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溜达，搜读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又想到了李大同，一搜索，搜到了这篇文章。里面有一节是：从“冰点”事件看中国学术自由的缺失，想来就是这一节关联到了关键词。

袁伟时指出，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

2000年出版的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海内外目前为止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详细、最充分的研究成果。高华指出，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促使中共内部的民粹主义因素彻底战胜了党内“五四”时期以来尚存的自由民主精神。民粹主义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控制和暴力色彩，在20年后的“文革”中病态似地发作了一回。高华这个学术成果的取得，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是克服了同类研究资料匮乏的结果。

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成为中国自由史学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个新场所。除了上文提到的徐友渔关于“文革”史的几篇论文外，《二十一世纪》杂志和它的网络版还发表了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如谢泳的“《观察》撰稿人的命运”、黄发有的“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撰稿人”等文章。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也是中国自由史学的一个基地，该杂志自创办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自由主义者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若干看法。2004年，该杂志社搜集了发表于此刊的二十篇文章，由何清涟主编成《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其中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将“国家罪错”一词引入了“文革”研究，通过“国家罪错”这一概念我们很容易得出“公民权利”、“政府权限”这些现代政治学逻辑。由于这些海外杂志相当程度上是由大陆学者提供稿件的，因此这些文章也是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超

一、自由史学的暖春和潜流

二、从“冰点”事件看中国学术自由的缺失

三、自由史学的使命和局限

【参考文献】

【注释】

在中国大陆，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从未停止过，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大陆的史学很难有自由的治学环境。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入侵，史学研究成了政治史（党史）的陪衬，成为论证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御用工具，经济史和文化史不再被重视。1958年，中共在史学界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史学革命”，强调史学要“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1]”，在政治权力的强势推动下，史学研究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对中国的史学界来说，可能没有比毛泽东时代更为严酷的冬天了。那时，一个历史学者的个人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多少有无，往往在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间。

“文化大革命”的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几乎被党文化摧毁了的中国大陆史学才有可能在历史真相和个人自由的双重价值目标下得以重新建构，自由史学的精神开始得到张扬。例如，徐友渔通过对“文革”史的研究，朱学勤和袁伟时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以来、中国晚清以来历史的再认识，推动了历史学界针对党文化思潮的知难而进的思想抗争。当然，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深受政治实用主义价值的影响，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完善之处，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象征性价值远远大于其学术价值。

一、自由史学的暖春和潜流

“文革”中林彪之出逃与死在异国，直接导致了几十年来人们几近迷信的政治制度的破产。“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2]旧的道路行不通了，“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势所必然的政治追问。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开始系统地思考对专制主义的批判。这种对“文革”的愤懑和反思不可能不反映到历史学领域。因此，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史学是以“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为突破口的。八十年代出现了关于“文革”的最早的两个通史版本，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大动乱的年代》。虽然这两本书很难被归类于自由史学，但由于它们强调了事实真相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赏。

九十年代国内推动“文革史”研究最积极者则数徐友渔。徐友渔在海内外杂志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有刊登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以及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的“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红卫兵”等文章。他的“文革”专著则有《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等。在“我的造反生涯”一文里，徐友渔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要“光辉”得多了。在客观描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方面，至少在接近历史真相方面，徐友渔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和哲学家的思想者魅力。

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其重要背景是9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体制的推广、顾准自由主义思想的挖掘和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政治学者刘军宁搜集了北京大学历史上自由学者的重要言论和文章，编写了《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该书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史文献，全面再现了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观。李慎之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经历了将近50年的“尘封于故纸堆”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从历史学领域开始的。

90年代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袁伟时和朱学勤。中国大陆知识界在经历了80年代末期血和火的洗礼后，沿着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路，对起自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哲学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思，具体到中国则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1985年，近代史学者袁伟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1992年，他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由于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激进与保守问题、对外开放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争论重点。因此，袁伟时的观点一提出来便让人觉得面目一新。

针对胡绳式的历史观，袁伟时明确指出：“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3]

针对国内史学界崇拜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的特点，袁伟时指出，“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4]。

