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我学着治愈自己

经历第一次大学思政类课程闭卷考试成为自己2019年的痛苦开端。当我看到培养方案中有且仅有的两门六学分项目分别是毛概和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我知道2020年的第一个学期突然增加的另一门思政类课程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表达的权利。

不过年初马原闭卷考试倒是给我带来了意外收获——在爷爷去世前我顺利地答出了关于马克思的提问，让他倍感欣慰。

有些奇怪地，自己对于身边人过世并没有太多感觉，眼泪大概还是会掉几滴，但那绝不是因为内心深处有多么悲痛欲绝，只是共情能力强到会轻易受他人情绪影响的表现而已——当然，也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的“社会性表达”。

没有问过太多人，至少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好像比长辈更加坦然——我相信和我一样的同辈人只会越发多起来，或许是得到了更加宽容的生命教育（事实上不管是否宽容，我们能够在“谈死色变”的环境下得到哪怕一丁点儿“生命教育”已属不易），或许是希望追求一点“不同的东西”，或许只是受够了延续太久的哭天抢地和令人生厌的繁杂习俗。当然，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生活所迫，90后已经冷静地在电脑里敲好了自己的遗书。

如果一定要说同辈人是中国人中的特例，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同辈人中的特例。

不管是高二时候姥爷住院、去世，高考前舅舅不大不小的手术，还是大二第一学期爷爷住院，我始终都被当作一个“局外人”排除在家庭的体系之外。每一次父母都会选择向我隐瞒几乎所有事实，企图用一些拙劣的谎言让我“不受影响”地学习、生活，心安理得地把我当做自己通向道德高地的垫脚石。众人前来吊唁爷爷前妈妈反而告诉我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1月放假才被告知爷爷在10月已经住院”的消息，我实在忍不住抱怨他们是不是看多了狗血的八点档国产剧，她还既难过又幽怨：“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于是2019年我大概明白了自己面对家庭和所谓的亲人越来越冷漠的原因：当别人打着善意的旗号把你排除在“家庭”的体系之外，你自己还有什么理由装作是家庭的一份子或者核心成员说些或做些实际上根本无关痛痒的话呢？我常说自己的性格像猫，必要的时候对某些事情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只为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安逸地进行下去，不过经此一事，我大概连装都懒得再装下去了。尽管仍然对自己能够与家人进行真诚沟通抱有一丝幻想，不过相比于以前希望努力把这种想法付诸实际的我，2019年以后只告诫自己：一味地有这种想法只会让自己痛苦，期望他人做出改变是不可能的，还是不必管他们，自己随心所欲地过下去吧。

学生的每一年都会被两个学期和假期自然地分成几部分，以至于每每在岁末年初回想过去一年发生的事，都只认为9月和它后面的几个月份后才属于这一年。去翻2019年的日程本、日记、被贴满的电影票据本、看2019年社交网站的动态我才渐渐回想起了一点上半年的事——原来两个学期以外还有更加久远的大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厉害啊，把辅修考试一并算在期末考试里，两个学期前我居然在一个期末解决掉了十四门课程，后来的学期里课程数量减少了一半，因此而产生的疲累反而只多不少。

自己不是科幻迷，也不会仅因为某部影片成为现象级就特意为它花费时间。《流浪地球》出现在自己2019年电影票据本上完全是因为被父母推着去看，那好像是我为数不多没有安静坐着听完片尾曲就走出影院的一次。父母从不会耐心等着我安稳地坐到最后一刻再起身，只会一边抱歉地和工作人员讪笑一边站在影厅门口以一种急促而又严厉的口吻催促我走出影厅。朋友有的了解我的习惯，耐着性子迁就我，有的为此大惑不解，连拖带拽地带我奔向下一个目的地。于是2019年，本子上的单张电影票好像更多了一些，我终于可以在屏幕上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影像后起身对影院工作人员道声谢然后缓步走出影厅——妈妈得知我总是一人看电影后言语中总透露着对我的怜悯、同情甚至是“没有友人相伴”的恨铁不成钢。如果无法相互理解，以后真的没必要向他们说太多，尽更大的努力和他们勉强维持关系已经让我耗费太多精力——表达欲就是这样被一点一点消磨掉的，而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更加美好的东西也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了。过去的这一年里我越来越多地明白自己的冷漠不是生而有之，然而尽管如此，亲情之间的藕断丝连和天然的巨大道德压迫感还是让我难以泰然处之。

因为一部《流浪地球》而被人们称为中国科幻元年的2019年同样出现了被称为“以一己之力关上中国科幻作品大门”的《上海堡垒》，不过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事件的上演倒仍然是只多不少。

渐渐疲于追赶上每一个热点，倒是在不知不觉间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志愿服务、演出…参加这些好像让我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我厌恶属于自己的毫无波澜起伏的生活，于是又更加热情而盲目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去。

自己在校合唱团大概一直属于有些被边缘化的团员，或者说，自己也主动选择了被边缘化。唱了一年多老师也总是会忘记我的名字，被记住居然是是因为自己面无表情、毫无表现力的独特风格。出发参加文艺展演前在排练厅里练习最后几遍被老师单独cue“注意表情”，那时候我还是照常安慰自己：没事没事，至少老师认识你了。很认真地参加排练也记得某句词某些地方的特殊处理，但大概因为自己既非相关专业学生，也不主动不活泼，还是会隐隐感觉到老师冷淡的态度。参加各种各样大型活动的排练和演出感受到的微妙气氛总会让我一遍又一遍陷入自我怀疑：自己这样的性格当初到底是为什么才会来参加校艺团，还一加就是两年半？

