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過身後,讀何偉的《埃及革命考古學》
2011年,一場由突尼斯迸發的反政府示威席捲埃及,衝垮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權,當代法老就此被阿拉伯之春的烈火焚身。綜觀穆巴拉克的人生軌跡,其先是發跡軍旅,在44歲那年成了阿拉伯世界最年輕的空軍司令,又經緯國政,於53歲正式問鼎埃及總統。在30年的統治生涯內,穆巴拉克雖有建樹,卻也一步步為自己的倒臺埋下禍根,他曾是全國98%選票的心之所向,卻也在萬民唾棄中倉皇辭職,並於今年2月24日,正式從人生舞臺謝幕。
於穆巴拉克而言,這場騷亂讓自己由中東強人跌為歷史罪人,最後再淪為無權老人;對埃及來說,阿拉伯之春是歷史的濃重一筆,到頭來卻彷彿什麼都沒改變-軍人執政依舊,經濟常處低迷。改變的風沙在不變的金字塔上嘯掠,碎裂的結構在失序的尼羅河中碰撞,這樣的埃及,筆者曾經見過;對寓居埃及五年的何偉而言,想必更是刻骨銘心。
用看過中國的雙眼凝視埃及
自打27歲(1996年)來到中國,何偉(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似乎就不曾離開過。從四川涪陵的英文老師,到《華爾街日報》、《波士頓環球報》、《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再成為四川大學的非虛構寫作老師,何偉的中國路走了20多年。在這段期間,他先後出版被稱為「中國三部曲」的《江城》、《甲骨文》與《尋路中國》,書中既有身處異域的抽離與冷眼,也有安居新鄉的融入與情熱,更側寫了當代中國的複雜與深邃。
然而,在他與中國的漫長交流間,還有段出走埃及的小插曲。2011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份遷居開羅,據其所言,事前感覺自己要去的是個「歷史悠久,語言豐富有趣,與中國很像」的地方。然而時值阿拉伯之春動亂,他與妻女的住所經常缺水斷電,自己也因抗議活動折斷腳骨,電腦與相機更差點失竊。最後何偉看著旁人紛紛進監獄,終於在2016年離開了埃及。但這五年種種並非徒勞,何偉選擇在2019年出版自己的埃及觀察《埃及的革命考古學》(The Buried),既書寫考古現場,也記錄革命以來的政治運動。而過往的中國經驗,也成了他丈量埃及的隱形圭臬。
例如談及埃及的社會秩序時,何偉便不只一次將兩國相較。其認為,與中國相比,埃及社會相對缺乏「系統」(نظام,nizam)。首先,埃及人普遍對數字不太在行,小販們時常找錯錢,且就算是小範圍的數字計算,都還得用計算機;但由另一個角度觀之,何偉認為這不失為一種放鬆,畢竟「中國對錢可以執著到令人厭煩的地步」,且或許正因如此,何偉發現埃及人的語言學習能力非常強大。雖說這其中也有殖民、埃及人愛交際等因素,但曾在中國執教的何偉還是感嘆:「中國學生常用學數學的方式來學語言,也就是憑記憶力死背,加上反覆練習」,但在埃及有許多平民根本沒受過任何正式訓練,卻能在面對觀光客時說上一口好英語。
此外,許多埃及人的生活日常毫無規律與秩序可言。何偉舉例,賴床、不按時吃飯、社交到半夜可謂埃及常態,在阿拉伯語的埃及方言中,還有無數表達「遲到」的厘語短句;相比之下,中國的時間觀非常嚴密,約好時間後遲到是例外,不比在埃及遲到是常態。
而這種「失序」,也體現在埃及自編的阿文課本中。何偉回憶,他當年學中文時,用的是《用中文讀中國》,是中國自編教材,光是開頭幾課,就出現許多官方機構、政府組織的名字:「婦女協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總理」、「社會主義」等;但埃及自編的阿語教材,除了穆巴拉克總統外,就很少出現其他政府相關名詞,甚至還暗藏對國家體系的不信任。例如有段對話如下:
父親:「你的大學朋友都去哪了?」
馬哈茂德:「去大公司工作了。」
父親:「那你怎麼不去?」