朱学勤的成名作是其博士毕业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该书序言对顾准的正面介绍来看，朱学勤是有意识地承继了顾准的自由史学观的。在这篇序言中朱学勤指出，“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换言之，朱学勤所批评之法国大革命，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文革”。解构、否定大革命政治文化乃是朱学勤自由史学的直接目的。在朱学勤看来，顾准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柏克、哈耶克、柏林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也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史学乃是“文革”反思的必然产物。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这篇文章里谈及历史教训时，朱学勤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了中国民族的大灾难。联想到李泽厚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归纳和胡绳式历史观无限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朱学勤的分析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运动”具有很强烈的民粹主义性质，正是这一街头运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朱学勤和袁伟时的这一观点在顾昕那里得到了部分的论证。[5]

2000年出版的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海内外目前为止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详细、最充分的研究成果。高华指出，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促使中共内部的民粹主义因素彻底战胜了党内“五四”时期以来尚存的自由民主精神。民粹主义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控制和暴力色彩，在20年后的“文革”中病态似地发作了一回。高华这个学术成果的取得，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是克服了同类研究资料匮乏的结果。从书末的参考文献来看，光是中文文献之列举就达1万7千多字。该书出版后，或许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畏惧，官方历史研究人员从未认真撰写过哪怕一文辩驳之。

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成为中国自由史学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个新场所。除了上文提到的徐友渔关于“文革”史的几篇论文外，《二十一世纪》杂志和它的网络版还发表了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如谢泳的“《观察》撰稿人的命运”、黄发有的“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撰稿人”等文章。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也是中国自由史学的一个基地，该杂志自创办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自由主义者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若干看法。2004年，该杂志社搜集了发表于此刊的二十篇文章，由何清涟主编成《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其中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将“国家罪错”一词引入了“文革”研究，通过“国家罪错”这一概念我们很容易得出“公民权利”、“政府权限”这些现代政治学逻辑。由于这些海外杂志相当程度上是由大陆学者提供稿件的，因此这些文章也是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内的一些报纸期刊也为自由史学的讨论提供了论坛。；例如，《南方周末》的“解密”栏目选择了具敏感性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加以回顾分析，如“张志新之死”、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重庆红卫兵运动等。这种接近历史真相和底层认知的历史叙述很快就为民众所喜好。《开放时代》杂志和《战略与管理》杂志则从学术角度开展了探讨。例如，《开放时代》1998年8月号刊登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这是许纪霖多年挖掘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成果。

《战略与管理》也多次刊登自由色彩浓烈的文章，如李慎之的“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一文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刘军宁的“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则为研究以自由民族主义的联邦制方式和平统一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上世纪末，互联网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得以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更是完全不可能了。读者们可以在互联网络上搜索到上述文章。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学术网站、BBS论坛和个人博客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兴趣于自由主义的史学爱好者提供了讨论话题的机会。这种讨论方式弥补了纸质媒体的有限性和不足，使自由史学研究的大众化和学院化得以合流，代表作则是在网络上大量流传的以“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命名的系列对谈。许多网络上贴出的文章往往深受网民喜爱，被到处转载后影响颇为深远。这种“民间修史”方式极大地冲击了官方的国家主义一元历史叙述。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和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载体和便捷方式。

二、从“冰点”事件看中国学术自由的缺失

各项基本人权不可分割，学术自由是看似比较个人化的公民权利，却可能在另一种为所欲为的政治扩张中被消灭，扼杀它的主要途径便是思想控制和新闻管制。在近几年的媒体整肃逆流中，中国大陆的历史学领域发生了一件震惊国内外的大事：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了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编辑部注：该文原载《东方文化》（广州）2002年第6期）。该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当月24日，《冰点周刊》便被中共中宣部以“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理由停刊整顿。为此，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通过网络签名和向中纪委投诉等途径表示了抗议。

1月26日，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发表了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抗议当局对《冰点周刊》的封杀[6]。2月2日，江平等13位中共老党员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共背离了自己当年“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初衷。[7]2月14日，崔卫平等学者发表了“‘冰点’周刊部分作者致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指出中宣部对《冰点周刊》的封杀毫无法理依据。[8]虽然“冰点”一词很快在国内网络媒体上消失了，但是在境内外的强大压力下，3月1日《冰点周刊》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的途径而告复刊。

