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脈絡看伊斯蘭主義者與土耳其政治

本文發佈於《歐亞研究》第十二期，頁29-38。

壹、前言

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向來是中東區域研究的熱門主題。現任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1954- )與他所屬的政黨「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可視為伊斯蘭主義者的代表之一。近年來，不少人批判艾爾多安過於專權、鎮壓異己及三不五時嗆聲歐盟的行徑，導致過去土耳其自豪的世俗主義傳統不再存在。艾爾多安確實是近二十年來土耳其最重要的伊斯蘭主義者，但若回顧歷史，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並非單一與同質性，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展現形式，且深受土耳其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的影響。

本文首先界定伊斯蘭主義者的定義，並概述其研究途徑。其次，歸納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特點，並從歷史脈絡觀察其發展的背景與過程。

貳、伊斯蘭主義者的界定與研究途徑

在分析伊斯蘭主義者在土耳其政治所扮演的角色之前，必須先定義誰是伊斯蘭主義者？一般來講，伊斯蘭主義者是穆斯林，但未必所有穆斯林都被稱為伊斯蘭主義者。

(一) 誰是伊斯蘭主義者？

伊斯蘭主義者的出現與這一百多年的中東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變有關。「青年鄂圖曼人」(Young Ottoman)可說是最早伊斯蘭主義者的代表。19世紀中葉，鄂圖曼帝國現代化運動塑造了一批新的知識份子、詩人及記者。由於他們長期接觸歐洲自由主義思潮與憲政運動，對於鄂圖曼的政治體制產生不同想法。例如一位青年鄂圖曼代表納米克・凱末爾 (Namik Kemal, 1840-1888)反對鄂圖曼蘇丹的專制統治。他曾主張「自由(liberty)不是蘇丹給予子民的禮物，而是上帝賜予的。」[1] 青年鄂圖曼人雖然強調自由主義的重要性，但其並非截然的世俗主義者。他們為了推動鄂圖曼憲政運動，經常將歐洲現代化思想與伊斯蘭信仰結合。[2]

在青年鄂圖曼人之後，鄂圖曼蘇丹、部分宗教學者、或各地的穆斯林團體[3]皆可被視為伊斯蘭主義者，只是他們之間的政治觀點差異甚大，例如，鄂圖曼蘇丹舉起哈里發旗幟，號召受英國、法國及俄國殖民的穆斯林起來反抗、部分宗教學者與穆斯林團體提倡西方憲政民主與伊斯蘭的相容性、也有少數敵視西方政治制度的穆斯林組織呼籲透過暴力來改變現況。不過，共同的現象是這些伊斯蘭主義者皆認為伊斯蘭信仰是他們從事政治與社會實踐的核心動力。

(二) 研究途徑

既然伊斯蘭主義者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有所差異，是否有一套研究伊斯蘭主義者的標準？這二三十年來，學界逐漸將伊斯蘭主義者的研究概念化，絕大多數的學者們認為，伊斯蘭主義者乃時代產物，並非受到神秘力量的驅使，或是毫無理由就對西方仇視。為了暸解伊斯蘭主義者的思想與行為模式，必須先全盤理解伊斯蘭主義者所處的政治與社會背景。

早期學者們並不太重視伊斯蘭主義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常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他們將伊斯蘭主義者描述為落後與野蠻，並作為反對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代表。然而，這種觀念卻無法解釋伊斯蘭主義者內部的多元性與複雜性。近年來，學者們重新回歸史料，並深入探討各國政治、社會與經濟轉變對伊斯蘭主義者的影響。

另外，學者們亦重視各地伊斯蘭主義者的政治論述。早期學者們多半研究伊斯蘭主義者的行為模式，卻忽略其行為背後的政治論述與思考邏輯。今日學者們廣泛蒐集伊斯蘭主義者所發行的宣傳品、雜誌及演講內容，有系統地建構伊斯蘭主義者對現代政治與社會的觀點。

參、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特點

學者們在研究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政治參與方面，該領域的權威學者亞伍茲・哈坎(Yavuz Hakan)指出，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重新界定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邊界，在不推翻世俗主義國家的前提之下，嘗試建構一套知識與道德的規範，以強化公民社會的基石。」[4] 基於此原則，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可將其特點之歸納為：修正凱末爾主義(Kemalism)的內涵、土耳其民族主義與伊斯蘭連結及群眾性的組織三種內涵。

