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文化

「在英法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時候，德意志民族還是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國家，還只是「沒有民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在這種境況下，德意志民族首先是在文化上完成了統一，成為「文化民族」（Volk）。「文化」是個充滿「德意志性」（Deutschtum）的詞，正是這個詞，建構出德意志民族的認同機制（L’impero si prese la colpa del «ritardo nazionale» della Germania e ricevette solo il «premio di consolazione» di assurgere a nazione culturale nel corso del xviii secolo）。這個民族的生存與統一、生機與創造，這個民族的光榮與夢想，都維繫在「文化」這個詞中。」 ——『德國青年運動』

昭和十五年（1940）夏，約瑟夫·戈培爾遊覽完被德軍佔領的巴黎後，在日記裏寫道：「這宛如一場夢。」 昭和八年（1933）一月三十日，威瑪共和走到了盡頭，德意志國民對新掌權的納粹黨人抱著很好的期盼。一位中產階級書商歡欣鼓舞地寫道：「希特勒是德國的總理！好棒的內閣！這就像一場夢！他是德國人的希望！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定能再現俾斯麥統治時期的輝煌！一月三十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然而很快，他在一封信裏寫道：「政局變幻導致家族生意受挫，許多人紛紛取消訂單。」他安慰自己道：「這也許只是暫時的。」這時，第三帝國在希特勒的領導下，一心一意地籌備著戰爭（就像威廉德國時期那樣熟練），並從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一日起，開動德意志這台效能優秀的戰爭機器。戈培爾慷慨激昂的戰鬥宣言鼓舞著數以百萬計的德意志人義無反顧地踏入戰場，他們渴望用勝利來洗刷一戰的喪師辱國（第三帝國從誕生起就是一台戰爭機器——茨威格）。 第三帝國與威瑪共和時期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許多德國人認為威瑪共和時期的生活充滿無恥和墮落。戈培爾對德國人的講演把威瑪共和時期充滿無恥和墮落的原因歸結到社會民主黨人對猶太人的放縱，他說道：「猶太人是一個背後使刀的民族，他們對我們德意志的崛起是非常有害的，他們用低俗的文化腐蝕德意志青年，導致大量‘花花公子’的誕生，而社會民主黨人對此視若無睹，是德意志的民族敗類，讓他們滾出德國！」戈培爾說完，台下掌聲雷動。當然，第三帝國的執政們並不是空想派，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從昭和五年（1930）的南軍集會到十年後國防軍對波蘭和法國的勝利。他們正一步步地以一種足以實現納粹夢想的激進方式，改變著德意志人和所有歐洲人的命運。 你若覺得這種蔓延於德國人心中的信條是由一戰那個著名的陰謀論——「刀刺在背」孕育而生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我不否認希特勒確實有借題發揮過（指利用這個陰謀論的影響力奪得政權），我要指出的是，愚眾們已經站在了乾草堆之上，希特勒只是将這堆乾草引燃的人。早在十九世紀後期，德國民族主義者們（包括且不限於記者和作家）就曾設想過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裏，德國人重新發現他們所謂的日耳曼人的起源，並崛起成為歐陸的統治者。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的歌劇採用了一種美學上的暗示，敘述了英雄們反抗敵對者的故事，並在這一過程中勝利或毀滅。這種民族主義思想的投射，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十年裏，又借助現代傳媒技術和科學方法重組整個德意志社會的新夢想（德國夢）。這些不同的幻想對希特勒的思想以及戈培爾和其他許多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昭和八年（1933）至昭和二十年（1945）間，民族主義思想在映畫、戲劇、期刊、海報和電台廣播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文化的作用是向德國民眾傳達幾年前還顯得荒誕不經、脫離現實的思想：德意志是一個沒有猶太人和弱智的世界強國。 然而，第三帝國的文化還有另一個不那麼明顯的民族主義方面。舞台上的表演、音樂廳裏的演奏或博物館裏的展覽大多來自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其保守性大於激進性。雖然現代媒體被用於宣傳，但每一種媒體都遵循了當時的口味：映畫館放送愛情片和喜劇片，廣播電台播放流行音樂，雜誌刊登有吸引力的專題照片。資產階級和大眾文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許多非政治性的甚至許多右翼德國人只是部分地接受了納粹的意識形態。戈培爾自己也明白，德國民眾一方面渴望連續性，另一方面作為消費者尋求新的機會。因此，文化的任務並不在於文化本身，而是為使民眾産生參與政治的意願和促進民族思維的形塑。音樂、戲劇和映畫必須是能巧妙地傳遞納粹信息的體驗，同時又能讓更多持懷疑態度的德國人放心和轉移注意力。 沿著民族主義路線引入創新的努力，往往因體制上的競爭或國家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個人仇怨而受挫。 此外，第三帝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是希特勒本人，他堅持德國文化裏的傳統觀念，聲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尊嚴，同時也有利於向公眾展示納粹政府的優良作風。因此，很難定義任何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德國文化的獨特性一方面是通過與「猶太人」的對比而獲得的，在第三帝國，猶太人不可能參與文化的傳遞，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納粹政權的帝國主義姿態。甚至在昭和十四年（1939）之前，這些自命不凡的姿態就已經影響了公共建築，並在戰爭年代定下了基調。因為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多的夢想：德國文化統治歐陸的夢想。實現這一夢想的方法包括全面的宣傳、經濟滲透和赤裸裸的暴力，特別是針對猶太民族，他們的文化和物質存在不僅在德國本土，而且在歐洲其他地方也要被消除。國家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德國文化和威瑪共和的產物。無論「奪取政權」是多麼重要的分水嶺，但昭和八年（1933）以前的延續性仍然很重要。有別於威瑪文化的「國家社會主義文化」只不過是以初步的形式存在。它的特點不在於意識形態或形式上的特徵，而在於它與政治、社會和戰爭的密切聯繫。因此，文化不僅是「第三帝國的美麗表面」，更是推動德意志戰爭機器前進的重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方向和重點的變化（其中許多是自發秩序）。昭和十一年（1936）第三帝國的文化與昭和八年（1933）的文化意義不同，昭和十九年（1944）的文化與昭和十五（1940）年的文化形式不同。除了納粹的創新、資產階級傳統和現代媒體之外，我們還必須將政治對手和猶太少數派試圖堅持自己的立場也納入影響它的因素之中。此外，它的影響範圍遠遠超出了德國的邊界。即使在戰爭爆發之前，第三帝國文化依然受到了外國的嚴格審查，昭和十四年（1939）之後，它給歐洲人和美國人帶來了文化上的挑戰，也帶來了政治上的挑戰（卡爾·施密特的政治思想）。

在昭和八年（1933）到昭和二十年（1945）之間，這種緊張關係變得十分尖銳。要理解這種激進化是如何產生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時間回溯到威瑪共和，考慮到納粹政權以及德國社會，並將目光投向德意志帝國的邊界之外。對文化的理解刻意放寬，既包括戲劇、歌劇、古典音樂等意義上的高級文化，也包括映畫、廣播、輕小說等大眾文化。此外，這兩者都不是獨立的領域，因為它們與政治優先事項、科學願景和休閒實踐密切相關。德國人與文化相關聯的夢想對德國、歐洲和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調動了巨大的能量，並以徹底的毀滅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