伴随着这次事关新闻自由的政治事件，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支持袁伟时为一派，强烈要求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反思中国大陆历史教学，重建中国大陆史学体系；而另一方，则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维支配下，竭力为党史学辩护，主张“史为党用”的权力政治观，甚至标榜只有自己才有权修订历史、解读历史，代表人物除了张海鹏外，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这里，笔者将要重点分析的是张海鹏发表于《冰点周刊》复刊后首期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以下简称“张文”） [9]。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对张文的期望非常直白：“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众所周知，共青团中宣部是中共中宣部的传声筒。正是顺着中共中宣部的要求，张海鹏一开始就指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为了论证这个问题，张海鹏的讨论分为以下几部分：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张海鹏认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然而，何谓封建？当下史学界一般定义为“分封建国”。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政治秩序并非封建统治，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党史学者对这一制度的刻意曲解，乃利用“马克思主义”生硬裁剪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典型事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真是反帝反封建吗？依此逻辑，清政府发动的洋务运动既不反帝、又不反封建，就很难有其历史进步性了，中国历史上大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也就被轻轻地抹去了。即便根据党史学的看法来观察，那么西方世界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阶段也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事，既然如此，从1840年起的这30年里所谓的“反帝”到底针对的是哪个帝国主义？还有，义和团它反封建吗？据笔者了解，目前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也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而不是“反帝反封建”运动。由此可以断定，张海鹏的历史思维比大陆现存的任何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都还要落后守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和“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这两个问题上，张海鹏的说法有部分道理，即侵略战争的确是非正义的，侵略者并不讲程序正义，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也的确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可是，顺着这个逻辑，张海鹏是否有足够的依据论证：若侵略者无情无义、完全不讲程序正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就必须为此进行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一个民族主义者应如何对待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笔者早就指出，后发国家在对待先进国家时，“如何对待像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乃是一个理性人所应具备的常识问题。[10]毕竟，在“反不反侵略”这个问题的是非判断上，持自由主义观念的民族主义者并未犯任何原则性的过失，自由主义者对民族的热爱决不会少于任何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张海鹏最后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一波一波地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运动，组织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掌握属于人民的武装，才能够有今天中国的结果。中国今天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今天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学习西方列强得来的。西方人的历史发展道路给了中国人以启迪，在比较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反帝反封建，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我们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这一论调想说明的是，整个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根本结论，从来就不是前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而是中国人民必须在中共领导下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张海鹏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文明和国家现代化这些人类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什么历史真相和史学逻辑，而是当代中国专制威权的合法性问题。在他看来，袁伟时的观点之必须遭到清理，乃在于袁否定了党的历史作用。既然如此，中宣部封杀《冰点周刊》也是完全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张并未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把中共的合法性与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了？中共诞生于1921年7月，而早在1911年清政府就已覆亡，莫非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在治史主体上，张海鹏也抱持似是而非的看法。他说，“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

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的确可能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的确存在导致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可是否就因此能导出结论，人们倘若不信奉唯物史观，就没有权利教育青年了呢？历史上有很多人，譬如司马迁、班固，譬如阿克顿勋爵、托克维尔，譬如当代中文世界里的余英时、黄仁宇，譬如当代英语世界的汤因比、麦克里兰，他们并非唯物史观的信徒，也非马克思主义者，更非中共党员和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人们还是认为他们不愧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张海鹏所持的“史为党论”的史学观所显示的乃是十足的极权主义逻辑。

三、自由史学的使命和局限

1989年民主运动结束后，中共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控制近年来达到了高潮。在历史学领域上，它人为地将一些话题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在国内的媒体上讨论，如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事件”、十年“文革”、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等等。不仅如此，党还做了一些更为出格的事情，如封杀历史剧《走向共和》、封杀历史著作《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等。

以后者为例，这本是一部正面反映党光荣历史的文献，它不过是选编了40年代中共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而已。可是，党害怕民主自由竟然到了不敢正视自身历史的地步。为出版此书，汕头大学出版社遭到惩罚、该书主编陈敏（笔名笑蜀）被迫离开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讲台。既然党不敢面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不许他人提及自己的错误，那党还有历史可言吗？到底是什么让党对自己和中国的历史真相害怕到了这种地步？