(一) 修正凱末爾主義的內涵

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出現，主要是要修正過去凱末爾主義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凱末爾主義可謂土耳其共和國(1923-)的立國基礎，該意識形態乃源於土耳其共和國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 1881-1938)的政治主張。凱末爾是鄂圖曼帝國的一位傑出將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正當帝國瀕臨瓦解之時，他率領支持者成功驅離了西方聯軍。1930年代，凱末爾的支持者建構凱末爾主義，其所強調的世俗主義、民族主義及共和主義是土耳其共和國建國的基石。其中，以世俗主義對於伊斯蘭主義者的衝擊最大。

世俗主義原本為西方所持的政治理念，強調政治與宗教互不干涉，政府不應介入私人的信仰領域；若人民不違反憲法規範，信仰自由即能獲得保障。然而凱末爾等人對世俗主義的認知較多數西方人士更為激進。凱末爾主義強調的世俗主義不僅是政教分離，還主張政府對於宗教事務的強力主導。凱末爾等人繼承19世紀末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的現代化思潮，其堅信科學至上主義並排斥宗教在公眾領域的重要性。凱末爾曾說「宗教是一種在實際歷史情境下，由各自的先知所創造出來的人為現象。」[5] 此與穆斯林大眾對對伊斯蘭的認知有極大的差距，甚至與伊斯蘭核心信仰背道而馳。

土耳其共和國在1923年成立之後，凱末爾與其支持者致力切割鄂圖曼帝國的傳統，特別與鄂圖曼有關的伊斯蘭事務。1924年3月，凱末爾廢除哈里發一職，自此，穆斯林世界不再有一個共同的精神領袖。與此同時，宗教學者對伊斯蘭事務的詮釋權遭到凱末爾等人的剝奪。凱末爾成立宗教事務部(Diyanet)，將宗教學者們收編為公務員，藉以主導對伊斯蘭的詮釋權。例如，官方統一翻譯土耳其語文版本的《古蘭經》與《聖訓》總集、每週五中午的集體禮拜(jummah)，教長所演講的內容必須事先送交宗教事務部審核、教長祈禱及每天五次喚禮(call to prayer)所用的語言必須改成土耳其語，不再使用原有的阿拉伯語。[6] 凱末爾等人為了避免民間組織挑戰政府對伊斯蘭的解釋權，嚴禁民間團體的宗教活動，同時關閉非經政府許可的伊斯蘭學校(madrasa)，並查禁蘇菲道團(tariqa)[7]的運作。

凱末爾主義者對伊斯蘭在公領域的詮釋權並非始終不變，隨著1950年代政治逐步開放後，政府放鬆對伊斯蘭在公領域的限制，過去被壓制的伊斯蘭團體掌握此機會，重新在社會發揮影響力或是成立政黨，嘗試去修正凱末爾主義的內涵。

(二) 土耳其民族主義與伊斯蘭連結

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第二個特點，是重新將土耳其民族主義與伊斯蘭結合。早期凱末爾等人刻意將土耳其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及鄂圖曼晚期的歷史切割，強調突厥主義(Turkism)的種族認同，例如在伊斯蘭興起之前，他們認為突厥人已經具備高度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8] 換句話說，伊斯蘭或是鄂圖曼歷史，並非土耳其人首要的認同。不過，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在政治領域逐漸展露頭角之後，其對土耳其民族主義增添了不同的想像。他們並未全盤推翻凱末爾等人所建構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而是回溯鄂圖曼帝國過去光輝的歷史，重新將伊斯蘭及對鄂圖曼帝國的認同，透過土耳其民族主義詮釋。

(三) 群眾性的組織

相較於凱末爾主義者菁英式的傾向，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偏向群眾路線，其支持者來自鄉村地區的居民及城市中的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凱末爾主義者早期主導伊斯蘭的公眾話語權，在城市地區特別明顯，但其對鄉村地區的控制力較為薄弱。鄉村地區的穆斯林學者則透過小冊子傳播不同於凱末爾主義者主張的伊斯蘭訊息。1960與1970年代，鄉村地區的穆斯林逐漸形成鬆散的伊斯蘭團體，挑戰凱末爾主義者所主導的世俗主義及民族主義論述。與此同時，不少鄉村地區的人來到城市地區發展，將家鄉的生活習慣與對伊斯蘭的認知帶到城市，惟其在凱末爾主義的強制規範之下，感受到強烈的剝奪感。

