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中国的政治首脑……

以前在听到香港的新闻时，经常会听到末代港督“彭定康”这个名字。

那时候我还很小，以为“彭定康”是个中国人。但这样又给我带来了困扰：香港不是割给英国了吗？英国怎么会让中国人来当港督呢？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以前也一直以为萧伯纳是中国人。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外国人。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是当时中国人不习惯外国人的名字，在翻译时做了处理；而政治人物的译名更是翻译者有意为之，希望他们的名字像中国人。

前几天看BBC中文网，看到英国的现任首相斯塔默和前首相苏纳克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我关注到的不是他们议论的内容，而是当两人起身发言时，屏幕上显示的是他们的中文名，苏纳克的中文名叫“辛伟诚”，斯塔默的中文名叫做“施纪贤”。

这个现象引起我的兴趣：他们都是英国人，从事的是英国的政治工作，没有必要取中文名字。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取中文名不光是英国政坛上常见的现象，而且几乎成为了惯例。

理由也不难猜：因为英国曾经取得香港的统治权，香港是主要讲中文的地方。如果想要取得香港人的认同，最起码香港人得认识英国的政治人物。生硬地将他们的英文原名推给香港人，难免会让香港人产生“外国佬骑在我们头上”的感觉。所以英国的许多政治人物都会取中文名，而港督就更是如此。

不光是英国，美国的政治人物也一样。美国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也有中文名“贺锦丽”。这个名字是她在担任旧金山郡地方检察长的时候请人取的，而每当她要去华人社区拉选票的时候，她就会自称“贺锦丽”，希望华人选民能够将她视为“自己人”。

当我看到这些努力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回顾中国。中国采取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并非以统治者一人去顾全万人的感受，而是以万人的感受去顾全统治者一人。

比如关停藏语的学校、取消蒙古语高考、在新疆展开强力的监控维稳……这些举措当然是残忍的，但同时也是愚蠢的。

别的不说，仅从人口上来看，目前在中国的藏族人口约有七百多万，蒙古族人口有六百二十多万，维吾尔族人口更是有一千多万。

这三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就有两千多万人。而现在中共的做法就是在摧毁这两千多万人的语言和文化，剥夺他们的自由，消灭他们融入社会的机会……然后，当这些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开始拿起刀子乱砍乱杀的时候，中国政府又马上摆出反对恐怖主义的姿态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地压迫和清洗……

这哪里是在行政呢？这根本就是在发疯。

我有时甚至会有点恶意地揣度：习近平关停藏语学校会不会是因为他闹出过“萨格尔王”的笑话？作为连汉语都说不太好的文盲，他确实有消灭其他语言的动机：如果世界上只剩下汉语，那他不擅长的语言就只有一种了。

不论新疆和西藏是否取得独立地位，内地依然会有很多说藏语和维吾尔语的人口。如果我是中国的政府首脑，为了解决潜在的矛盾，我可能会请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学者出山，请他们用他们的语言为我取一个名字。同时要求在政府内部发行行政文书时一定要附上不同文字的版本。

理由也很简单：如果这些民族的人能用他们的语言看到我、听到我，能有一些人认为我可能是“自己人”，是一个可以沟通的对象，不是只会用武力压迫的巨婴……也许事情会稍有不同。他们也许会试图与政府沟通，甚至直接加入政府。

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那何苦要诉诸暴力？

给自己取名只是开始，接下来我会与同僚一起努力解除中共毫无道理的对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消灭与打压（同时还要解除对汉语方言比如四川话、粤语和上海话的打压），同时修改法律的框架，让宗教在中国有活动空间……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说起来很轻巧，但如果实际去做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深知这样做可能有风险。比如藏文和维吾尔文可能会让藏族和维吾尔族建立起不同于官方倡导的自我认同，从而导致矛盾……

然而我相信：即便尊重和维护不同的文化会带来风险和冲突，这些冲突也可以在民主的框架中得到解决。用武力消灭不同的意见看上去“简单高效”，但我们曾经见到的民族冲突的惨状已经证明了：压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火上浇油。

2008年的事件非常惨烈，但如果中国的当局只思考“如何防范他们杀人”而不思考“为什么他们要杀人”的话，总有一天这个问题还会以别的方式，在别的时间和地点发作出来，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下一次的发作只会更猛烈。

这大概是我给中国政府提的第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名”不正则言不顺，先给自己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取一个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