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与政治、国家毫无瓜葛的思想文化。每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深深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权体系和统治方式。以事实真相揭示为根本目的的历史学即为如此。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就其形式本身而言乃是自由的，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人文科学的传统一直都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换言之，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毫无必要提出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学一说。可是，中国人却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境遇和问题意识。当代中国与现代民主国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党文化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肆入侵之下，从来就没有完整的正常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存在。

既然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自由很难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极为有限，思想文化的首要意义似乎就不是揭示人类面临的所谓的“普遍困境”，而是彰显某种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就此而言，当下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重新兴起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事件，其最伟大的意义与其说是学术意义上的，毋宁如说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自由史学的这种抗争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乃是人类文明之于威权政治的决绝反抗。正是由于思想文化的这种反抗态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自由史学家的思维仍旧存在着党史学所具有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特点。或许，只有在当代中国大陆真正实现学术自由之后，自由史学界才能心平气和地充分正视自身存在的逻辑困境，下定决心实现自身思想的自洽，并以真正的学科思维来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注释】

[1]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1959年5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深圳市干部网上学院“红旗”栏目（www.szii.gov.cn/study_garden/hong/591307.htm）。

[2] 朱学勤，“娘西皮与省军级”，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页179。

[3] 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报告”，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1期。

[4] 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见中国政治学网（http://www.cp.org.cn/pool/20sjzgshbg.htm）。

[5]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年）”，《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65期）。

[6] 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刊登此文的媒体包括台湾《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的《星洲日报》、美国的《世界日报》。

[7] 这十三位老党员是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和戴煌（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2/200602132213）。

[8] 参看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2/200602171638.shtml。

[9] 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年3月1日。该文亦可见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

[10] 张超，“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86期）。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7 Issue 2

张超：高等教育高收费：公共政策为何排斥社会公正？

张超

一、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功过是非

二、如何看待违反社会公正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

【注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有很大的发展，政治运动对高等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减少了，教学质量比70年代明显提高了，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中国并未改变其威权政治体制，政府的权力在不受监督的状态下深深嵌入各种经济活动，其自利的属性展现得日益充分，贪污腐败事实上逐渐合法化了[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地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2]，中国随即开展了名为“教育产业化”、实为高等教育行业全面高收费的教育制度“改革”。高收费政策的实施确实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却把高等教育开支转嫁给了民众。在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高收费造成患者负担过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承诺未能充分兑现的情况下，高等教育高收费、医疗高收费、公有住房商品化和社会保障落空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了对占人口将近九成的中低收入阶层的“竭泽而渔”式掠夺。在高等教育高收费现象面前，持不同立场的人发表了各种看法，本文所讨论的是，究竟这一公共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应当如何来认识这一政策的合理、正当性。

一、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功过是非

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原本的含义是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但是在中国，教育产业化却被刻意地作了错误的解释，于是在国人的概念里，教育产业化的含义变成了以商业化经营思想为指导、把高等教育发展成盈利行业，这个口号实际上成了“高教高收费政策”的保护伞。

追根溯源，教育产业化的发源地是美国。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促进，后来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此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等，于19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尝试，开辟了一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并存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这些经验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的本意乃是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体化研发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推行教育产业化的大学从未改变大学的非盈利性质，也不曾为增加学费收入而盲目扩大招生数量，它们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些学校关心的不是办学收益，而是发展和传播人类的文明成果。

对于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有各种各样的辩护词。笔者在此引用一位善于领会中央精神的官员的文章，其作者是身兼“葛洲坝教育委员会主任”和“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总经理”职务的陈邦峰。他在2004年5月11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培育教育市场，繁荣教育产业”的文章[3]中说，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教育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必然抢抓机遇，用产业的思想发展教育，即走教育产业化道路。这对于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加强两基工作，提供更为公平的中、高等教育的机会，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及实现教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按照这位主管地方教育的官员的解释，中国的“教育产业化”要为“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服务。把这样的官样文字“翻译”成民众易懂的语言，就是“通过让高校尽量多收费来减轻财政加给国有企业的税负，同时用涨大学学费的方法把民众的储蓄尽量掏出来，注入需求不足的消费市场，以支撑经济的增长”。这个政策主要服务于政府的目标，而对社会上的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地毫无益处。