隨著1980年代土耳其經濟自由化，這些鄉村背景的人逐漸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或是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對伊斯蘭仍保有強烈的認同，迨其經濟能力提升之後，開始表達對公眾議題看法。[9] 這一批人可說是伊斯蘭主義者的死忠支持者。

肆、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發展 (1950-)

在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發展方面，可以歸納為下面三個階段:

(一) 1950-1980年代：伊斯蘭主義者力量薄弱

1980年代之前，伊斯蘭主義者並非土耳其的政治主流，特別是在1923年至1950年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HP)[10]的執政期間，伊斯蘭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影響甚微。1950年代陸續出現幾個伊斯蘭性質的政黨，但其整體得票率不到5%，最終因違反凱末爾主義原則，遭到政府查禁。[11] 雖然伊斯蘭主義者在1980年代以前未具有政治動能，但因歷任執政黨逐步放鬆對伊斯蘭在公領域的管制，反而能開拓伊斯蘭主義者的活動空間。

由於1950年以後土耳其選舉的開放，民主黨(Democrat Party, 1946-1961)擊敗長期執政的共和人民黨。民主黨在1950年至1957年的三次國會大選中掌握七至八成的席次。其創始成員原本來自共和人民黨，也是凱末爾主義的信奉者，但執政後進行凱末爾主義路線的修正，例如，取消每天五次喚禮使用土耳其語的規定，重新恢復阿拉伯語。民主黨為了爭取選票，與民間穆斯林團體保持友善關係。這些穆斯林團體則趁機擴張其在社會的影響力。

不過民主黨政府在1950年代中後期出現專制的傾向，刻意打擊共和人民黨，並強化其對社會與媒體的控制。民主黨政府的集權作法引起傳統官僚與軍方的反撲。傳統官僚指責民主黨政府背離凱末爾主義的世俗主義原則，暗中鼓勵伊斯蘭團體的發展。1960年5月27日，軍方以挽救民主之名發動政變，解散國會，並逮捕民主黨政府官員。軍方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mmittee)從事修憲，重新舉行選舉。1961年9月16日，軍方以叛國名義，處決總理、外交部長及財政部長。

土耳其軍方可謂凱末爾主義堅定的捍衛者。軍方在建國之初，設定為超然的角色，軍方人員不得參與政黨活動，但若土耳其社會出現混亂或是執政黨政策動搖凱末爾主義原則時，軍方則會主動介入，重新主導政治進程。土耳其共和國歷史共發生五次軍事政變[12]，前面四次成功推翻民選政府。1980年代之後，伊斯蘭主義者若要在政治上站穩腳步，首要課題即是學習如何與軍方相處。

(二) 1980-1998年：艾爾巴坎

1980年代，隨著土耳其經濟與政治走向自由化，伊斯蘭主義者在政治上逐漸佔有一席之地。1980年代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代表人物為艾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 1926-2011)。艾爾巴坎原是位工程師，1960年代晚期開始從政。1970年至1998年，他先後成立三個政黨，但皆因違背凱末爾主義原則遭到解散。[13] 艾爾巴坎的政治主張與凱末爾主義者不同，他主張在學習歐洲制度與科技同時，仍可保存伊斯蘭與鄂圖曼帝國留下來的傳統。1996年6月，艾爾巴坎成為土耳其總理後，因伊斯蘭主義色彩過為強烈，多項施政措施刺激凱末爾主義者與軍方，例如艾爾巴坎在凱末爾主義者的大本營建立清真寺、計畫將聖索非亞教堂重新改成清真寺。另外在外交政策上，艾爾巴坎與以色列保持距離，加強與其他穆斯林國家間的聯繫。1997年2月28日，軍方發動柔性政變，呼籲艾爾巴坎下台。其他反對艾爾巴坎的勢力亦紛紛響應，艾爾巴坎終於在同年6月16日宣布請辭。[14]

(三) 2001年迄今：正義與發展黨與艾爾多安

艾爾巴坎領導的政黨因違背凱末爾主義原則遭到解散。不過，艾爾巴坎的弟子們在2001年成立的「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KP)，刻意與老師艾爾巴坎劃清界線，小心翼翼與軍方保持良好關係。其中一位創始人艾爾多安於2003年成為土耳其的總理後，至今持續主宰土耳其的政局。