馬哈茂德:「這要靠關係。」
這裡的關係用的是「wasta」(واسِطة)這個字,在阿語中意指「走後門」或「裙帶關係」。在讀完這段帶著淡淡哀傷感的對話後,何偉聯想到了中文裡的「關係」,在他看來,中國的「關係」 時而腐敗時而彈性,而正因中國社會體系已充分發展,故「中國式的關係」可以培養、學習、操弄,只要有方法與常識,人人都可在中國建立自己的「關係」;但在埃及社會中,所謂「關係」卻更像階級,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人們當然還是可以經營自己的人際關係,但這些交情很難讓自己躋身另一社會高度。
除了比較埃及與中國社會外,何偉還特別用了一章的篇幅,來書寫在上埃及闖出一片天的中國情趣內衣商。就意識形態版圖來看,上埃及可謂全國最保守的地區,此處的穆斯林婦女不僅多包頭巾,也常有黑衣蒙面裝束,但在何偉打入當地溫州商人圈後,卻發現保守之下其實別有洞天。
一般而言,埃及婦女通常會準備三種服裝,保守的在外穿,輕便的家中穿,性感的則有特殊作用。而或許正因上埃及婦女在外穿著普遍保守,故而物極必反,對情趣內衣的消費需求也相對巨大。受何偉採訪的一位中國商人便表示,她的店每兩個月就要從中國進一批新貨。而依據埃及婚俗,每逢新人要共結連理,新郎往往負責置辦房產和傢俱,新娘則出資採購小家電、廚具和衣物,故何偉也曾多次目睹所謂婚前性感內衣採購團:新娘由未婚夫、母親、兄弟陪同,一夥人共同挑選胸罩、絲襪、丁字褲、各種睡衣睡褲。看完這幕,他不禁喟嘆:在亞洲,就算是最有自信的婦女,也會因購買內衣時有父母、未婚夫與兄弟在場而感到尷尬,沒想到這在埃及卻如此稀鬆平常。
而在採購當下,中國店主常以特殊的埃及阿拉伯語招呼顧客,何偉稱其為「內衣店方言」。這種方言起於溫州商人圈,以何偉接觸過的某些受訪者為例,這些中國人剛到埃及時不僅一句阿語都不會說,甚至連英語也不大通曉,卻能靠著日積月累模仿顧客,耳濡目染習得語言;然而由於情趣內衣店還是女顧客為多,故這些商人講話都有一特徵,那便是動詞都以陰性結尾,故就算是男店主,也多以女性口吻招呼客人,頗有安能辨我是雄雌的錯位感。
而這種錯位,也像極了何偉眼中的埃及與中國。這兩大文明古國在某些神髓上似曾相似,卻又極其不同。正如中國商人透過女顧客之口學習埃及阿拉伯語,何偉也透過自己的中國經驗梳理埃及,進而反扣阿拉伯之春。
解構革命的時間與系統
在《埃及的革命考古學》中,「時間」是條再明晰不過的主線。而早在此前,何偉便曾於書寫中國的《甲骨文》中探討時間概念。身為一個現代人,我們已習慣用線性的方式理解時間,隱然接受了歷史將不斷進步的假設,進而強調邏輯、理性與個人主義的重要。但何偉認為,正是這種習以為常的思維,讓我們淡忘了時間的循環性,容易視所在當下為「歷史的關鍵時刻」,結果便在千年一隅中過度流連,錯估了阿拉伯之春的意義。
何偉在埃及時常與考古學家接觸,因而知曉5000年前的古埃及時間觀。在古埃及人的思維中,時間有兩種:「Djet」與「Neheh」,Djet有靜止之意,或可譯為永恆; Neheh則是週期,喻指重複、更新的意像,例如太陽運轉、季節流逝與尼羅河的週期性泛濫等。
而之所以存在雙調的時間觀,何偉認為這與埃及的兩極地貌有關。對尼羅河谷地的居民來說,洪水年年降臨,水患所經之處雖是一片狼藉,卻也暗喻肥沃的生機與重生;但對沙漠中人而言,除了翰海黃沙與各色沙丘外,周遭環境就是一片死寂,沒什麼變化,因此他們的國度適用另一種時間。
而藉此雙調的時間概念,何偉進一步解構人們賦予阿拉伯之春的線性感與進步光環。在他看來,埃及近代史雖在無數政變、戰爭等「Neheh」中前進,但其本質是在中世紀與現代秩序間來回擺盪,埃及沒有因沙達特(Anwar Sadat)遇刺換上穆巴拉克就更好,也沒有因一場阿拉伯之春就成功民主化,這個國家一直走著自己的路線,其本質還是停留在某種「Djet」中。阿拉伯之春不過是眾多「Neheh」之一,就像時間一到自然發生的尼羅河洪水。