中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的一篇文章[4]则明确表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真正着眼点无非是民众的钱袋。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1998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另据有关统计资料反映，城乡居民预期消费倾向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子女教育。老百姓手上有钱，也愿意为教育花钱，缺的只是让他们的子女花钱受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只要他们拿出存款的1%，就大体相当于政府拨给现有1,022所普通高校一年的经常性费用。”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着内需不足的问题，其基本原因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日益增加，政府在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政策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开支负担，越来越多的城乡家庭入不敷出，只好看紧荷包，惜支度日。在全国还有8,500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5]，城市“下岗”员工再就业困难长期无法缓解，“三农”问题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用来配合扩大内需政策的教育高收费措施却倒果为因，利用民众不得不为子女前途花钱的心态，逼着惜支度日的民众挖出积蓄来为政府“创造内需”。这样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何况，即便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掏空了民众的口袋，只会进一步促使民众节省开支，进而造成更大的内需不足。如果说，这样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上届政府“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主要举措，那么它不过是“以教敛财”、“唯钱是举”的一件外套，既无法振兴经济，也不可能把高等教育的发展引上正确的轨道。

在国民经济内需不足、大学毕业生就业日益艰难的背景下，以“高等教育高收费”为前提的高校“扩招”的主要受益者是政府和大学的教职员工。大学教职员工的收入大幅度上升，政府则不必为高等教育增拨经费，可以省下钱来为公务员加工资、安排更多的干部出国“考察进修”或为更多的干部配备私用公车。

虽然在校大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交纳高额学费后得以跨入大学的校门，但以如此高昂的成本完成了高等教育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找不到一份能够既养活自己又能偿还教育费用的工作。更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家庭里家长或学生由于学费无着而自杀[6]。

按照目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状况，目前在“教育产业化”招牌下不断升高的大学学费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些家庭的承受力。其结果必然是“大学校门向钱开，有能无钱莫进来”，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为学费门槛太高，无法通过努力学习而顺利踏上社会升迁的阶梯。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出现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正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所言：“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7]”

与20世纪前半期比，目前公立大学的学费甚至比那时的“贵族大学”还贵。有人撰文指出：“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66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2,7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元的学费，相当于1997的人民币4,800元。[8]”至于复旦大学那种EMBA专业23万元的学费，显然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

虽然在实行教育高收费政策的同时，也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但在实行中却是“两头热中间冷”，中央政府和贫困学生的期待很高，而银行却兴趣索然。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该校贫困生比较集中，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因为该校的专业以农业为主，毕业生在非农行业就业不易，银行担心学生无法偿还贷款，所以不愿意给贫困生贷款。[9] 出于同样的原因，湖北省2001年有800万元助学贷款贴息无处可花。[10]

有了“教育产业化”这道“令箭”，高等教育系统放手敛钱，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而千百万父母辛劳一生为子女缴纳的学费却并未完全转化为学校的办学经费。虽然一些大学的办公条件大大改善了，高楼林立，田径场跑道塑胶化了，但大学的软条件并未有太多改善，很多教授终日忙于各种行政事务和商业性活动，鲜有充分的时间给研究生授业。在“盘活教育存量，扩大教育增量，提高现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口号下，高校高收费和低服务质量变得十分普遍，正因为如此，教育收费不当便顺理成章地列为国内价格举报6大热点之首[11]。

以西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是教育部在西南唯一的一所直属师范院校，这所大学破旧的两座图书馆大楼要支撑4万多师生的使用。由于网络、自考等本应在校外进行的教育活动带来了大量学生，他们占据了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空间。每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前夕，学生们为了得到一点自习空间，凌晨5点多就起床在图书馆门口排队，希望在6点钟开门时占得一席之地。该校本科生的公共课程如英语、逻辑学和计算机课程，相当一部分是由在读硕士授课。由于教学质量下降，考试时学生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往往要作弊，于是反作弊竟成了教育部最关心的本科教学管理活动，河南若干大学甚至要发动史无前例的“反考试作弊宣誓签名”[12]。

