之路，弯曲地达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历史总是在弯曲的前进？

套用这个思路，不管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三年自然灾害」，都可以解释并且写在教科书上。

类似于：反正历史都在前进，这点迂回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真理之路上的探索罢了，党和国家也有犯错误的机会。

我们，在这里，真的在前进吗？

每一次的灾难，都有解释之道，也是可笑而可悲了。

对比一下切尔诺贝利事件，有人已经把这次疫情称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了。

切尔诺贝利是1986年4月26日於苏联烏克蘭普里皮亞季市切爾諾貝爾核電站发生的核反应堆破裂事故，該事故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47秒（UTC+3），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普里皮亚季鄰近的車諾比核電廠的第四號反應爐發生爆炸。連續的爆炸引发大火並釋放大量高能量輻射物質到大氣層，這些輻射性塵埃覆蓋了大面积區域。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輻射劑量是二戰時期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倍以上。

苏联政府当时极力隐瞒，一直没有说明发生了什么，甚至让四天后的「劳动节庆典」照常进行，乌克兰的整个庆典活动都暴露在核辐射之中。

直到后来，苏联政府实在隐瞒不住了，它就不得不承认发生了这件事，当时的报纸版面上都是宣传「英雄的牺牲」，以此来压制舆论，用观点来堵住反对派的嘴。随后就举国救灾，没人关注问题的原因了。

结果灾难结束之后由于苏联政府的前期隐瞒，甚至无法统计死亡人数。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方面一直用这次事件指责苏联政府和联邦。

（与中国的现状可以自己一一联系）

诚然，社会主义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包括隐瞒。

再来看看李文亮，最近竟然要被正名了，实在是可笑。

被称为「吹哨人」就是政府对自己的最大讽刺。不知道有没有表里不一、前后不一之嫌。

重新调查一个死人等于执政者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点在统一的中国执政者面前是不常见的。

迫于压力，政府必须要让舆论从一个口子释放出来，不然更不利于后期的「领导」。

死後的重视甚至是對李文亮的一種侮辱，讓他死的沒那麼清白，成了政府統戰的工具，順應民心的手段，通過這個專項調查，它掩蓋了一些別的真相。

上述这些话我是非常赞同的。

李文亮真的是英雄吗？

恐怕不是。作为医生，往往会比较容易焦虑。他所做的就是简单的医生所为，弱小，担忧，还有一点自私，为家人通风报信。

而他的死确实是一种碰巧，但是有作用吗？大多数人还是会忘记。

之前有人问李文亮会是中国公民意识的重大开端？

答案仍是不是。有良心的人士只会加深厌恶，而粉红们会因为政府对李文亮的重新嘉奖更加坚定地支持政府，变得更红。

政府的做法真是太好了，恰到好处地拉拢人心，显得像「我们在统一阵营，快来缅怀他吧。」

正如李文亮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但是终究是理论，人们无法完全地反对政府，广大群众还需要吃饭的……

这是一个没有批评者的社会，即使通过义士的死亡仍不能泛起死水中的波澜。

在大陆，大概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甚至无法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是真相，不利于统治的真相也是不能言述的，更别说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话语。

之前有一个博主写文章污蔑李文亮医生，有公众号写文批判那个博主的文章，结果两篇文章都不见了。

在以前，毛还说不要一味地压制反对派，要把反对意见拿出来，与人们一同讨论，让思想碰撞，得出真理。

想来真是有道理，可到了现在，凡是反对意见都是妖言惑众。

“动机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由春秋曲笔生出的“诛心之论”，就是在批评对方之时，不针对对方的行为、语言谈问题，而是绕过行为、语言去指责对方此行为、语言的目的和动机。这种重动机判断（其后紧跟的是价值判断、道德判断）的思维方式长期成为桎梏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的障碍。尤其在极左时期，“动机论”曾经是一根万能的棍子。把“动机论”应用在谣言上，极其容易将谣言涂抹上伦理色彩，视同捏造、挑拨、诽谤、诬蔑，进而产生一系列可见的恶果。

在中国，「动机论」尤为突出，一句话便看出你的思想是否纯正，是否是拥护者，作为「社会的奴才」有没有外面的主子了。诛心之论在政治方面用的真是好极了👏。

在正常的社会里正确的言论会自己压过错误的言论，应该用更多的言论让言论自由，而不是一味压制。



「猪圈的高墙之外都是狼，变心的猪都被敌人蛊惑了」，树立一个敌对目标，也是方便统治的多了。

某个组织越是隐秘，越是对事件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信息的泄露就越能引致组织内部、小圈子的惊惶与无端的恐惧……因为，不公平的系统的产物一定是众多的异议人士。与异议者相比之下，组织的操控者还常常占寡数和劣势。这种情况下将系统的大量秘密信息泄露，会使这一不公正的系统，在其他更加开放的系统面前，显得更加的脆弱与不稳定。
——-阿桑奇

按照维基解密的创始人的理论模型，一般地，一个组织的信息泄漏是这样的，会导致崩溃，但在中国就是行不通。针对质疑，当政者有自己的完美的解决办法：

中央政府善于和地方政府撇清关系。

错误的不会是政府，很多情况下没有人错。——事实上是错了所有人，整个社会的问题。

喊口号的年轻人都是愣头青，然后冠以「愤青」之名。

大众的反对永远是小众的煽动。

左派人士永远在带节奏。

有良知的学者胡泳在《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中说：

2007年，在厦门市民对PX化工项目进行抵制时，政府控制的《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接连发表文章，称在市民中群发的手机短信所散布的有关PX危害的内容为“谣言”，并把市民因在正常渠道无法获知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而私下互相流通的传闻鄙视为“‘路透社’消息”，指责它们后面“有双无形的、肮脏的手在操纵”，“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或蛊惑人心，或煽风点火，或惟恐天下不乱，总有着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方面，官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义正辞严”的话语，被一位知名博客讽刺性地总结为“情绪都是煽动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众都是一小撮的”。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城发生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新华网于6月29日发出的电讯即称，按照当地警方的说法，事件缘起于一名女学生溺水死亡，其亲属对瓮安县公安局作出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其中，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被认为是事件的起因，群众的“不明真相”则是导致事态扩大的原因之一。

这些词语和句式已被官方沿用多年，凡是出现社会运动就必然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们成为执政者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话语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于国家层面的执政者而言，这里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致命的问题。现存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于设定了一种能够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府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先验的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这套正当性推理日益瓦解。政府既难以推行一个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又由于现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仍然是绩效型的而非法律－选举型的，难以确立国家镇压的合法性，只有使用一套“冷战”的话语策略才能勉强维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这套话语策略之下，任何对于政府的抗议，都会被用一种敌对的思维作出解读。

对于地方层面的执政者来说，这套话语则是官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

（他的这片文章在微信流传广泛后也消失了……）

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很多海外人士对大陆的人似乎有一些认知偏差，好像大多都是愚蠢至极的，被中共洗脑了。

我想说确实有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缺乏逻辑思维。而有思维能力的人（被称为有脑子的人）往往也是妥协，迫于生计罢了。结果就陷于一个泥沼轮回之中无法自拔。

可是中国也是不乏进步人士的，自古便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而非简单的君君臣臣。

顾炎武也说：「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里的「亡天下」不再是简单的亡国，他意识到了亡国只是朝代的更替，所以说「亡天下」其实是世道人伦的灭亡，人性的泯灭消亡。这是一种大胸怀，一种不利于当权者统治的胸怀。

就这么多了，欢迎大家来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