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國的土佐：明治維新、自由民權與財閥的興起

本篇曾以「南國土佐如何促成維新，自由民權與財閥的興起」為標題，收錄於《現代日本的形成》(台北：遠足文化，2018)。現修訂部分內文重發於此，文長慎入。

附帶悲報：修訂的時候又發現，這篇授權給「故事StoryStudio」刊登的部分內文，被對岸的「知乎」盜文了。

位於四國的高知縣，舊稱土佐，由於地處日本國境之南，加以日照強烈及多雨的氣候，也有「南國土佐」的稱號。

自2017年至2018年，先後為大政奉還與明治維新屆滿150周年，高知縣連續兩年皆舉辦了「志國高知：幕末維新博覽會」的活動，以高知城歷史博物館，與坂本龍馬紀念館兩個主要的會場為中心，結合全縣二十多處的維新史蹟與地方文史場館，引領來訪的遊客，了解高知縣在近代日本形成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018年2月1日傍晚，筆者搭乘南國特快巴士( なんごくエクスプレス)，來到了高知。

出身於臺南，1950年代唱紅諸多臺語名曲，被稱為「臺灣美空雲雀」的陳芬蘭，曾在1969年曾發行過一首名為「再見南國」(又名「阮的故鄉南都」)的臺語流行歌，唱出異鄉遊子對府城的鄉愁。實則這首歌的原曲，改編自1959年一首名為「 南国土佐を後に して」的日文歌曲(中譯：離開南國土佐之後)，原曲的歌詞中流露出土佐青年遠在異地，對故鄉親友與名勝風景的思念之情。

幕末維新前的土佐，擁有千年以上的和紙工藝製作傳統，長期為皇室與幕府進貢御用紙張；現今的四萬十地區，由於中世應仁之亂，有公卿前來避難並從事建設，而有「小京都」的美稱。此外，土佐的室戶岬，與近畿地區的和歌山，皆為日本少數有鯨豚出沒的海灣，自江戶時代初期以迄19世紀，室戶地區在近海獵捕鯨豚的漁業活動，亦持續了兩百多年的歷史。

培里來航之前，土佐開始與世界產生連結，以及其後影響近代日本的發展，其契機則與美國在太平洋的捕鯨活動有關，這必須從中濱萬次郎( ジョン萬次郎)開始說起。

萬次郎為土佐中濱一地的貧窮漁師之子，1841年出海打漁遭遇暴風，漂流至太平洋上的無人小島長達數月，因緣際會的被一艘名為 John Holland的美國捕鯨船所搭救，並隨著船長前往美國生活，成為近代第一個赴美的日本人。

捕鯨船長收養萬次郎為養子，安排他進入麻州的一所學校就讀，學習英文、數學、測量與航海技術。畢業之後的萬次郎，當過捕鯨船員，也曾經前往加州淘金，一心想回到日本的他，把工作所得投入於購買船隻，航向返家之路。他曾輾轉在琉球、薩摩、長崎，受到當地官員的訊問，以了解其返日的動機，終於在1853年被護送回到土佐。

停留薩摩期間，藩主島津齊彬曾借重萬次郎的航海與造船知識，協助薩摩藩設計蒸汽船，並從萬次郎的美國經驗與航海見聞，了解外部世界的劇變。2018年，在NHK所製播的第57回大河劇「西鄉どん」，就曾安排主人公西鄉隆盛，在獄中與萬次郎相遇，並接受齊彬之命，暗中了解萬次郎為何返鄉，與齊彬接見萬次郎的劇情。

萬次郎奇蹟似的經歷，堪稱日版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返回土佐之後，當年遭遇暴風漂流荒島、赴美以至返國的經過，由蘭學家兼繪師的河田小龍，根據萬次郎的口述，以及河田自己所繪製的插畫，整理成《漂巽紀略》一書。《漂巽紀略》在進呈給當時的土佐藩主山內容堂閱覽之後，陸續出現各種抄本，據說有許多大名曾經閱讀過。

萬次郎的漂流與異國經驗，使他的知名度在土佐與幕府間逐漸提高，不但受聘任教於土佐當地的藩校「教授館」，更被幕府延請至江戶，擔任翻譯與造船技術指導等工作。培里來航與日美訂約之際，幕府更借重其經歷，了解與美國有關的情報。1860年，萬次郎作為萬延遣美使節團的一員，搭乘軍艦「咸臨丸」，與艦長勝海舟，與福澤諭吉等各藩武士前往美國，進行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換約事宜。