目前，在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带动下，现在中国连中小学都开始出现了“产业化”倾向。例如，重庆市巴南区一品镇中学为完成镇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47.06万元，向学生乱收费。2003年11月，该校向镇政府交了几十万元后，再也没钱交了，镇政府便停了学校的办公经费。一品镇中学实际上成了为镇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一个“企业”，只要学校开门“营业”，镇政府就伸手要钱。\字号(3){[13] 当“教育产业化”的歪风刮到中、小学之后，宪法规定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就被破坏了。

二、如何看待违反社会公正的“高等教育高收费”政策？

最早向中国政府建议通过大学扩招以刺激经济的，是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汤敏。据报导：“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14]。汤敏本人在他的“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的思考”一文文末（载于“中评网”）特地指出，该文“1998年11月呈交有关领导”。可是，当“发展教育产业”由“天使”变成“教育产业化”这个“魔鬼”之后，汤敏却竭力否认他是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并改而主张起“教育公平”来了。

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向当局提供政策建议，这与中国士人的旧传统“奏折”文化有关。但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一项政策建议是否真正对国家负责，有一个衡量标准，即是否从社会公正出发。那些迎合官方需要、却有损社会公正的政策建议早晚会损害提议者的名誉。

这场“教育产业化”方现端倪，从主流媒体到大学讲坛，从网络论坛到官方场合，反对声便不绝于耳。

2002年4月，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15]”吴敬琏指出，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的“外部性”，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如果不区分情况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目前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他认为，这些都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1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部长丁宁宁指出：市场经济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市场化；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英美，教育的主体也是公立学校，而且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他针对所谓的“扩大内需”一说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以为“400万个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交费3千元，就可以每年扩大内需120亿元”，这种想法是思维短视化，因为这样的算法没有考虑大学收费对家庭支出预期产生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国初中在校生约6千万，假定其中1,500万准备考大学，加上高中在校生1,200万，一共是2,700万。如果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准备子女上大学而增加储蓄1千元（实际上还要多得多），加起来就是270亿元。二者相抵，内需反而减少了150亿元。[17]

至于“教育经费紧张”，丁宁宁指出，紧张的主要是基础教育经费这一块，原因在于国家投入过低。城乡教育附加税费一年也不过几百亿元，只要在总额超过1万亿的财政收入中挤一挤也就出来了。如果为弥补政府教育经费的不足，迫使中小学通过各种不规范的做法来挣钱，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小学各种名目的收费不断增加，已导致不少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辍学。高等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近年随着大学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大量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公立大学的办学方向，也违背了市场经济机会均等的竞争理念。大学可以收费，但对于录取分数线以上的学生，收费水平应控制在使他们在毕业后两、三年里能够还清助学贷款的范围内。

然而，这样的反对声音却一直被政府忽视，高校教工则多保持沉默，毕竟高校高收费能给许多人直接带来利益，在利益的诱惑面前，社会公正就被扔在一边了。

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赞成“教育产业化”[18]。他们认为，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收费可以缓解义务教育办学经费的紧张问题。

在“教育产业化”话题上，新左派学者的批评最激烈，这样的批评进而延伸到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比如，有人说“教育产业化”是国际资本秩序和体制在第三世界国内的拓殖和复制[19]。新老左派举着所谓“公正”旗帜，认为市场经济将扩大人类的不自由和不公正，导致人的异化，他们强烈要求增加政府管制，很少甚至从不考虑政府管制是否过度的问题。这种批评又从另一个角度在支持威权体制。

很显然，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措施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排斥民意、损害社会公正原则的一个典型表现，它与“国际资本”无关。在民意表达受到种种限制，民意对决策无法施加影响的威权体制下，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没有制度化保障，光靠少数声音的呼吁，是无法维护社会公正的。

毫无疑问，社会公正只有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才能实现。没有自由，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正；而一国若不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即使看上去最彻底的自由市场政策，也不能在该国实现自由和公正。缺乏配套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市场化最后必然通向权贵经济，而威权体制下权贵利益集团很容易操纵公共政策为自己的群体利益服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国被现实证明了。

【注释】

[1]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页22。

[2] 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www.molss.gov.cn/correlate/zf1999613.htm)。