艾爾多安執政初期，刻意對外展現開明與溫和形象，對內表明是凱末爾主義的擁護者，全力發展經濟建設；對外與歐洲各國親善，並積極推動土耳其加入歐盟。然而，艾爾多安畢竟是伊斯蘭主義者，與凱末爾主義者仍有不同的政治想法。艾爾多安與其政黨認為國家「正常化」是執政的方向，藉以矯正過去激進世俗主義對一般大眾所帶來的傷害。但若要完成國家正常化，艾爾多安仍須要跨越過軍方這堵高牆。

艾爾多安執政初期並未挑戰軍方，反而利用土耳其加入歐盟為由，遂行政治的改革，逐步弱化軍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2016年7月15日，不滿艾爾多安的土耳其軍人發動政變，但這次政變並未扳倒艾爾多安政府，參與政變的軍人集團反成為全民公敵。軍事政變後，艾爾多安憑藉民粹力量進行修憲工作，擴張個人政治權力並大力整肅政治異己。艾爾多安目前沒有強大的反對者，預料其仍能在土耳其政壇主導多年。

伍、結論：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伊斯蘭主義者

媒體經常將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主義者視為反動、守舊與專制的代表，特別是這幾年對土耳其領導人艾爾多安的報導模式，多半符合這種刻板形象。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中東地區的伊斯蘭主義者相當多元，政治實踐方式深受該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土耳其的例子，該國伊斯蘭主義者參政目標是修正凱末爾主義對他們所造成的傷害。凱末爾主義中的世俗主義與西方的世俗主義不同，早期土耳其政府嚴格控制伊斯蘭在公領域的發展，並控制宗教詮釋權。不過，凱末爾主義的世俗主義內涵並非始終不變，經由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社會逐步多元的開放，受到多數民意支持，伊斯蘭主義者逐漸在政治上站穩腳步，提出不同於凱末爾主義者的政治主張。

近年來，有學者以「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形容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者。非自由民主係指一國雖有民主選舉制度，但卻忽略自由主義的價值。在自由主義的國家，每個人不論宗教、種族或出生背景的不同，皆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自從2002年執政後，至少獲得四成以上選民的支持。這些選民多半來自城市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與廣大的鄉村地區居民。他們過去受到凱末爾主義者長期的壓迫，自然成為正義與發展黨最死忠的支持者。然而，這種非自由民主的特色，對於不認同艾爾多安的個人或團體，產生極大的政治與社會壓力。艾爾多安等人在政治的非自由民主式的作風，長期來看，並不利於未來土耳其政治的發展。

註釋

[1] Sami Zubaida, Beyond Islam: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2011), p.90.

[2] Namik Kemal, “And seek their counsel in the matter,” in Charles Kurzman (ed.) Modernist Islam, 1840-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44-148.

[3] 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巴勒斯坦的哈馬斯(Hamas)、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另外還有伊斯蘭國(ISIS)與蓋達(al-Qaeda)等聖戰組織等，

[4] Hakan Yavuz,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ix.

[5] 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與阿爾佛雷德・史蒂本(Alfred Stepan)主編、林佑柔譯，《土耳其化的伊斯蘭》，台北：光現出版社，2017年，頁91-92。

[6] 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與阿爾佛雷德・史蒂本(Alfred Stepan)主編、林佑柔譯，《土耳其化的伊斯蘭》，頁94-101。

[7] 鑑於蘇菲道團在鄂圖曼時期在政治與社會有廣大的影響力，凱末爾視蘇菲道團為政治與社會改革的主要障礙。

[8] 昝濤，《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417-418。

[9] Yavuz Hakan, Islamic Political Identity in Turkey, p.214.

[10] 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CHP)由凱末爾等人於1919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共和人民黨長期主導土耳其政治發展長達二十多年。

[11] Banu Elihur, The Mobilization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5.

[12] 1960年5月、1971年3月、1980年9月、1997年2月以及2016年7月。

[13] 如民族秩序黨(MNP, 1970-1971)、民族救贖黨(MSP, 1972-1981)與福祉黨(Refah, 1983-1998)。

[14] Gilles Kepel, Anthony Roberts (trans): Jihad: 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02) p.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