諸如維新志士後藤象二郎、坂垣退助，與其後成為三菱財閥創辦人的岩崎彌太郎，曾在土佐藩校受業於萬次郎所傳授的英語、海運、造船、保險等新知；坂本龍馬也曾透過《漂巽紀略》一書，了解萬次郎的經歷；勝海舟與福澤諭吉在搭乘咸臨丸赴美之行途中，也曾向萬次郎學習英語及各種西洋情報。無論在藩校的教學，或是在幕府對外交涉的活動上，萬次郎可以說引領許多日本知識人逐步開眼看世界，也影響了他們日後的頭角崢嶸。

被後世稱為「幕末四賢侯」之一的土佐藩主山內容堂，在擔任家督期間，推行了一連串藩政改革，兩度起用主張公武合體的吉田東洋，採取強化西式軍備、海防，與充實財政的措施，並派遣藩士到長崎遊學。此外，也致力打破上士與下士間的隔閡，促進武士階級的流動與任用。

不過，以武市瑞山等人為首的下士階級，所結成的土佐勤王黨，難以接受藩內決策高層的公武合體立場，雙方在政治理念上的相左，演變為利用由上而下的政治力彈壓，或是下對上的暗殺行動，以獲得改革政策的主導權。彼此陣營的勢力時有消長下，多少阻礙了革新的力道與方向，也使部分藩士為了尋求不受制於藩內所制約的改革路線，而脫藩成為浪人。出身於土佐下士，兩度選擇脫藩的坂本龍馬，開始奔走於日本各地，希望將日本這個國家推向不同的維新之道。

在變局中找尋出路，風起雲湧的幕末亂世，為各藩武士提供更多，除了前往江戶參勤交代之外，能夠在日本國內外旅行的契機，只要你具有「衝組」的特質，就不怕沒有趴趴走的機會。雖然龍馬並未如同部分幕末藩士，積極尋求出國開眼看世界的經歷，他終其一生的旅行足跡並未離開過日本，但是比起諸多屬於「衝組」，奔波在道途上的志士，龍馬擁有的旅行經驗，卻又有許多不同之處。

龍馬最被人傳為美談的一次旅行，莫過於在京都寺田屋遇襲事件之後，與其妻阿龍搭乘薩摩所屬的蒸汽船三邦丸，前往九州霧島附近的溫泉勝地進行療傷，並同遊高千穗，被後世稱為是「日本史上最初的新婚旅行」。據說龍馬亦曾在長州豪商伊藤助太夫的招待下，偕妻乘船前往下關的巖流島觀賞煙火。

龍馬在得年33歲的短暫生命歷程中，南至九州，北至江戶，甚至位於現今北陸地區的福井縣，皆有其兼程往來的足跡。

早年的龍馬，至江戶遊學鑽研劍術，因緣際會目睹培里的黑船來航，深感衝擊而激發其攘夷的想法，並加入武市瑞山創立的土佐勤王黨。他曾在一次返鄉之際，拜訪過河田小龍，向他請益反制黑船的辦法，並由河田所整理的《漂巽紀略》得知中濱萬次郎其人的經歷，對河田所提出振興商業、購入外國船隻，以及結合志同道合之士從事海運事業，以抗衡西洋的意見後，也深表認同之意。

作為土佐勤王黨的一員，據說龍馬原本曾想暗殺被後世稱為幕末型男，當時擔任海軍軍艦奉行的勝海舟，卻因聽了勝海舟拿著地球儀向他講述世界局勢、海軍建設，與引進外國知識技術的必要性，深受感召並成為其門生，立場轉而傾向開國，自此其生涯開始與「海洋」、「船艦」二詞產生密切的連結。

培里來航之後，幕府與各藩基於海防或商貿之所需，一方面漸次向西方各國購買新式蒸汽船或軍艦，另一方面也嘗試自行建造船艦。龍馬隨勝海舟搭乘過幕府所屬的軍艦順動丸、觀光丸，往來於伊豆下田與神戶、大阪之間，也在居間協調各藩合縱連橫的過程中，搭乘過薩摩、土佐等藩所屬船隻，利用海路在日本各地奔走。

龍馬曾任職神戶海軍操練所；並曾在長崎創立最早的會社「龜山社中」，為薩長兩藩進行軍火貿易與航海訓練，促成薩長同盟；龜山社中在改組為海援隊後，吸納了更為廣泛的人士；在土佐所屬的夕顏丸中，與同為土佐出身的後藤象二郎在談論時局之際，提出「船中八策」的新國家構想。上述這些事蹟，無一不顯露這位幕末維新志士，希冀通過一種海國意識，以及從海洋出發的國際觀，來重新洗滌日本的野望。

四處旅行奔波，結交各藩維新志士、學者、公卿、商人以互通聲氣，促成不同勢力的化敵為友，並起草「船中八策」，為日本提出新國家藍圖，卻無意在新政府中取得一席之位的龍馬，雖曾在京都寺田屋逃過伏見奉行的追捕，不幸的在大政奉還之後，與中岡慎太郎慘遭見迴組暗殺於近江屋。