[3] 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7.htm)。

[4] 见葛洲坝教育实业集团网站(http://www.cgeig.cn/jylt/jylt8.htm)。

[5] 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坚披露：“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底，我们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还有5,600多万未稳定解决温饱的低收入贫困人口。”(见中国扶贫信息网网站，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059.htm）。

[6] 2003年6月8日晚，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介绍了陕西省榆林县农民景统仕的情况，他家家徒四壁，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1万元的学费，景统仕一连几天外出借钱，均无功而返。抱着对政府的信任，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开具证明函，说明其家境困难，以便女儿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无奈当地的政府机关却不肯协助开具这个证明函。后来，这位走投无路的农民喝下农药自尽。在摄制组的镜头面前景艳梅痛哭流涕：“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同样的情况也在陕西发生过，宝鸡市的“下岗”工人丁平良得知儿子丁炜考上了复旦大学，因学费昂贵，只得向其老板催讨拖欠的工钱凑集学费，结果未拿到钱，不得已跳楼自杀(见2002年8月29日《华商报》)。

[7] 张玉林，“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扩张及其动力”，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5月号（总第38期）。

[8] 陈明远，“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9] 新华网广州10月12日电(http://edu.sina.com.cn/l/2001-10-12/16879.html)。

[10] 见http://edu.sina.com.cn/l/2001-09-06/15607.html。

[11] 见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zhuyeneirong/d1154.htm。

[12] 见http://news.sina.com.cn/c/2004-01-02/04052524452.shtml。

[13] 见《重庆晚报》2004年1月12日报导。

[14] 见《商务周刊》，2004年第21期(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626)。

[15] 见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载2002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

[16] 出处同上。

[17] 见2002年4月5日《经济日报》上“教育领域不能随意引入市场机制”一文，亦见于《扬子晚报》网站(http://www.yangtse.com/gb/content/2002-04/16/)。

[18]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03年8月举办的“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论坛”会上说：“从经济学家角度看，就是怎么使资源更有效的问题，教育问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产业，就是公平的问题和外部性的问题。公平就是要使得每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这也只能够上到初中，贫困生能不能上大学？如果因为穷不能上大学这是很可惜，所以需要社会各种的机制帮助他，但这不属于教育领域本身的问题。”茅进一步指出：“教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它也牵涉到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总想上好学校，而好学校不是那么多，谁有资格上好学校？而学校的好坏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办得一样好。它一定有好有差，当然我们想办法帮助差的学校，但帮助完了之后，整个学校中间还是有好有坏，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http://www.china-review.com/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maoyushi-zxzp-41.htm)

[19] 旷新年，“学术应与哪个国际体系接轨”，载《环球视野杂志》(见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1082)。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5 Issue 3

张超：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

张超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注释】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文革”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自由主义思潮遇到打压后，正统意识形态并未能收复“失地”，在这一思想空间里，新左派思潮、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等蠢蠢欲动，其中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最快。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恰巧遇到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过去2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对外摩擦也随之增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畸变成了可怕的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部书《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是当时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有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问，这几部明显违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书是否代表官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先生在回答时只能说，这些书的问世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言论出版自由。1999年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地下室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

现代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虽然中华文化也可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中，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的文化，它在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待象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这些问题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眼中是很简单的，但对一个现代化进程不断遭遇到挫折的小农国家的普通国民来说，却需要有非同寻常的鉴别力才能弄清楚。就本质意义而言，这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从满清之季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到共和国草建后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来看，国人还是习惯于以夜郎自大和闭关锁国抗拒全球化的方法来维持民族的自尊心。理性精神的缺失表明启蒙事业远未完成。21世纪初的中国，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赛跑。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里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互联网使民众得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互联网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9.18”爱国者同盟网等5个网站即在北京市东城区成功地组织百万同胞签名参加抗议日本的活动，此项游行示威活动差一点就成行了。