而何偉在書中用以反思阿拉伯之春的,還有另一主線:「系統」。據何偉所述,他之所以會關注系統這個概念,也與自己的中國經驗有關。他於90年代踏入中國,起初還不是個獨立的作家,而是在地方單位工作。所謂單位,裡面有領導、結構與規定,又掛靠國家,就像一部部小機器,可以自行運作,同時支援大型工廠產出。而當年許多中國人都在各種單位裡謀生,故而整個國家可謂是各種系統的集合體。
然而當何偉遷居開羅後,便發現埃及社會有一根本問題:缺乏統一的系統。除了前段舉出的中埃社會對比外,何偉還將此現象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例如在首都開羅,約有65%以上的人口住在違章建築裡,但政府對此不僅睜隻眼閉隻眼,甚至根本不願、也不能解決這件事;當人民被警方取締,雖偶爾能以賄賂解決,卻也有被活活打死的風險;龐大的官僚雖享受著相對高薪,卻似乎什麼計畫都沒在執行;國外援助源源不絕湧進,但政府彷彿都沒將錢用在刀口上。
在埃及,政府看似專制,卻只能掌控部分系統,無法在所有角落貫徹法度;但人民也算神通廣大,總有一套本領能讓自己在失序的國家中存活。筆者曾三度拜訪埃及,對此也是頗有感觸。
以交通為例,出門搭公車的路上,首先要過馬路,這時看的必須是車而非交通號誌;上公車前也永遠要問司機是否有停自己要去的站,因在當地過站不停是常態;如果過站便是鼻子一摸乖乖走路,或是改搭名叫autobus的小包車,但同樣得每台都問價錢與停靠站,因為沒有統一標準;如果搭計程車還得注意,司機常開到一半自行加價,而乘客除了假裝兇狠外,往往別無選擇。以上種種不過是生活失序的一隅,但適應之後便覺稀鬆平常,這時又會生出種「自己也算埃及人」的欣慰。在埃及,秩序與混亂間既有張力,又維持著某種平衡。對筆者來說,那是段既挫折又充滿成就感的有趣歲月。
然而,何偉也好,筆者也罷,畢竟都是過客,可以在心靈上自由進出所謂「埃及人」的身份;但當地人卻是終其一生要過這種日子,國家治理無能是真,腐敗也是現實,人民久了自然要上街頭,阿拉伯之春的火苗因而竄出;但這種治理障礙又已深入骨髓,區區革命不過讓權力洗牌,政府上臺後多仍蕭規曹隨,官僚顢頇腐敗依舊,於是整個國家的治理問題繼續存在,所謂示威與革命最後就成了人民與政府間的古巴飛彈危機,雙方硬撐,最後看誰先鬆手,例如埃及在2019年又爆發了反政府示威,但在政府逮捕4000人後,人潮終究散去。
既考古埃及革命,又回望中國
在埃及這5年,何偉以時間為經,系統為緯,為我們留下一本精彩的埃及革命考古報告。然而,這何嘗不是他對中國的另一種隱晦回望?他曾詢問埃及當地中國商人對阿拉伯之春的看法,對方回應如下:
「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趕下臺,情況還會比現在好些。」
書中雖未針對此句直接給出評語或結論,但筆者曾讀過他於《紐約客》上談及此事的長文報導,何偉是這麼認為的:
「我常聽到中國企業主們發出這樣的議論,在西方人看來,他們顯得見利忘義,因為按照西方的設想,一切局外人都該樂於看到埃及改革。但也許中國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為他們看到了埃及實際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樣子,……,按照中國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軍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絲毫沒能改變他們之間的關係。家庭關係不變革,談論革命就毫無意義。」
對何偉來說,他的埃及生活離不了中國經驗;而他的某些中國觀察,也往往要在出入異文化後,才會不經意迸出。如今穆巴拉克已逝,何偉也已回到中國,但這份角度殊異的革命考古報告,將會成為見證那段激情歲月的另一種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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