好在2019年的我终于等到了属于合唱团的专场演出，积累了三个学期的歌曲终于得以尽数展示。尽管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团体，我仍然喜欢站在舞台上享受一束灯光的感觉。于是一边在充满音符的排练厅开心地大声唱歌，一边在无法真正接纳自己的团体里小声说话居然成为了一件我无比习惯的事。退团那天的排练我大概会翘掉吧，毕竟真正的“退团感言”我是不敢说给他们听的。

更加让我习惯和依赖的是模联。大三的我坐在面试官的位置上问那些和我一样高中即有模联经历的小同学：大学参加模联是否是一种习惯？我没有发现有人听懂了这问题的真实含义——如果大一时的我能够想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再多一点考虑，考虑到底为什么依然想要加入一个已经在高中参加过那么久的社团呢？对于安全感和舒适圈的追逐远远大于对它的热爱，大一结束时已有退意，还来不及告诉学姐已经被告知下任部长的人选是自己；一次一次的活动让我找回了熟悉的感觉；11月天津区域培训会的最后一天早上下着很大的雨，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带着一车物料挤在一辆货拉拉里被司机师傅从并不近的宾馆载去学校会场，那时候和小推车挤在同一个座位上的我几乎开心得大叫。我向他们解释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事情很好玩儿，但后面的半句始终没有被说出口：这样一看，我原本的生活有多无聊啊。于是我又一次陷入了“一个习惯”。

可是我为了暂时逃离现实生活、模仿“快乐中枢”实验里疯狂按下操纵杆的小鼠而做的事情有哪一件是真的被完成得很出色吗？小吉同学是太多方面的业余选手了，可能也正深知这点，她才会有意识地在某些事情上让自己被边缘化，这反而让她觉得安全，但也更是因为害怕做出改变，才一直缩在角落里不愿意离开，反倒有了一种居然可以坚持这么久的假象。可是不管是不是留在类似的组织里大家都在向前走啊…哪有人像我一样，什么都不管就往角落里一蜷，再也没有一点长进。

尽管在过去这一年里关于“热爱”、“安全感”和“逃离原本生活”间的博弈逐渐被我察觉、让我陷入思绪的挣扎。幸运的是，因此而遇到的人在时刻治愈着我。

2019年的我好像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接受爱和温柔了。大概自己足够幸运，感受过很多外界的善意，赶上过很多恰逢其时的机遇，家庭的排除反倒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我远离了鸡毛蒜皮的家务事。然而长久以来，这都成为了我不大能分得清来自外界善意与恶意的原因，2019年的我在这方面似乎依旧没有任何长进。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足够多足够好的人，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人真的可以被他人治愈。从来脑海中的概念都是谦虚即美德，可是收到夸赞后故作谦虚的说辞并不会收获最优效果。我们习惯了在挫折和批评声中长大，以至于突然接收到外界对自己优点的真实反馈后反而手足无措。我尝试过很多种“厚着脸皮”接受称赞的方法都以失败告终，回看2019年的自己才发现，治疗这种尴尬症的灵丹妙药似乎只有不断被动或主动接受来自外界真实又善意的夸赞，以此覆盖自小接受的诸多批评——过去一年我收到了太多发自真心的赞美，而它们让我开始深深地明白在面对​​它们时自己不用一边红着脸摆手，一边尴尬地拒绝。我好像也在同样的时间开始明白，面对真实赞美的最好方法就是坦然接受，再向对方送出自己最真诚的称赞，于是更加频繁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和称赞好像也变成了一件更加容易的事。

没有改变的是，我依然在疯狂地通过别人寻找或实现自己的价值。

2019年夏天，自己通过残运会志愿者的选拔，成为了一名盲人足球行政接待志愿者。即使一直告诉自己参加志愿活动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是主动寻找、创造价值，是努力体验不同的生活，我还是忍不住想：通过得到他人感谢体会自己的存在，是不是经过他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又是否能够独立地完成更多价值的提升？2019年，无解，2020年？仍然不确定。

5月初我迎来了属于大学的第一个春假，而同学间流传的关于学校突然增加春假的原因几乎让人每每思之都会发笑：学校资金不够，只好延长假期节流。不管事实如何，总是给了我出游的机会。

旅伴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会随时随地地拍照，时间在她的指间、快门和照片里流淌着——我很少有过这样奇妙的感觉。父母拍照从来只为“留念”而非“让时间流淌”或“创造美”，尝试着告诉他们自己看到过的拍照技巧，他们不屑一顾；以自己不愿出现在草率随意的照片中让他们被迫听些我的声音，照片的效果却依然让人哭笑不得；提出希望购置一台相机，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手机拍照越来越先进了，用手机和相机有什么区别？随便拍拍就好了”。自己对于美的感受就这样被一点一点消磨着，当我学着朋友笨拙地举起手机尝试体会从前难以体会到的美时，屏幕里的歪歪扭扭的照片对着我发出了无情的嘲笑声，可是，2020年我还是愿意多拍些歪歪扭扭的照片，它们大概也会慢慢变得像样起来吧。毕竟，我已经在残运会收获到一句“你学过摄影吗”的疑问了呢。

“只要我走的路都是对的路。”这种回应被太多人说“太年轻”，其实我只是要承认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不管它们从事实上看到底有无对错之分——都让我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不管是好是坏，我接受这样的自己，于是也就没有什么否认过去的立场了。所有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哪怕是别人帮我做出选择，也只是我选择把自己的选择权暂时交在他们手里。2019年，我试着治愈缺少选择权的自己，2020年，我想试着拿回这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