日本是在20世纪犯下严重战争罪行而又拒绝认错的唯一国家，至今其右翼政治势力仍然拒绝承认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不仅不为其当年的战争罪行忏悔，相反还通过教科书、历史展览等种种形式试图掩盖乃至歪曲国家犯罪的历史。战后日本利用了被侵略国家的宽容，躲过了严厉的制裁，却保留了当年侵略者对被侵略国家的傲慢和掩藏在礼貌表面之下的蔑视。尽管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以德报怨的精神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可是，日本朝野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许多日本人甚至拒绝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之罪恶及其失败，认为日本只不过是败给了强大的美国，但并未败给中国。而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那些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丧命的将士仍然被当作为国捐躯的英雄来纪念。总体来讲，日本是一个怯于面对自己国家历史罪恶的民族，在其民族自尊的背后其实掩藏着道德上的懦弱。

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不满由来已久，2003年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极端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2003年6月，有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对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9月，又发生了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娼的事件。紧接着，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了反日抗议活动，这后来又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这次反日风潮的起因，据说是4个日本师生在该校外语学院的日本文化艺术节上的下流表演。这本是一个学校内部秩序的管理问题，至多也不过是日本师生不当行为在中国引起的一起治安事件。然而在反日、仇日情绪的刻意渲染下，对日本师生的不满急剧演变成了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惊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成为一起外交突发事件[4]。

在西北大学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些非常荒诞的现象，与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华仇华暴行一样，日商投资企业被砸，无辜的日本留学生被殴打，留学生楼和西北大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于后期的示威行动演变成了西北大学师生和防暴警察集体保卫西北大学的行动。“西北大学党委用了这样一个字眼，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制止的话，它会成为西北大学的空前浩劫。[5]”这种暴民运动实质上是“义和团”精神的现代翻版，是“红卫兵行动”在21世纪的再现。

在现代科技和特定政治文化的支持下，不仅中国的普通公民和民间小团体得以在BBS论坛等地方找到了议论外交事务的机会，而且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们也利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匿名发言方式煽动激进行为和观念。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乃至于号召抵制日货、强攻钓鱼岛，有人甚至主张进行一场东京大屠杀，把日本妇女都强奸了，把日本男人都杀了。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6]。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宁思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的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7]”

中国政府并未像对待其它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打击压制这些言论。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理念上，抨击美国或日本符合正统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另一原因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成堆，积重难返，需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于是在与国内政治不太密切相关的对外关系上让民间有一个发泄声讨的对象，就符合官方的利益了。因此在互联网上凡是出现批评国内政治的观点或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贴子，很快就会被网站管理员依照政府的要求删掉；但如果网民们在互联网论坛上鼓吹反人类的种族灭绝行为，例如赞扬在美国制造“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行为，却不会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或指责。

三、极端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特点和暴力倾向

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里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占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制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蔑视程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准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政治权利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准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准程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启蒙大师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这是唯一的一句在中国教科书中被反复强调的有关自由的经典语录，但恰恰是这段唯一被认可的经典，人们往往只理解了后半句。中国所缺少的是孟德斯鸠前半句话所言，而民粹主义所煽动的一些极端行动则恰恰符合孟德斯鸠的后半句话。

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只有通过政治民主化才能实现，以反对外国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街头运动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进步，相反，它很可能被极权主义所利用，当年纳粹党煽动的排犹运动就是如此。在国内的BBS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帖子，句首是“是中国人就看”、“是中国人就不要删除”。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宣传单上也写着“是中国人就不要撕；如若撕之人人得而诛之”。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似乎只要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站在这个旗号之下的人就自动拥有了无限的权威，可以判别或剥夺中国公民的公民资格。在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上，每逢重大事件，如伊拉克战争或讨论巴以冲突的合法性问题，这些话题本来关系到人权主权孰高孰低的政治哲学命题，但辩论的结果总是呈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那些支持西方国家的网友被谩骂成“汉奸”、“卖国贼”。

谁赋予极端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们这种天然的权威和权利？他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他人保留和发表其观点的权利？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想举着各种旗号为自己封一个天然的无限权威，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无非在重复这种举动而已。极端民族主义自以为把握了唯一的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文革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 《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卷,第531页。

[3] 出处同上，第532页。

[4] 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http://www.phoenixtv.com: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 出处同上。

[6] 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见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zztk/zggc/200312310082.asp。

[7] 出处同注[4]。

[8]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289页。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4 Issu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