龍馬未能看見其理想的國家藍圖逐一被付諸實現，現今京都的靈山護國神社，成了他的長眠之所，與他相伴的，除了中岡慎太郎，還有當時諸多因投身於維新，最後埋骨於此的志士與功臣。

短暫與戲劇化的生涯，使龍馬在至今的日本國內外，一直都是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諸多以龍馬為中心的小說、電視劇，以及研究論著可以說汗牛充棟之外，龍馬在幕末足跡所經之地，例如脫藩所走的道路、下榻的旅館、去過的照相館、會談所跡、遠眺風景的地點等，日後都成為重要歷史文化資產，也是日本各縣市在推廣觀光，建構地景時的重要資源，自然也吸引了國內外的歷男、歷女前來朝聖。

原本龍馬所構想的大政奉還，是希望通過土佐藩建議德川幕府，將政權和平轉移給朝廷，避免佐幕與討幕雙方勢力的角力競逐過程中，引發流血內戰。但是隨著龍馬的辭世，政局又為之一變，討幕派再次取得有利的位置。

隨著伏見鳥羽之戰與戊辰戰爭次第開打、結束，新政府也在此前後，陸續進行官制、遷都、廢藩置縣、徵兵制、取消武士特權等新政，以強化新政府的權力。1871年廢藩置縣後，土佐藩也改稱為高知縣。土佐出身的板垣退助，由於指揮會津一戰獲勝而嶄露頭角，得以進入新政府擔任參議一職。

因時局變遷與制度的改易，原本擁有苗字帶刀與俸祿等特權的各藩武士，生活逐漸陷入困境，國內各地士族叛亂此起彼落，因而牽扯出新政府高層的「征韓」議論。主張征韓的西鄉隆盛、板垣退助與後藤象二郎，試圖藉由派遣士族出征朝鮮，轉移對政府不滿的情緒。不過，1873年，三人因為征韓主張遭到否決而集體辭官，史稱「明治六年政變」。

土佐在退出新政府的高層決策圈之後，板垣退助與後藤象二郎等人，在1874年成立了日本最初的政治結社，也就是「愛國公黨」，向政府提出了「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主張擴大人民參政權，為自由民權運動拉開序幕。

而板垣也在同年返回家鄉土佐，成立「立志社」，募集有志之士，翻譯西書，研究國外的民權學說，土佐遂成為自由民權的先驅之地，因而有所謂「自由來自土佐的山間」(自由は土佐の山間より)一語。

最初以失意的不平士族為主要推手，為了抵抗壟斷明治政府的薩長藩閥，所發起的自由民權運動，在西南戰爭平息後，板垣等主事者已認識到，通過武力來抗衡政府的途徑已勢不可為，此後的立志社更進一步的確立以言論為武器，通過舉辦演講、發行刊物、報紙宣傳，來鼓吹制憲、設立議會等自由民權的訴求，將民權思想與理念普遍紮根於各界。

土佐作為自由民權運動的領頭羊，影響了全日本各地紛紛成立地方性，甚至跨地域的政治結社，向明治政府提出開設議會與制憲，以保障民權的要求。民權運動雖然在幾經政府取締、民權人士的入獄而挫折不斷，不過其後因抨擊政府所爆發官商勾結的醜聞，而使運動的聲勢大漲。迫於輿論的壓力，明治政府終於承諾在十年內召開國會，並由天皇頒布憲法。

諸多土佐出身的人物，在自由民權運動中，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留學法國，翻譯盧梭的《民約論》，被後世稱為「東洋盧梭」的中江兆民，除了是自由民權運動的理論指導者，也創辦報紙《東洋自由新聞》，在報刊上寫作不綴，宣傳自由民權，並不忘為受歧視的部落民爭取權益。龍馬的姪子坂本直寬，創辦《土陽雜誌》，作為政治家，他以尖銳批評政府的官僚主義而著名。

女性投入爭取參政權的活動，也在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下逐漸萌芽。在1870年代就積極前往聆聽立志社演說會的楠瀨喜多，因不滿地方選舉排除高額納稅女性的投票權，在全國性的報紙《大阪日報》與《東京日日新聞》撰文批判，並與坂本直寬等人聯合奔走之下，取得了女性參與基層村會的權利，土佐也成為日本女性參政權的發祥之地。

雖然在四年之後，這項權利遭到明治政府廢止，楠瀨喜多作為女性參政運動的先驅，促使當時諸多土佐的知識女性，投入爭取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權益，並關注風俗與衛生改良、娼妓解放等問題。

諸如制憲、國會開設、有限制的選舉權等，自由民權運動在幾經與政府抗爭，及各種政治的運作交換過程中，逐步獲得部分目標的實現。儘管部分土佐民權派人士，在政府頒布憲法開設議會之後，轉而放棄最初的理念，選擇與政府妥協，使民權運動走向分裂，不過，明治憲法與政黨政治的確立，而在其後有所謂「大正民主」的出現，不得不說是土佐的發起鼓吹，所灌溉而成。

即使不熟悉日本近代史的讀者，對於日本有所謂的「四大財團」(又稱「財閥」)應該不算陌生。2010年由NHK製作播映的大河劇《龍馬傳》中，編劇者福田靖，即是以四大財團之一的三菱集團創辦人──岩崎彌太郎的視角出發，講述龍馬一生的經歷。

年少時家境貧寒，成天為家計四處奔波，卻仍好學不倦的岩崎彌太郎，曾因父親酗酒鬧事所引發的糾紛而鋃鐺入獄，鐵窗生活中仍努力學習算數與商賣等經營方面的知識。出獄之後，正值吉田東洋再次主導藩政改革，不拘身分制度拔擢才能之士，意外的被後藤象二郎發現岩崎的理財與經營長才，安排他前往長崎，在土佐藩所經營的商會擔任要職。

彌太郎以其優異的財務管理能力，為土佐藩販賣樟腦等土產，充實藩庫，他也周旋於軍火商格拉巴 （Thomas Glover）外籍軍火商之間，購置軍械船艦等物資，自此開始以土佐經濟官僚的姿態活耀於長崎。

通過後藤象二郎的關係，彌太郎也在任職商會期間，開始與龍馬有了較為密切的交往。龍馬成立的龜山社中，在改組為海援隊之後，活動經費與軍火物資需求，多由彌太郎所管理。新政府在宣布廢藩置縣之際，彌太郎在大阪將其為土佐藩經營的「九十九商會」接手，由自己經營，並在不久之後更名為「三菱商會」，承接了高知、神戶，與東京、大阪間的海運客貨事業，展開其經營國際海運的開端。

三菱商會通過整備公司體制，並以過去政商界所建立的人脈基礎，獲得各種商情的內線消息，不斷累積會社的資本。在日本出兵台灣，與西南戰爭之際，為政府承辦軍需、兵員的運輸工作，而為了與外國的海運事業相抗衡，在政府的刻意扶植下，也將開設於上海與橫濱之間的「命令航路」，交由三菱會社獨佔經營，香港、天津與朝鮮的航路其後亦陸續開設。

不僅在政府的扶植下，將日本的海運事業由國內延伸到國際，三菱也次第開辦其他事業，將集團帶往多角化經營的發展。

例如為了培育海運與商業經營人才，而創立了三菱商船學校、三菱商業學校，也陸續涉足礦業開採、金融業、海上保險、生命保險與自來水事業，甚至二戰期間的軍工產業，如著名的零式戰機，就是由三菱重工所設計製造。彌太郎也利用家族聯姻的方式，維繫其政界的人脈於不墜，建構起盤根錯節的政商利益，也是三菱事業帝國得以在近代日本有著「喊水會結凍」實力的重要基礎。

三菱財閥的崛起，除了是在日本政商勢力合作之下所建構的成功經驗，而其對日本政府在軍事上的運輸與生產需求，支持軍國主義的侵略，大賺戰爭財的經營方策，也成為二戰以前許多財閥所仿效的經營型態。

龍馬在世時，曾經計畫在大政奉還之後，前往北海道(當時仍稱蝦夷地)從事開拓，只是其英年早逝而未能實現。

進入明治時代，龍馬的養子坂本直，曾向新政府提出開拓北海道的建議書，並曾任職函館裁判所，成為土佐坂本家第一位前往北海道的家族成員；而龍馬之姪，也就是曾在自由民權運動中活耀一時的坂本直寬(原名坂本南海男，為坂本直之弟，其後接續兄長繼承龍馬家系)，在卸下高知縣議員的從政生涯後，於1898年渡海前往北海道，從事北見地區的開拓與傳道活動，與當地的開拓民眾共同成立名為「北光社」的農場，開始其墾拓與傳道的志業，成為北見一地的開拓先驅者。

坂本家的成員繼承龍馬的遺志，就此在北海道落地生根。而這樣的背景也成為日後高知市與北見市，結為姊妹市的重要淵源。

參與幕末維新、引領日本的海國意識與建構新國家的理想，對民權、憲法的爭取成果，以及新興財閥在政商關係與日本發動對外戰爭中的複雜糾葛，土佐的志士、民權家與財閥的創立者，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形塑了近代日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